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冬媛

[摘 要]随着金融服务业的不断发展，金融集聚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以2003—2013年各中国地级市数据为样本，将其划分为东、中、西部城市，实证检验城市行政级别、贸易开放对金融集聚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城市行政级别对金融集聚产生直接影响，且这种影响是正向的；贸易开放对金融集聚产生的影响不大，只有在东部城市中才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东、中、西部出现的回归结果不同，说明我国金融集聚存在空间异质性的特点。根据回归结果，提出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健全金融体系等政策建议，以促进金融集聚的发展。

[关键词]城市行政级别；贸易开放；金融集聚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8）02-0115-04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the phenomenon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has attracted peoples atten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data of each prefectural city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3 as a sample， and divides it into east， middle and west. The impact of urban administrative level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is empirically tested. The conclusion is as follows： （1） Urban administrative level has direct influence on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and this influence is positive； （2） Trade opening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and only in eastern cities， it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3） The regression results in east， middle and west regions are different，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regression resul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o give full play to government functions， strengthe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mprove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othe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Keywords：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Urban Administrative Level； Trade Opening

一、引言

國家高度重视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等建议被提上日程。随着金融服务业的不断发展，金融集聚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政府在城市金融集聚的过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的政府权力具有明显的空间等级性，城市行政级别就是其空间等级性的一个重要代表。在实践中，城市行政级别能够左右资源再分配的流向，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则其在财税汲取能力、经济发展权限、控制资源数量及基础设施等方面就更有优势，对金融集聚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一定的作用。

在贸易自由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各国商品和服务不断流动的过程中，资金也在不断流动，而资金的全球流动对金融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Beck教授（2002）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中，发现金融体系的有效运作有利于企业克服流动性约束，也使国家能够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改善本国的贸易规模和结构[1]。可见，对外贸易与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关系。

目前我国正处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时期，金融集聚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清其与城市行政等级、贸易开放的关系，对今后金融乃至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城市行政级别对金融集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贸易开放所带来的生产要素流动对金融集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关于金融集聚的研究主要从动因、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Park（1989）发现规模经济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动因之一[2]。Bossone等（2003）发现，信息溢出是集聚产生的重要原因，金融企业或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传递金融信息来分享利益[3]。李正辉、蒋赞（2012）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金融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规模经济、政府政策和信息不对称对金融集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4]。

城市行政级别作为政府干预的制度性手段，对金融集聚乃至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Jonathan Morduch和Terry Sicular（2000）研究中国县域经济，发现基层地方政府出于自身考虑，会通过制定政策和完善基础设施等方式主动改变当地经济落后的现状[5]。Sylvie D（2002）认为，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市地理位置要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优惠政策的作用相对滞后[6]。城市行政级别代表当地政府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其所拥有的政治权利或政治资本就越大。而政治资本丰厚的地区，往往是离资源再分配中心距离较近的区域，更能做出有利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7]。在金融服务业领域，王麒麟（2014）研究了城市行政级别、贷款规模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发现城市行政级别影响地区金融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8]。

贸易开放对一国金融集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金融集聚是金融服务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金融体系的发展影响国家的对外贸易。Beck（2003）发现，如果一国的金融体系发展完善，那么高度规模经济的部门将具备比较优势，同时，这些部门也将出口产品[9]。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集聚的重要表现。历史上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存在国际化这个共性，它们通过航运贸易积累了大批财富，大批金融机构和金融家在此汇集，吞吐进出口贸易的大笔资金，从而形成了国际金融中心。郭保强（2000）在研究美国金融中心从费城变迁到纽约的原因中，发现商业贸易量是费城成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决定性力量之一[10]。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金融集聚、城市行政级别与经济发展，贸易开放与金融集聚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学者局限于单方面研究金融集聚，而城市行政级别与经济金融发展，贸易开放与金融集聚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据此，本文以中国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对城市行政级别、贸易开放对金融集聚的影响进行研究，探究贸易开放与金融集聚、城市行政级别与金融集聚之间的理论关系和影响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范围、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1.研究范围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的291个城市，包括4个直辖市和283个地级市，采用的面板长度为2003—2013年，但由于香港、澳门、台北、拉萨、济源、海东、铜仁、毕节、陇南、中卫等10市数据缺失严重，故予以剔除。本文所使用的281个地级市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4）》《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4-2014）》《海关统计（1997-2013）》《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及各市对应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为消除数据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变量采取对数形式进行分析。

2.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指标选取

本文采用区位熵（LQ）的方法来测算我国金融服务业的集聚程度，采用各地区金融业从业人员数来计算地区金融服务业集聚的区位熵指数进行衡量。区位熵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qij表示j地区i产业的金融从业人数；qi表示j地区的全部金融就业人数；qi表示i产业的全国金融从业人数；q表示全国金融就业人数。当LQ越接近1，则说明该产业的集聚化水平比较低；越大于1，则说明该产业的集聚化程度越高；此外，指数越大的地区在该产业的集聚程度就越高。

（2）解释变量指标选取

①贸易开放（OP）。一国或一地区对外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其所需要的金融发展水平也要较高。外贸依存度一般用来衡量一国或一地区的对外经济贸易程度，本文采用各城市进出口总额占其GDP的比值来衡量贸易开放水平。

②城市行政级别（CAL）。对城市行政级别这一虚拟变量进行赋值，具体如下：将正部级、副部级及正厅级城市虚拟变量赋值为1，副厅及以下城市虚拟变量赋值为0。

（3）控制变量指标选取

为了减少变量的遗漏误差，引进以下相关控制变量：

①经济发展程度。选取各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发展程度。

②外商直接投资（FDI）。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金融业发展的联系较为密切，因此选取各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

③政府干预（GOV）。考虑到政府财政在金融集聚中发挥的作用，本文用各城市政府财政预支出占GDP的比值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

④人力资本（HC）。一般地，一地人力资本水平影响金融产品的供给能力，进而影响金融产业的集聚程度。采用各地区小学、普通中学和普通高等教育学生数之和来衡量人力资本。

（二）描述性统计

为了消除异方差带来的影响，首先对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接着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具体见表1。

（三）模型设计

本文选取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检验。模型设计如下：

其中，FC为金融集聚，CAL为城市行政级别，OP为贸易开放，X表示控制变量，u表示随机项，i表示第i个城市，t表示第t个年份。若χ1与χ2显著，则表明解释变量的作用对金融集聚的影响明显；若不显著，则表明金融集聚并不受到解释变量的影响。如果χ1和χ2为正，则说明解释变量对金融集聚有促进作用；如果为负，这说明解释变量对金融集聚有抑制作用。

四、实证模型检验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东、中、西部在资源分布、民族风俗与文化习惯、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支持力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为了保证实证检验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本文在研究城市行政级别、贸易开放对金融集聚的影响时，分别对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分析，并对具体的回归结果进行相关比较。

由表2的回归结果得知，从城市行政级别的回归结果来看，城市行政级别对金融集聚的影响为正。全国地级市与东、中、西部城市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四者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从贸易开放的回归结果来看，当以全国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时，贸易开放对金融集聚的影响没有起到作用；东部城市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而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的贸易开放也并未起到作用。

在控制变量中，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对东、中、西部城市的金融集聚起到了抑制作用，它们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而对全国而言不起作用。就外商直接投资而言，全国地级市、中部、西部城市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皆起到抑制作用，东部城市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全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金融集聚起到抑制作用，东部城市不顯著。人力资本对全国地级市和中部城市的金融集聚起到了正向的积极作用，其在1%的水平下显著，而东部、西部城市不显著。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2003—2013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城市行政级别、贸易开放对金融集聚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城市行政级别对金融集聚产生直接影响，且这种影响是正向的。第二，贸易开放对金融集聚产生的影响不大，只有在东部城市中才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第三，东、中、西部金融集聚出现的回归结果不同，说明我国金融集聚存在空间异质性的特点。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充分发挥政府职能，改善投资环境

在发展金融集聚的过程中，政府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注意科学合理地配置资源。在充分认知本区域的基本情况下，根据城市的优势及特点，科学引导资金流向政府支持的金融产业和企业。在资源从上到下逐级分配的现状下，城市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拥有资源就越多，改善投资环境力度也会越大，金融基础设施、金融市场监管等也会越完备，对金融集聚的形成就越强烈。要实现不同城市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应努力改善城市的投资环境，积极发挥城市行政级别对金融集聚的能动作用。

（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提高贸易开放水平

目前我国正以构建“一带一路”为主线进行新一轮的对外开放，各区域应积极地充分利用这个对外区域发展平台，扩大对外贸易范围，加速城市内部的国际资金流通，促进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而言，应充分借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扩大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和欧洲等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要充分利用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等地区的对外贸易。此外，还可以利用多种贸易方式提升贸易开放水平，注重贸易方式转型，实现贸易方式多样化。贸易开放水平得到有效提高也会促进当地金融集聚的形成。

（三）健全金融体系，完善金融政策和法律法规

金融体系不健全是当前发展对外贸易的阻力之一，因此，要重视金融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的完善，极力避免在贸易开放过程中可能因金融比较劣势所带来的国内金融部门萎缩以及不利于金融体系长期发展的各种因素，确保贸易开放与金融集聚长期稳定的和谐互动，进而带动金融集聚的发展。具体而言，要完善金融政策，支持外贸发展；发展多样化的金融模式，实行出口信贷利率补贴、出口商票据贴现、促进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鼓励金融部门对出口企业担保、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规模等。

[参考文献]

[1]Beck T.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 Is there a link？[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2， 57（1）：107-131.

[2]Park， Yoon S.， Musa Essayyad.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Centers，Boston， Kluwer，1989.

[3]Bossone B， Mahajan S.，Zahir F.Financial Infrastructure，Group Interest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C].IMF Working Paper，2003.

[4]李正辉， 蒋赞. 基于省域面板数据模型的金融集聚影响因素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2， 33（4）：12-16.

[5]谢琳， 李孔岳， 周影辉. 政治资本、人力资本与行政垄断行业进入——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9）：122-134.

[6]SylvieDemurger. 地理位置与优惠政策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贡献[J]. 经济研究， 2002（9）：14-23.

[7]李明， 李慧中. 政治资本与中国的地区收入差异[J]. 世界经济文汇， 2010（5）：38-57.

[8]王麒麟. 城市行政级别、贷款规模与服务业发展——来自285个地市级的面板数据[J]. 当代经济科学， 2014， 36（6）：61-70.

[9]Beck， T.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11）：296-316.

[10]郭保强. 从费城到纽约——美国金融中心的变迁及其原因[J]. 华东师范大学学報：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6）：86-91.

（责任编辑：乔虹 董博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