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洛下文士雅集对诗风的启引

2018-04-28冯源

中州学刊 2018年3期

冯源

摘要：西晋洛下文士的雅集活动，在组织者、规模、频次等方面，均具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此种较为密集的文学活动对西晋诗风的形成有一整体上的启引：雅集带动西晋诗歌创作数量的提升，且对诗歌的文化特征有着潜在的影响；雅集活动直接促进了诗文品评，引导西晋诗人对诗歌的审美认知渐趋一致，逐渐确立起西晋诗歌的审美规范；雅集活动还促进了诗文的传播，动态性深化了西晋诗人对诗歌的审美认知，进而推动诗风的形成。这些环节相互交织、回环往复，从整体上有效地启引了西晋的诗风。

关键词：西晋；洛下文士；雅集；诗风；启引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3-0148-06

雅集活动，指文人、雅士之间的一种文会，多与文章、学术的探讨有关。《四库全书总目》云“考宴集唱和之盛，始于金谷、兰亭”①，指出了以诗文唱和为主要特征的雅集始盛于西晋的事实。西晋诗风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西晋洛下文士雅集为西晋诗风的生成提供了一个上佳平台。在西晋洛下文士的雅集中，文学活动主要有诗文创作、诗文品评及诗文传播等，均对西晋诗风的形成有一定程度的启引。惜学界对此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拟对西晋洛下文士雅集中的文学活动进行深入考察，具体探讨雅集与西晋诗风生成的关系。

一、雅集带动诗歌创作——以赠答诗为例

西晋洛下文士雅集的时间、地点、规模及诗歌创作，笔者有较为详细的考述②。然而，限于文献的阙略，很多与雅集活动有关的诗类如公宴、祖饯、赠答、乐府等，其具体频次及赋诗情况，并未能一一备考。同理，完备考察西晋文士雅集对诗歌创作的带动，亦殊为不易。因此，兹以深为萧统《文选》所重视的西晋赠答诗（《文选》赠答类诗歌共收72首，西晋即占30余首）为例，透视西晋文士的雅集活动与诗歌创作的内在关联。

雅集在创作机制上对赠答诗的数量有决定性的提升。西晋诗人的赠答诗，大部分作于雅集场合，如石崇金谷园雅集中的赠答诗、洛水之滨的赠答诗等；还有一部分无留存诗本事资料，尚不能确定为雅集场合的赋诗。之所以统将赠答诗与雅集联系起来考察，是因为赠答诗的创作多建立在彼此有一定交集的基础之上，即使非为雅集场合创作的赠答诗，亦多与雅集的带动有关。据逯钦立先生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西晋诗歌中的赠答诗共有129首，占西晋文人诗歌总数558首的23%，几近四分之一；韩国学者崔宇锡据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完整的西晋四言诗一百三十九首当中，赠答诗就有七十首，超过50%”③。这些数据均反映出西晋赠答诗的创作之盛。

雅集对赠答诗的文化特征有潜在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雅集与赠答诗在对情感的注重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本质上讲，交谊过从，可视为洛下诗人雅集的动力之一；而“‘赠答诗是中国文学中十分特殊的一类作品。所谓‘赠，是先作诗送给别人；‘答，则系就来诗旨意进行回答。其回环往复之际，自然形成一对应自足的情意结构。”④从赠答诗的渊源来看，如《诗·大雅·崧高》，为尹吉甫赠送申伯的诗歌，赠诗行为本身即蕴含着对申伯的友好之情。综观西晋洛下文士雅集的时机与频次，不论是由西晋政治主导者组织的还是文士自发组织的，均可看出对情感的注重。晋武帝泰始六年下诏云：“昔汉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勋劳，归美三俊。遂与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庙，副在有司，所以明德庸勋，藩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难，揽授英隽，与之断金，遂济时务，克定大业。……朕甚嘉之……”⑤“断金”语出《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孔颖达疏：“金是坚固之物，能断而截之，盛言利之甚也。”⑥晋武帝对君臣之间的金兰之义大加褒赞，此虽为优礼功臣诏，却反映出晋武帝对君臣之间情谊的注重。据现存史料，可考的晋武帝华林园雅集共有三次，时间均为上巳节，晋武帝于华林园中宴集臣工，其中不乏对维系君臣情感的诉求。西晋文士自发组织的雅集对情感的注重更为显见，尤以元康六年石崇组织的金谷园雅集为著。西晋文士之间的赠答诗，普遍流露出彼此对情感的注重。如元康六年金谷园雅集中石崇、潘岳之间的赠答诗，潘岳有“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⑦之语，情真意切；陆机《赠冯文罴迁斥丘令诗》中有“利断金石，气惠秋兰”⑧之语，亦直接表明对友情的体认；其他如二陆之间的赠答诗，张华与何劭、挚虞之间的赠答诗，陆机与冯文罴、潘尼、顾彦先之间的赠答诗等，均可看出西晋诗人对情感的弥足珍惜，彼此皆能通过雅集获得情感上的慰藉。

其二，雅集与赠答诗均包含强烈的“名行”意识。西晋诗人热衷于雅集，此种行为本身渗透着强烈的“名行”意识。如元康六年石崇组织的金谷园雅集，石崇在《金谷诗序》中明言：“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⑨有将声名与品行传至后世的强烈愿望。此种意识亦反映在西晋文士的赠答诗中。钱志熙先生指出：“汉魏诗人的赠答之作，相励以志，抒发双方的慷慨意气，有赠人以言的遗风。但西晋诗人的赠人之作，无外乎夸赞对方的美德与文藻。……这类诗作从总体上看是虚伪之意居多，与对方真实的人格常常不相符。”⑩钱志熙先生指出西晋赠答诗的颂美风格，可谓一针见血，而赠答诗中的颂美风格实与诗人的“名行意识”相关联。汤用彤先生曾论及汉代的人物品鉴：“溯自汉代取士大别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为沟壑。朝廷以名为治（顾亭林语），士风亦竞以名行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人物志》语），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B11汤用彤先生深刻指出汉代士风“竞以名行相高”的根源。西晋以儒学立国，朝廷仍然重视“以名为治”，“九品中正制”更要对士人进行品目。因此，西晋诗人亦普遍表现出对“名”的爱惜与在意。西晉赠答诗中盛行夸赞对方的美德与文藻，即有品目的意蕴在里面，是为“名行”意识的流露。美德与文藻皆为西晋士人所重，美德为礼乐文化的内核，文藻则为西晋士人在诗文审美上的普遍追求。西晋赠答诗中普遍存在的颂美现象，正与西晋四言诗的颂美基调一致。不过，此仅为“名行意识”在现实层面的表征，其另一端，则为“遗名”“全生”，即追求在后世的功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石崇《答枣腆诗》中语“赠尔话言，要在遗名；惟此遗名，可以全生”B12，可代表西晋诗人赠答诗中“名行意识”的此种意蕴。

由以上对西晋诗人雅集与赠答诗关系的考察，可粗略看出雅集与西晋诗歌创作的对应关系。由此可以推断，西晋洛下诗人雅集，对西晋诗歌的创作数量及诗歌的文化特征均有着重要的影响，此为西晋诗风形成的一个基础。

二、雅集带动诗文品评

在西晋洛下诗人的雅集中，诗文品评是一项重要内容。晋武帝太康二年华林园雅集中，即有“应贞诗最美”B13之评，此可视为西晋诗人雅集中最早的诗歌品评。

张华作为西晋文坛领袖，亦秉承着在雅集中对诗文的品评之风。二陆兄弟入洛后，“见（张）华一面如旧，钦华德范，如师资之礼焉”B14。《晋书·陆机传》载张华尝谓陆机曰：“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B15此论亦见《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引《文章传》曰：“机善属文，司空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犹讥其作文大治。谓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B16

有关张华论文及对陆机诗文的品评，还见于陆云《与兄平原书》中：

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絜而不取悦泽。尝忆兄道张公父子论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

张公语云云：兄文故自楚，须作文。

蔡氏所长，唯铭颂耳。铭之善者，亦复数篇，其余平平耳。兄诗赋自与绝域，不当稍与比较。张公昔亦云，兄新声多之，不同也。典当故为未及……张公父子亦语云，兄文过子安。子安诸赋，兄复不皆过，其便可，可不与共论。B17

此处“张公”，是陆云对张华的尊称。张华的论文及对陆机诗文的评价，是在雅集场合。

張华的诗文品评对西晋诗风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作用之一是对二陆诗学观的影响。张华强调作文须注重情感，不仅道出了西晋诗歌的“缘情”特质，更启引了陆机、陆云的诗学观。二陆以前主张作文“先辞后情”，听到张华的品评后，深受触动，自觉接受了张华的诗学观。陆云在对其兄的诗文品评中，多以“清省”“言情”等标准去衡量；由二陆入洛后的诗歌创作看，均着意突出了作品中情感的地位。其二，张华关注诗歌的声韵美，指出陆机作文音楚，促使二陆在音韵上发奋学习洛阳音韵，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其三，张华将北方士人成公绥之文与南方士人陆机之文对比评论，不经意间为日后南、北士人逞才、竞誉埋下种子。在洛下诗人雅集中，伴随着作诗及对诗文品评的过程，南、北诗人的竞胜意识逐渐凸显。《太平御览》卷五九九引《抱朴子·内篇》云：“欧阳生曰：‘张茂先、潘正叔、潘安仁文远过二陆。或曰：‘张、潘与二陆为比，不徒步骤之间也。欧阳曰：‘二陆文词源流，不出俗检。”B18此处欧阳生，即石崇外甥欧阳建，他于南、北文士为文的评论，有对比的意味，此为南、北文士对立意识在诗文上的体现。陆机初入洛，即被张华评为才多，北方士人欧阳建却不以为然。潘岳在《为贾谧作赠陆机诗》中，趁机对陆机大加揶揄，不知是否与陆机在诗文创作上与之形成的竞争态势有关？而对二陆兄弟来说，面对来自北方士族的重重压力，其在诗文上的竞胜亦为不甘示弱的一种表现。陆云的《与兄平原书》，诚如黄侃先生所云：“士龙与兄平原书牍，大抵商量文事。”B19此点固然反映出二陆对诗文艺术的不懈追求，其中当亦不乏南、北士族在诗文上的竞胜意识。以下两则材料可以看出陆云的心态：

一日会公大钦，欣命坐者皆赋诸诗，了不作备。此日又病极，得思惟立草，复不为。乃仓卒退还，犹复多少有所定，犹不副意。与颂虽同体，然佳不如颂，不解此意可以不？王弘远去，当祖道，似当复作诗。构作此一篇，至积思，复欲不如前仓卒时，不知为可存录不？诸诗未出，别写送。

君苗文，天才中亦少耳，然自复能作文。云唯见其《登台赋》及诗颂。作《愁霖赋》极佳，颇仿云。云所如多恐，故当在二人后……今送君苗《登台赋》，为佳手笔。云复更定，复胜此不？知能愈之不。B20

第一则材料陆云叙及在司马颖处雅集，因身体不适，未能当场作出诗，颇觉尴尬，又私下揣度当为王弘远祖道，故事先作诗一首，并向其兄请教，反映出陆云在与北方士人交往中的谨慎心态；第二则材料向其兄称赞朋友崔军苗文极佳，并自叹弗如，谦虚有加，同时又将自己改定过的崔军苗的《登台赋》送兄鉴赏，并追问经自己修订过的文章是否胜过原文，亦流露出竞胜心态。历史地看，南、北士人在诗文创作上的竞争态势，给西晋诗坛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对西晋诗人小范围雅集赏文亦有记载：

一日见正叔与兄读古五言诗，生此叹息欲得之。

间在洛有所视，已当报而比更隆。以今意观文，见此真臾以为不尽善。久罴云：“故日向人叹兄文，人终来同，殆以此为病。”

尝闻汤仲叹《九歌》，昔读《楚辞》，意不大爱之。顷日视之，实自清绝滔滔，故自是识者。B21

以上资料叙及陆机与潘岳赏读古五言诗、冯文罴与其他诗人品评陆机诗文、汤仲与其他诗人赞叹《九歌》之美，由此可略见西晋洛下诗人雅集中诗文品评之风的兴盛。

西晋洛下诗人雅集中对诗文的品评，还见于赠答诗中：

傅咸《答潘尼诗》：贻我妙文，繁春之荣。……吉甫作颂，有馥其馨。实由樊仲，其德克明。授此瓦砾，厕彼瑶琼。贶非其喻，闻宠若惊。

张华《答何劭诗》其一：良朋贻新诗，示我以游娱。穆如洒清风，焕若春华敷。

石崇《赠欧阳建诗》：文藻譬春华，谈话犹兰芳。

夏靖《答陆士衡诗》：乃眷我顾，爰贻休诗。嘉睹嘉藻，以为清规。敢铭妙言，终始永思。

陆云《答兄平原诗》：惇人汜爱，锡予好音。晞光怀宝，焕若南金。披华玩藻，晔若翰林。咏彼清声，被之瑟琴。味此殊响，慰之予心。

张载《赠司隶傅咸诗》：於赫洪烈，实子厥真。虑该道机，思穷妙神。汪穆其度，焕蔚其文。实茂成秋，华繁荣春。清藻既振，乃郁乃彬。

挚虞《答伏武仲诗》：齐此笃爱，惠予好音。金声玉振，文艳旨深。孰不歌咏，被之瑟琴。

潘尼《赠司空掾安仁诗》：华茂九春，实繁三秋。骋辞泉踊，敷藻云浮。

潘尼《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诗》：显允陆生，于今尠俦。……婆娑翰林，容与坟丘。……玩尔清藻，味尔芳风。

潘尼《赠河阳诗》：流声馥秋兰，摛藻艳春华。

潘尼《答杨士安诗》：俊德贻妙诗，敷藻发清徽。

陆机《答贾谧诗》：公之云感，贻此音翰。蔚彼高藻，如玉如兰。

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英英朱鸾，来自南冈。曜藻崇正，玄冕丹裳。如彼兰蕙，载采其芳。B22

在这些赠答诗中，品评对方诗歌的用语为“藻”“文藻”“嘉藻”“清藻”等，即便無明确用“藻”的诗句，如傅咸《答潘尼诗》及张华《答何劭诗》其一，亦各用“春荣”“春华”来形容对方诗歌的文藻之美。虽然这些对诗文的品评，多以赞颂为主，发挥的是赠答诗的交际功能，但从中反映出西晋诗人对文藻的追求。郑丰《答陆士龙诗四首·南山》中有“华文伤实，世士所营”B23之语，亦从侧面反映出西晋诗人对文藻的追求。

洛下诗人在不间断的雅集及对诗文的交互品评中，对诗歌的认知有了一个磨合、反思及认同的过程，其审美趣味逐渐趋向一致。东南士人二陆兄弟审美趣味的转变即是显例，而北方诗人中相互熏陶感染者亦大有人在。如《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B24

不论是以二陆兄弟为代表的东南诗人，还是以潘岳、石崇为代表的北方诗人，他们均在洛阳交会，同受西晋政治、学术及河洛文化的影响，雅集中的诗文品评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对诗歌艺术的孜孜探求，彼此的冲突与融合，则有助于对诗歌审美标准的体认，并能在实践层面促进西晋诗歌审美规范的确立。

三、雅集带动诗文传播——以左思《三都赋》为例

诗歌传播的途径和效果，亦是影响诗风形成的重要一环。西晋诗文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两大类。在手抄时代，这两种传播方式多依赖于文士雅集的推动。在前文考述的雅集活动中，左思出现的频率并不高，符合其“不好交游”的个性。而左思《三都赋》的传播却获得了里程碑式的效果，“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口讷”、不善交际的左思是如何传播其《三都赋》的，与西晋诗人的雅集活动是否有关？现稽诸相关史料，考察其传播过程，以此透视西晋诗歌的传播路径。

《晋书·左思传》对《三都赋》的传播始末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惟以闲居为事。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籓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及赋成，时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曰：“观中古以来为赋者多矣，相如《子虚》擅名于前，班固《两都》理胜其辞，张衡《二京》文过其意。至若此赋，拟议数家，傅辞会义，抑多精致，非夫研核者不能练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统其异。世咸贵远而贱近，莫肯用心于明物。斯文吾有异焉，故聊以余思为其引诂，亦犹胡广之于《官箴》，蔡邕之于《典引》也。”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略解》，序曰：“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有晋征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谧，西州之逸士，耽籍乐道，高尚其事，览斯文而慷慨，为之都序。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中书郎济南刘逵，并以经学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悦玩，为之训诂；其山川土域，草木鸟兽，奇怪珍异，佥皆研精所由，纷散其义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遗忘，又为之《略解》，祗增烦重，览者阙焉。”自是之后，盛重于时，文多不载。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及思赋出，机绝叹服，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B25

由《晋书》所记，在左思《三都赋》传播过程中，与之相关的共有5人，其作用分别为：

张华。其评语为：“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张华着眼于《三都赋》的文学成就，“尽而有余”是其时士人清谈、作诗的审美追求。《世说新语·文学》还载有一则与张华相关的材料：“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B26由此可知，左思《三都赋》初成、不被人看重之时，求助于张华，在张华的指点下，又去造访皇甫谧。

皇甫谧。《晋书》本传云：“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之曾孙也。……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B27“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名臣。”B28其间晋武帝频下诏敦逼其出仕，皇甫谧皆以身体原因固辞，知名当朝。皇甫谧在《三都赋序》中，首先指出赋乃“古诗之流也”，确定赋的文体地位；接下来着重发掘《三都赋》的文化意蕴：“曩者汉室内溃，四海圮裂，孙刘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拨乱，拥据函夏，故作者先为吴蜀二客，盛称其本土险阻瑰琦，可以偏王，而却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丰丽，奄有诸华之意。言吴蜀以擒灭比亡国，而魏以交禅比唐虞，既已著逆顺，且以为鉴戒。盖蜀包梁岷之资，吴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区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计殖物之众寡，比风俗之清浊，课士人之优劣，亦不可同年而语矣。二国之士，各沐浴所闻，家自以为我土乐，人自以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论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辞，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案记而验，岂诬也哉。”B29皇甫谧以为，天下三分之时，魏、蜀、吴三国各有优势，若以物资、财富、风俗、士人等情况来对比，谁也不会被对方说服；而《三都赋》突出魏国的优势在于，地处中原，为函夏之所居；实行王道，在道德文化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此言深契中原士大夫的文化心理，是《三都赋》此后广为传播的文化背景。

张载。由前引材料，可知张载其时为中书著作郎。唐钞本《文选集注》注引王隐《晋书》云，左思撰《三都赋》时，“其蜀事访于张载，吴事访于陆机”B30，因张载之父为蜀郡太守，张载有随父入蜀的经历。此则材料证明张载与左思早有交接。西晋平吴后张载亦作有《平吴颂》，在“序言”中直称“吴为长蛇，僭虐历代，跋扈杨越，不供贡职”B31，表现出张载优越的中原文化心理，其情感基调与左思《三都赋》相仿。张载为左思注《魏都赋》。

刘逵。由前引陈留卫权为左思赋所作《略解》序，可知刘逵为济南人，中书郎，经学洽博，才章美茂。刘逵为左思注《吴都赋》《蜀都赋》，并为之作序，云“非夫研核者不能练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统其异”。“研核”，表明左思征实的态度；“博物”，表明左思的学养。

卫瓘，当为卫权。《三国志·魏书·卫臻传》裴松之注曰：“（卫臻嗣子）烈二弟京、楷，皆二千石。楷子权，字伯舆。晋大司马汝南王亮辅政，以权为尚书郎。傅咸与亮笺曰：‘卫伯舆贵妃兄子，诚有才章，应作台郎，然未得东宫官属。东宫官属，前患杨骏，亲理塞路，今有伯舆，复越某作郎。一犬吠形，群犬吠声，惧于群吠，遂至回听。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叙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B32由此可知卫瓘应为卫权，当朝外戚。卫权评论左思《三都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亦指出左思征实的创作态度。

张华、皇甫谧、张载、刘逵、卫权等5人实为《三都赋》的传播主体，由其社会身份来看，张华为朝廷重臣，皇甫谧为当世高名之士，张载、刘逵皆为中书省才俊之士，卫权乃当朝贵戚，各有自己的雅集圈子。他们的传播方式分别为：张华口头品评；张载、刘逵、卫权为之做注，进行书面阐释；皇甫谧、刘逵、卫权为之作序，进行书面品评。是大家的合力，促使《三都赋》传播取得了成功。完整的传播过程为：左思先与张华等人雅集，张华等人以品评、注释等方式去传播。木讷、不好交游的左思，亦通过雅集这一途径成功传播其《三都赋》。

《三都赋》的传播，不仅仅是赋本身，和赋一起传播的，是左思“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的文化意识、“征实”的创作理念及关于赋体的审美认知。

西晋诗歌的传播亦当作如是观。在印刷术尚未成熟、普及的手抄时代，雅集能实现诗歌传播的功能。当然，在雅集中传播的不仅仅是诗歌本身，和诗歌一起传播的，是西晋诗人对诗歌的文化认知及审美认知。

综合以上诸点，西晋洛下文士雅集活动对西晋诗歌的发展具有多重功能，对西晋诗风的形成有一定程度的启引。其中，雅集中的诗歌创作是对诗风的践行，诗文品评是对诗歌审美风格的体认，诗文传播则动态深化对诗歌的审美认知，进而推动诗风的形成。这些环节相互交织、回环往复，从整体上有效地启引了西晋的诗风。

注释

①〔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710页。

②可参看笔者论文《河洛文化与西晋诗风新变》第六章“洛下诗人雅集考”部分，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247—258页。

③[韓]崔宇锡：《魏晋四言诗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第154页。

④梅家玲：《论建安赠答诗及其在赠答传统中的意义》，《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6页。

⑤〔清〕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1483页。

⑥〔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七，〔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4页。

⑦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632页。

⑧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第6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