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景瑞

摘要：洋务运动，是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洋务派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作为洋务运动最重要的符号之一，官督商办应运而生，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官督商办虽然只是一种过渡性质，但仍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洋务运动；官督商办；过渡；积极意义

一、由华新纺织谈到官督商办

华新纺织公司最初为“官督商办”企业。华新公司开始的集资计划中，第一次是官商股各筹四分之一。1915年周学熙任财政总长时，为筹建华新纺织公司，利用其财政总长的职权，从财政部预先垫借官款100万元（一说为80万元），并以其弟周学辉为该公司督办；商股则由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的大股东李希明、王筱汀及北洋官僚、军阀徐世昌、陈光远等人投资。这样在1915年，华新实业公司正式成立，定名为“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同时，北洋政府批准该公司在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的专利权，享受所有机器物料都免纳厘金税项的特权，自此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垄断了北方三省的纺织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汝霖在1918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后，认为华新既不交股款又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不如政府接管，变成纯粹的“官办”。

在徐世昌等人出面调停下，商股股东筹资，华新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企业，成立董事部，周学熙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华新由官督商办企业变为了商办企业。

“官督商办”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资本创办近代民用工业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也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近代新式工矿企业的重要经济形式之一。利用官督商办组织形式经营的大型民用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中国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其中1872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是清政府以“官督商办”方式兴办的第一个企业。

二、官督商办的产生、没落

18世纪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内忧加外患，使清政府内部的少数开明派认识到了时局的严重性，为挽救岌岌可危的晚清政局，洋务派官员如李鸿章等认为中国应当首先发展军事力量，才能对抗西方国家，从而以“自强”为中心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军事工业。

可是随着军事工业的发展，其需要的燃料、材料等均日益增加，交通、通讯等又急需跟上；而当时的清政府财政情形每况愈下，入不敷出，虽经多方筹措，仍不能满足需要。洋务派由此又提出了“求富”目标，即兴办民用工业以盈利来解决军事工业的经费筹饷问题。不过在“求富”的同时仍要把资本主义置于封建势力的控制之下，所以在“商办”之上一定要加一个“官督”，“官督商办”由此产生。

可以看出，官督商办并不是企业靠自身发展和变革的结果，而是清政府和地主官僚阶级的权宜之变。

官督商办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结合的产物。由于其特殊性，從一开始就注定了双方必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

一方面洋务派想借“官督商办”来归并商人资本，另一方面手里握有大量资本的买办商人想靠“官督商办”来收获丰厚利润。这就使“官”（封建主义）、“商”（资本主义）两个对立双方具有了同一性，有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之处。

假如要给“官督商办”一个定义的话，那就是李鸿章的两句话：“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那么这爪“纲”是什么呢？具体地说就是用人、理财的大权。由“官”来掌握用人、理财大权，至于“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只能是一句空话。把李鸿章的两句话综合起来看，其本质是由封建官僚来控制商人资本，以官权控制商利，由此导致官商矛盾日益尖锐。更严重的是督办享有的用人、理财之权导致了普遍的营私舞弊现象，与此同时不论企业盈亏都要按成提付官利加大了对企业的伤害，企业获得的收益不能保证正常经营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从而导致日趋衰败，最终没落。

三、如何看待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兴盛于80年代。它的出现，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官督商办企业只是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国家股份公司，企业资本由商人筹集，但企业的经营权却由官僚把持。

由于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许多封建顽固势力对商人怀有极大偏见，通过官督商办直接插手企业，一则从内部建立和巩固他们对企业的控制权，二则利用国家权力对其所控制的企业给以营业特权以及减免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以巩固和保护这些企业。首先洋务派以“官督”之权，把持了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同时又以“报效”为由，对清政府起初给予的优惠收回成倍的报效，更兼督办们营私舞弊成风，严重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官督商办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当时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对西方公司制度有意识地学习、模仿和付诸实践的结果；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又能避免封建地方势力的干扰。它与不计盈亏的官办企业相比是一种进步的趋势，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官督”是官督商办企业的成功之处，但同时也埋下了失败的伏笔。在早期，“商”大于“官”，故这些企业发展很快。随着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官”见有利可图，于是加强了对企业的干预，导致了企业的衰败。也正是由于这种企业制度带有过多的封建因素，所以它只能是近代企业发展阶段中的一种中间形式，是近代企业制度转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形态。

我们必须要承认“官督商办”在整个近现代历史长河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它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缩短了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差距。官督商办企业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我国近代商办企业的形成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