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成名，他也见证了中国范围内“诗歌热”的涨起与落下。在《镜中》和《何人斯》问世的年代，张枣让每一个认识他的人为之着迷，他的才华，富含的古韵与新奇的创造力，多年后仍为其他诗人称道。下面的文字是好友陳东东对张枣的记述，节选自《亲爱的张枣》。

张枣《大地之歌》一开始就写到了那只鹤，十几架美军轰炸机逆着鹤的方向飞，于是，在想象的画面里，鹤也有一个朝它们逆飞的造型。张枣在上海的时候，我让他玩一个心理测试的游戏，要他依次说出自己最喜欢的三种动物，然后告诉他，他第一喜欢的动物代表自以为的形象，第二喜欢的代表别人眼中他的形象，第三种则是他本人真实的形象。

我记得他说他第一喜欢的动物是鹤。他的自我想象里，的确越来越出现了一只鹤。这只鹤逆着飞，从西往东，他越来越频繁地返回中国。

2005年，张枣受聘到开封市里的河南大学任教，从此一多半时间都在国内。2007年下半年，他又正式进入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任教授，还在北京买了房子，尽管妻子和孩子还在德国，但张枣算是完全回来了。

他到开封不久，我去看他。他带着我在雨后泥泞的小吃街转悠……同样在转悠的还有几条野狗。我跟他说：我们差不多就跟狗一样在到处觅食。他于是站下来，看着眼前疮痍的街景不动了。终于我们在一处昏暗的灯光下坐定，各吃了一笼包子。他说：“太便宜了，我很想在这里吃到贵一点的包子，但是没有，只有这种便宜的包子。”这话听起来，总像是还有个别的什么意思。

夜深临睡，张枣从冰箱里摸出啤酒，坐到窗前，在一片蛙声里沉浸。边喝着啤酒，他对我说：“就是这片蛙声……还好有这片蛙声……靠着这片蛙声，我们就可以过下去了……”

他初到开封，也蛮孤寂，尽管周边环境一定大不相同，但那种喝啤酒听蛙声的情境，还是能让我遥想当初他在德国的样子。他的发胖显然跟他喝啤酒有关。我还听他说过，在德国吃得那么胖只是因为吃得不好。翟永明碰到张枣，简直不能认出，说是只有通过门缝，才能看到他身上原先的那个张枣。

新世纪以来，张枣的状况又有了许多变化。在图宾根大学任教数年后，他在德国不再有任教的机会，依北岛一篇短小的回忆文章所说：“2004年……他（张枣）的状态不太好，丢了工作，外加感情危机。家里乱糟糟的，儿子对着音响设备踢足球。”有了第一个儿子没几年，张枣又有了第二个男孩，经济负担加重了不少。所以，他回国教书，改善家庭经济是一大原因。

但那种乡愁，我想，才是更为致命的原因。可以说还未出国，张枣就有了回国的打算，尽管1996年阔别后“痛失中国”的感受形成了他的一种自我阻止（崔卫平悼张枣的诗里写到他曾说：“飞机一落地/见到破旧的北京机场/心就凉了”），但在当时的一个书面答问里，他还是说感到在海外“得不偿失”，因为他“渴望生活在母语的细节中……我相信我作为诗人的命运只有回到祖国才能完毕”。

只是，后来，他那“该像一只蝉儿一样飞回去唱一唱”的设想并非没有被动摇。他即将回国时曾跟北岛通过几次很长的电话，据北岛回忆：“我深知他性格的弱点，声色犬马和国内的浮躁气氛会毁了他。我说，你要回国，就意味着你将放弃诗歌。他完全同意，但他说实在忍受不了国外的寂寞。”

回来后，张枣的写作速度的确放得很慢，而且越来越慢，到北京以后更像是忘了自己会写诗，以至于夜半独自喝啤酒的时候，“忽然想起自己几年没写诗了，写不出，每次都被一种逼窄堵着，高兴不起来。”而对于张枣，“写诗是需要高兴的”，他还把弗罗斯特拉来引证：“从高兴开始，到智慧结尾。”

每次回国，他似乎都奋力投入到声色犬马的漩涡之中，然而每次，从漩涡里挣扎出来便都是“丢失感”，是“痛失中国”的忧伤——2009年在北京，他碰到从北欧的孤单、寂寞、忧郁和压抑里一头扎进北京声色犬马漩涡的李笠，张枣说：“这是座文化沙漠！除了灯红酒绿，还是灯红酒绿。但天天洗脚又有什么意思啊？！”他在苏州的太湖边上也买了套房子，安排着生活，但他越来越没有可以写诗的那种高兴，而越来越写不出诗又令他越来越不高兴。

也是2009年，秋天，我到北京他那儿去玩，他开口便说“生活没意思”，像是说德国“真是没意思呀”的一个回声。“要么恋爱，要么写诗，否则生活就没意思。”他这么说，在他到处摆放着各种零食、吃剩的青蒜炒腊肉和酸豆角鸡杂碗盏的客厅里走动，尔后又喝起了啤酒。

我们一起去大觉寺玩，车在暮色里开来开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大觉寺，张枣开心得咯咯笑个不止，说：“这样最好玩……去一个地方玩却找不到那个地方是最好玩的……”这话听起来倒是有点儿意思……从大觉寺回来那天晚上，他指着墙上镜框框起的一幅毛泽东书贾岛句“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的印刷品说：“看到这幅字我就会想，什么时候我可以写出一首诗，有这样的滋味。”

张枣说：“我觉得自己的写作基本上是一次有计划的活动。”而这个“有计划的活动”并没有让他尽兴，因为，他说：“我还没有做出我想做的东西……”写诗越到后来，越像在朝高海拔的峰顶逾回，会有越来越多的缺氧感，会越来越迈不动步子。他写于新世纪的《钻墙者和极端的倾听之歌》《醉时歌》《父亲》和《枯坐》，包括只写了第1节的《看不见的鸦片战争》堪称杰出，只是写得太少了，而烟却抽得太多。

2009年11月他来上海，我跟他在延安中路华山路的天桥上见，他缓缓攀上来，说他这阵子剧烈地咳嗽，咳得浑身痛得要命。然后要我陪他去卷烟厂门市部买两条牡丹牌香烟。第二天我约他跟朋友们一起吃晚饭，在一家他很喜欢的餐馆。吃得正敞快时，张枣又是一通仿佛无休无止的大咳，然后，他说：“不行了，扛不住了，太难受了，我先走了……”他这次离席，我觉得，简直是个预告，一个象征性的动作。

不久就查出他得了肺癌，而且是晚期。他在他还未成人的大儿子艰难的护送下回德国治疗，几个月后，于北京时间2010年3月8日4点39分，在图宾根大学医院逝世。享年不足48岁。呼吸是诗人计算音节最根本的依据，张枣未完成的写作就此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