史习斌

摘 要：受朦胧派诗人影响的李强在“诗之时代”萌生诗歌理想并开始诗歌写作。之后的时代变迁、身份和境遇的变化并没有影响他在持续而繁杂的公务之外保持相对纯粹的诗性空间，创造纯美之诗，寻找旅途梦幻。他在生活之上构筑自己的诗意理想，并试图通过诗歌中的直接表现、诗歌观念的间接阐释以及诗歌传播与教育传承等方式得以实现。这是一种泛理想主义的精神资源，它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处境与意义，正如萤火虫的诗光闪耀在霓虹灯下。

关键词：诗性空间 诗意理想 泛理想主义

文学是文化的精神内核，诗歌是文学的浓缩形态。无可否认，在多元化、大众化的文化背景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今时代，诗歌正从曾经的“发烧”、燥热状态回到自适自处的“恒温”、正常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刻意追求轰动效应以排解寂寞，或是牢骚满腹地发泄身处“边缘”的孤独，都不是成熟的表现。如今，写诗可以是一时兴趣，也可以是终身职业。写诗、读诗、传播和传承诗歌，于个人是一种自由选择的正当爱好，进而是一种精神需求，更深者是一种修行甚至信仰；于社会和民族而言，则是记录时代变迁、珍藏文化密码、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虽然并非诗歌独有这样的功能，也并非诗歌独处如此境遇，但是在喧嚣的时代追求静谧终究是一种不同的选择。正如诗人李强在他的诗集《萤火虫》自序中所说，在霓虹灯泛滥的今天，萤火虫已成为珍稀物种。我们当然允许大部分人在霓虹灯的闪烁下狂欢，但也绝不能因此干扰少数人的沉思，绝不能因此否定这些人的艺术理想。在我看来，“萤火虫”正是诗的自喻，微弱而独特的诗的光芒比闪烁的霓虹更加耀眼。“萤火虫”也正是作为诗人的李强的自况，供给他诗的身份、来源、使命和理想。

一、“诗之时代”的理想萌生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李强，大约是在80年代初开始诗歌写作的。他回忆说：“十七岁到华中工学院读书，偶尔接触到以北岛、舒婷、顾城为代表的朦胧派诗人的作品，喜欢不已，也开始尝试写诗。这一写，就再也停不下来了。”这一心迹描述是确切的。在20世纪80年代那样一个诗歌炙手可热的文化氛围中，每一个在场的文学人都很难不受到感染和影响。李强在80年代所写的诗歌，如《给XSR》《忠告》《问风吧》《风筝》等，浪漫唯美的风格、意象化的表达、爱情的呼唤与人性的张扬，都显示出那个特定年代的独特之处，或多或少隐藏着对朦胧诗接近甚至化用的痕迹。这一时期的写作激情和牛刀小试，既是其写作史上的首次艺术实践，也是诗人的诗歌理想萌生的现实源头。

对于李强在自述性回忆中提到的三位诗人，我们都可以从他的诗中找到精神相遇的见证。诗人顾城自杀在当年可谓轰动中国文坛的大事件，也对无数文学青年造成过精神困惑和艺术打击。就在顾城自杀后整整一个月即1993年11月9日，初入诗坛的文学青年李强写下了《痛闻顾城之死》，诗的末尾直呼：“我站在人声鼎沸的大陆/望孤岛/ 望彩虹消失的地方/心中的哀痛/能向谁诉说”。如前所述，李强的诗歌写作最初是从接触朦胧诗人的作品开始的，朦胧诗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顾城以非正常的方式结束生命，对一个青年诗歌爱好者的心灵震撼可想而知。如果将海子与顾城的自杀作为两个关键节点，再将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市场化、商品化作为最后一根稻草，那么理想主义尤其是诗歌的理想主义无疑遭受着灭顶之灾。所幸的是，诗歌的灯火并未完全熄灭，不少人仍然以此为职业，而对于李强这样的“兼职诗人”来说，则仍然在诗歌中延续着未完成的理想，即便是到了新的世纪，这种理想主义的根源性纠缠仍然没有消失。直到2016年8月在武汉诗歌节面见北岛后，年过半百的李强仍然写了一首《致敬北岛》，表达对这位当年影响了自己的诗人的敬重。作为受朦胧诗影响而开始诗歌创作的诗人，李强将“学习与致敬”两种姿态同时置于诗中，并将其喻为一对“亲兄弟”，这种相遇是一个曾经的文学青年诗歌梦想的象征性实现，也是发自内心的对诗歌的敬畏。与之不同的是，《也曾试探舒婷》则将这种神圣感谐趣化：1985年在松花江畔工人文化宫听舒婷讲座时，读研究生的李强“傻乎乎提问”：“顾城永远八岁/舒婷永远十八岁/北岛永远二十八岁/是不是这样？”当时的舒婷假装没看见，三十年后的2015年在武汉诗歌节再次提起这件事，舒婷半开玩笑地回应“想不到一本正经的校长/当年如此调皮”。看似“傻”却契合三位诗人突出特点的提问仍然没有得到正面回答，然而经过长久的酝酿和追寻，终于与引领自己走上诗歌写作最初之路的三位诗人有了现实或精神的交流，這对诗人的心理象征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十七岁写诗，从青年写到了中年，从“早上七八点钟”写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写着写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只、两只……101只萤火虫飞了出来，闪闪烁烁，照亮这一方孤独而纯粹的空间”。这是诗人李强对自己创作道路的时间梳理，从中可以窥见其充满毅力的创作历程和艺术理想与精神价值的坚守姿态。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非职业化诗人李强尚未挺进中国诗坛的前沿阵地，也没有引领一种诗歌潮流、创建一个诗歌流派，如果一定要对他做一个归属性划分的话，将其看作一个受朦胧诗影响的中间代诗人似乎更为合适。北岛、舒婷、顾城为代表的朦胧派诗人的作品成为李强的诗歌启蒙者和写作引路者，并隐隐约约成为其20世纪80年代诗歌写作的一种摹写对象。在那个特定的“诗之时代”，文学很容易成为一种简单的信仰，文学青年李强与诗歌的第一次接触成为一种文学结缘，那种文学理想的温暖一直潜在地作用于他的精神记忆，使之在各种身份的转换中始终保有一个诗人的身份。

二、公务之外的诗性空间

文学与权力的纠葛古已有之。在文学的审美性日益得到强调的现代社会，有人主张二者分开以保证文学的纯正，也有人看重二者的融合以拓展生活体验圈子，可以说各有各的道理。这些年，关于官员与诗歌的争论屡见不鲜，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当然，不可否认，现实中确实有某些官员借诗歌附庸风雅，也有不少诗人成为官员后不再是诗人。对于一直以诗为伴并最终“落户”教育系统的李强而言，我更愿意将其视为一个“寄居官场”的诗人。这样说不是对他“官”的不尊重，而是对他“诗”的尊重。李强在诗歌的繁盛年代和人生的理想主义时期与诗歌相遇，之后一直没有放弃；他对诗是有敬畏的，诗在他的审美空间里有着一定程度的纯粹性，在他的心灵深处保有一方净土。

很多官员诗人在诗中对自己的官场世界是讳莫如深的，有的甚至连工作方面的事也只字不提，但李强似乎并不完全是这样。在《胡思乱想》一诗中，随着思绪的放飞，诗思也飞扬起来，自然、人生、生命的诸多命题在冬日的“胡思乱想”中渐次展开，而在“最后突然想到，一个小时后/还有专题会议要主持召开”。此外还有《都有病》中的“听报告有点累”、《说给文化人的泄气话》中的“文化处长”、《在武汉大学听课有感》中的“小动作”以及一些考察活动中的大致踪迹等，都是一般的官员诗人为了“形象”和“清净”而不愿为外人道者，李强不仅有所表现，而且多取一种诗人的态度观之，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官场话语的束缚，在紧张忙碌的公务生活的闲暇片刻，不忘造访内心深处颇为珍视的那一方诗性空间，这无论如何都是难得的。对于自己的“双重身份”，李强并没有回避，而是从积极的方面加以肯定：“过去唐朝很多大诗人都是公务员，毛主席在长征时也写出了很多伟大诗篇。肩负领导职能的公务员，视野更开阔，观察社会变化和人生的角度更多。有一次别人向我汇报工作，中途有十五分钟休息，我就想入非非，然后完成了一首诗。”在李强看来，当公务员甚至官员是人生体验之一种，却又是文学表现视角之“别一种”，其好处在于既能亲身体验并真实表现这一特定领域的生活，而不是完全凭空臆想，又能从文学的远处甚至对立处更立体地看清文学的多维面目，从而更加坚定自己的文学理想。

李强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他有限地透露了公务生活（官场）的“内幕”，且站在文学的审美角度对官场生活进行审视，而更多地在于他在公务生活之外构建了一方属于自己的诗性空间，用以承载他的诗歌理想。

其一便是纯美之诗的创造。李强写过一些较为纯粹的关于花的诗：“在封闭的空间自由自在”、超凡脱俗的“幽灵般的花朵”（《幽灵般的花朵》）；“就像那些田野、院落、炊烟、烛光”里的木槿花（《木槿花》）；一言不发走进陋室，“偶然相聚/必然分离”的水仙花（《水仙花》）；成为“我梦里的风景”“纪念一去不复返的70年代”的瓜叶菊（《瓜叶菊》）。这些“花诗”虽不是写于同一时间，却自成一体，且都自有一种情趣，在对各种花的静观与赏玩中，表现和寄寓了自己的诗之意趣。《微笑》一诗以博喻结构全诗，以柔风、花蕾、怦然心动、彩虹、星光、回乡之路、虚掩的门为喻体，抓住了不同情境下的微笑瞬间给人的心理感受，是纯粹的诗意感觉的书写，不禁让人想起林徽因的《笑》。李强曾自我总结道：“我用八个字来概括自己的诗：小桥流水，优雅细腻。如果要把自己的诗分类的话，可以分为‘一往情深类和‘强词夺理类。‘一往情深类就是抒情式的，‘强词夺理类就是哲理幽默调侃式的。”这一自我概括大致是确切的。“花诗”与《微笑》均可归入抒情式的“一往情深类”，至于“强词夺理类”的哲理之诗，则如《天堂之路》，提供了深邃的冥想与异样体验；《不眠之夜》，显示出对掌控一切的“上帝之手”的喟叹，对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生命之流的凝视；《苏格拉底的麦穗》，以诙谐的口吻讨论哲学问题，得出了“一株麦穗就遮蔽了天空/如何能找到云端上的家园”的生活智慧。无论是抒情式的书写还是哲理式的领悟，都是一种较为纯粹的纯美之诗的创造。

其二是旅途梦幻的寻找。即通过对旅途中的风景、风物、文化的感悟和书写，在梦幻般的诗意世界和“行走”的姿态中构筑自己的诗性空间。《梦回凤凰》由一次即兴的旅途梦幻般地回到“偶尔被记起，经常被遗忘”的遥远的故乡、童年的天堂。《品读中原》开篇便说“梵音如风如雾如温柔的呢喃/生活在尘世忙碌/钟表在这里停转”，继而通过嵩阳山、石窟、洛阳古都等具有代表性的中原历史文化符号的书写，发出了“回到从前的伊甸园”的宗教般的呼喊。诗人作为一个祖籍河南的汉子，与中原的血脉纽带和亲近感几乎是再自然不过了，此诗即是一种文化归属感的诗意表达。1999年的一次旅行，得诗《我来到了四方街》，丽江古城的四方街“多次出现在我的梦里”，诗人来到这里看景、寻梦，在夜深人静之时发出了“请不要再找什么香格里拉/请不要再谈什么世外桃源”的由衷感慨。2006年1月所写的《寻找香格里拉》，表面上用三个“我没有看见香格里拉”做字面的否定，实际上却用细致的笔墨铺排了香格里拉的风景与人文，并在结尾处浓情呼告：“心中的雪莲花呀/你是我一生一世不可企及的眷恋”。而就在这一年9月，诗人终于来到了更加盛产雪莲花的西藏，得诗《从林芝回拉萨的路上》，牦牛、青稞、格桑花、苍鹰等典型的西藏意象渐次入诗，作为挑战体能和勇气的高原终点，西藏成为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诗意和理想实现的标示，因而在“指引我们走在朝圣的路上”的尼洋河的带领下，從身体到精神都沐浴在一个“辽阔、纯净、和谐的新世界”之中。

三、生活之上的诗意理想

李强的诗作涉及广泛，有对当爸爸、儿子长大、旅游、出差等日常生活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自始至终有一种在日常生活之上寻求诗意理想的企图。“我只在诗中记录生命，记录曾有过的忧愁与愉悦。一个顿悟，一阵迷茫，微风掠过水面的一种形状，鲜血滴落泥土的一个过程……”这是李强诗集《萤火虫》自序中的一段话，也是《我只在诗中记录生命》一诗中的诗句。在生活之上记录生命的喜乐，冬日暮色中，诗句翩飞，“带我到一个夏天的夜晚/看一位少年/攀上树梢/找寻星空的奥秘”。诗中自始至终充满对少年生活记忆的追忆，一种时光流逝少年不再的遗憾，既是一种生命体验的传达，也是一种诗观的表达。李强曾在《李白，你为什么这么白》一诗中旗帜鲜明地宣称“社会是大染缸/将天真烂漫染黑/诗歌是漂白粉/将七情六欲漂白”。这是对诗歌净化人心功能的褒奖，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借助诗歌的发言。此外，还有不少诗也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诗人对诗的艺术观念。《诗人来了》从李不白酒后对诗歌的疑惑入手，表达了诗人对纯粹诗歌理想的推崇，而当酒醒之后的李不白“躲在暗处/号啕大哭起来”，这种民族化诗歌理想的现实困境得以凸显。《诗的三十一个化身》是诗人对诗歌的个人化的理解，以及这种理解的物象投射。在这三十一个化身中，有“风雅颂”的古典源头，有“梅兰菊”的传统隐喻，有“大熊猫”“白鳍豚”“金与玉”的稀有和珍贵，有“彩虹”的绚烂，更有“雪莲”的圣洁和“珠穆朗玛峰”的孤傲，而到最后，则化身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的/那个人”。这些“化身”的寓意告诉我们，诗是宝贵的，诗歌写作是孤独的，诗就在身边，却又容易被忽视，但她一直在繁华背后等着执着于她的人，诗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理想就是诗人与化身为诗的“那个人”的相遇。

诗意理想的实现途径，除了诗歌中的直接表现和诗歌观念的间接阐释之外，还可以以诗教传承的方式得以延续，从而让更多的人走近诗、喜欢诗。李强有一首诗叫《特别的你》，他在诗中幻想女儿出嫁时“嫁妆是一棵树/一首诗”，树在院子里，四季开花；走进院子，推开窗子，闭上眼睛就能读到那首诗。显然，这是诗歌艺术生活化的理想状态，是诗意理想代代相传的美好愿望。更有甚者，他干脆以《你应该读一點诗》相劝，在提出“你应该在屋顶种一簇花草”“你应该在院里蓄一池清水”和“你应该有一位远方知己”三大建议并做好铺垫之后，亮出了终极建议，也正是本诗的主旨：“你应该读一点诗/人在红尘/要聆听天籁之声/人在旅途/要留意故人之讯/人在江湖/江湖中有险恶/更有不朽的旋律、永恒的星光/若即若离/你不亲近/今生将注定独行/你可以用一百双眼睛观察世界/你可以用一千双脚板浪迹天涯/你可以用一万种心思感悟人生/只要你读一点诗”。在这里，诗人走出了纯粹观念性的个人诗歌理想，而希望将这种诗歌理想推而广之，影响更多的人。李强曾经说过，一个人可以不写诗，但是不能不读诗。《你应该读一点诗》正是这种观点的诗性表达。得益于自身多重身份带来的资源优势，李强曾多次在自己执掌的大学校园里举办诗歌节、诗歌讲座等活动，目的也是想推动校园里的诗教活动，并希望能在校园之外推广，让更多的人“读一点诗”。借助移动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的东风，李强还推出了“湖畔聆诗”公众号。这个以“介绍校园诗人，推送新诗歌，推进学校诗歌教育”为宗旨的个人诗歌公众号，自2015年10月29日开通以来，迄今为止以“李强诗作系列”的方式已经推送了李强个人的诗歌作品九十九期，约三百多首诗歌。每一期推送基本能达到四百左右的阅读量，这对一个时间不长的纯粹个人诗歌公众号来说已经形成了相对不错的固定读者群了，况且有不少诗作阅读量有很大突破，悼念性的诗歌《一枚杨树叶凋零了》真切动人，达到三千多的点击量，上百的点赞；《地平线上的生灵》更是高达一万五千的点击量。在虚拟的赛博空间里，自媒体的便捷和广泛传播成为物理现实世界的很好补充，大大拓展了诗歌教育的领域，为诗意理想的实现创造了一种新的方式。

李强的诗歌创作开始较早，时间跨度较长，虽然没有大规模密集创作的高峰时期，但山水辗转、世事变迁和身份改变都没有中断过。他所创作面世的约四百首诗歌除了“湖畔聆诗”公众号的推送，基本都收录于诗集《萤火虫》中。集中的《萤火虫》一诗作为整本诗集的题诗，自然代表了诗人内心的深度认同，也是诗人文学理想的某种寄寓。诗开首便用“会飞的露珠”“会呼吸的琥珀”“会舞蹈的精灵”来形容“闪着微光，自由翱翔”的萤火虫，将其纯净、灵动、自由而又短暂、微弱的特点展露无遗。即便如此，小小的萤火虫仍然能够记录村庄的沧桑、唤醒少年的幻想，仍然能够在荒芜之地闪耀，在背井离乡人的心里激起涟漪、引发回响。在公众号的推送作品中，《丁龙来了》组诗之一再次将笔触伸向“蛰伏两年/苟活两周”的“喘息着/闪着微光”的萤火虫，对这一短暂生命给人过目不忘的永恒念想进行了动情的书写。《萤火虫，你在哪里》作为《到恩施走亲戚》组诗之一更加细腻：天黑透了，山风清冽，星光皎洁，“徐良益躲在暗处抽烟/忽然大叫一声/快看/一只萤火虫刚刚飞走//我们都很兴奋/我们都不相信/我们找了又找/看见了彼此身上/微弱的亮光”。每每有萤火虫出现，诗人李强都会无比激动，或者是感慨万千。萤火虫的意象在李强的诗中不时出现，反复撩拨着他的诗情，这是一种诗性的微光，与强烈而摩登的闪烁霓虹相比，或许显得微弱而单调，但它不仅成为一种现实的美，更是一种心灵和精神上的寄托，一种对诗意存在的珍视，对诗意理想的追求。

在当下的市场经济时代，真正的理想主义业已成为文学精神中的稀有资源。李强在理想主义高涨的年代投入诗歌写作并付出了青春年华，之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身份和境遇如何变化，他都坚持着诗歌创作、坚守着诗性空间，内心保有诗性理想，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理想主义—— 一种介于现实实用主义与纯粹理想主义之间的泛理想主义。这种泛理想主义对于艺术审美及社会发展意义重大，需要积极推广。正如李强所言：“在霓虹灯泛滥的今天，萤火虫已成为珍稀物种。如果你也喜欢，就请带一只回家吧。”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萤火虫，那么它的诗光定会在霓虹灯下闪耀，成为照亮拥有者诗意理想与精神世界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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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武汉市黄鹤英才计划（文化）项目“武汉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资源研究”，项目编号：201703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