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评论员

年年五四，年年纪念。这正说明，五四已经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精神传统。五四的精神，回响在很多现代中国知识人的心中。

五四彰显了爱国主义的精神，这是无疑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合约上签字”，这些核心诉求，正是为求得一个独立自主之国家的最简明直接的宣示。具体分析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有两个维度值得今天的我们特别留意。一曰做自主的青年，一曰建世界主义的国家。

今天最值得记取的一条，是五四运动主要由青年学生发起。经历了民国以来的政治乱象，昔日以传统知识分子和士绅阶层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开始让位于新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领袖，以对国事元气淋漓的关怀之情，无畏地站了出来。

但他们显然又不止于热血。总指挥傅斯年说，五四运动这种“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与1919年前那些刻意与政治保持疏离的知识人不同，他们遵循蔡元培一再讲过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教诲，做负责任的个体。

这种责任心，既是对国家的责任心，也是对自己的责任心。这样的责任心，奠基于爱国之情，也奠基于对何谓爱国的清醒认知。

当时，列强环伺，中国人寄予极大期待的“巴黎和会”，在列强的掌控下，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把中国的权益私相授受，扇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的脸，这理所当然激起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不过，在著名的五四宣言里，学生们所相信的，无非是“世界上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他们极其痛恨列强的霸权，但他们并没有“逢洋必反”，他们认为一个争气的国家必须要强大，但绝不认同弱国就要灭亡。在严复的影响下，很多人将社会竞争也理解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这并不意味着奉行霸道与强权的才是“适者”。1920年创刊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倡导的是一种世界主义精神。到处宣讲仁政与王道的孟子，被追求霸权的现实主义者视为“迂”于事情，岂不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吗？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正是因为有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青年们才能元气淋漓地做一个负责任的自主个体，努力建立一个富强、文明的现代国家，让这个国家在世界上占据道义高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