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私情治国
2018-05-08张耀杰
民主与科学 2018年1期
张耀杰
蒋介石通过1927年的北伐战争上位执政后,沿袭中国传统社会以天道、天理为本体本位的公天下、打天下、治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整全性质的思维惯性,以及与其相配套的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忠孝贞节廉耻、“存天理,去人欲”的礼教纲常;一心想要充当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的一统江山、统一思想的蒋家王朝家天下的天子寡人独裁者。对于蒋介石所奉行的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明确区分私情和公义之间的法定边界的化一国之公为一人之私的私情治国,余英时称之为“结金兰”的政治观;傅斯年称之为“法治观念极微”的“内心之上海派”;担任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参谋长兼美国总统代表的史迪威,称之为“无知、专横、顽固”的“威恩兼施”。
余英时所谓“结金兰”的政治观
2004年,余英时为台湾联经出版公司重新编校的《胡适日记全集》写作长篇书评《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把蒋介石始终没有走出中国传统的江湖会党以及家族企业拉帮结派、化公为私、任人唯亲、公事私办的用人逻辑,称之为“结金兰”的政治观。
所谓“结金兰”,就是混迹于江湖社会的会党人士通过发誓、磕头烧香而结拜为异性兄弟或干爹义子的亲情绑架。余英时为蒋介石这种“结金兰”的政治观所列举的第一项佐证,是胡适和蒋介石围绕雷震案而展开的一场韧性博弈。
1960年10月22日,胡适乘坐飞机从美国途经日本返回台北,并于当天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寓所接见记者,公开声明他相信雷震是个爱国之人,如需要可以出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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