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象似性是语言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否存在，以及它与象似性的矛盾关系如何界定，本文从语言的起源和发展两个方面论证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指出了语言符号既有任意性，又有象似性，二者都是可以论证的，同时存在，互相补充，而并非非此即彼的。

关键词：语言符号；任意性；象似性；互补关系

1.引言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象似性古往今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自从索绪尔提出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之后，任意性问题引起了语言学家们的足够重视，它成为一个被持续讨论并且具有争议的话题。最近一二十年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尤为热烈。常常有人从语言结构象似性的角度来否认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把象似性看成是任意性的对立面，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然而，任意性和象似性的存在并不是矛盾的。我们不能弱化或是否认一方的存在来强化和支持另一方的存在。一方面我们不可否认象似性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无视任意性的本真状态。它们是一种辨证互补的关系（黄斌，2006）。本文将采用历时的研究方法，从语言的起源和发展的角度探析语言符号任意性与象似性之间的互补关系。

2.符号的任意性

2.1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在引入任意性这一概念时索绪尔指出：“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与所指相连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的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由此可见，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主要是指在单个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两层面之间不存在任何可以论证的实质性的关系，即能指对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由此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任意性不包括虽然具有一定象似性，但在整个语言符号系统地位并不重要，而且为数不多的拟声词和感叹词外，也不包括复合词和派生词。这就意味着，索绪尔是从单个符号的角度而不是从符号组合或符号结构的角度来论述任意性的。这就是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性的范围（吕丽芳，2009）。

2.2索绪尔的符号绝对任意性与相对任意性原则

此外，索绪尔还提出了语言符号的相对任意性原则，他指出：符号任意性的基本原则并不妨碍我们在每种语言中把根本任意的，即不能论证的，同相对任意的区别开来。只有一部分符号是绝对任意的；别的符号中却有一种现象可以使我们看到任意性虽不能取消，却有程度的差别：符号可能是相对地可以论证的。

3.符号的象似性理论

3.1皮尔士的象似性理论

在对索绪尔结构语言观进行评价和审视的过程中，认知语言学家试图从皮尔士“符号”三分法理论中找到有悖于符号任意性原则的依据。在此过程中，他们通过考察皮尔士理论中有关图像的符号学特征的论述，论证并发展了语言符号的象似性原理，以此来论证语言符号具有可规约性和可论证性，进而印证所谓“语言结构直接映照人的概念结构”的观念。皮尔士（Clarke，1991：63）根据符号和指称对象之间的不同关系对符号进行了分类，并对每个种类的特征做了深刻地分析。根据他的理论，符号可分为“类象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和“抽象符号”（symbol）三类。指示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相关性，比如人的一些反映内心情感的面部表情。抽象符号与所指对象本无关系，两者的关系是靠习俗约定建立起来的，符号具有明显的代码性（symbolization），如语言符号。皮尔士的分类表明，符号与该符号所指的事物之间是一种指称关系，之所以具有这种关系就在于符号与该符号所指的事物或具有约定性（symbol），或具有象似性（icon），或具有相关性（index）。同时他看了句法的象似性。

3.2Haiman的象似说

Haiman（1980）认为，自然语言的图像符号主要是意象和圖表，他将皮尔士的象似性简化为意象象似（imagic iconicity）和图表象似（diagrammatic iconicity）。Haiman 对象似性的研究集中在句法层面，他又将图表象似分为两种：成分象似（isomorphism）和关系象似（motivation）。典型的意象象似是拟声词和感叹词。但索绪尔认为拟声词和感叹词对于他指出的任意性原则并不构成威胁。他认为拟声词和感叹词不是语言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使可以看成语言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数量也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如今语言学界对图表象似的研究重点在于对关系象似性的探究。语言学家们总结了三条主要的关系象似性原则：距离象似性原则（principle of distance），顺序象似性原则（principle of sequential order），数量象似性原则（iconic principle of quantity）。通过分析，语言的结构，特别是语法结构是非任意的，是有理据的，也就是说，语法结构跟人的经验结构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但这种象似性的确定与任意性的确定不在一个维度上。

4.语言的起源和进化---历时研究法

关于任意性和象似性之间互补关系的历时性研究方法主要是关于语言经历的变化，侧重于语言符号的起源和进化研究。虽然语言的起源和进化可能被认为是世界上关于人类的最神秘的问题之一，但是一些线索和调查却阐明了语言符号的性质，包括简单的语言符号和复杂的语言符号。

4.1语言符号的起源

4.1.1关于语言起源的理论

语言在人际交往和社会互动中的中心作用导致长期以来几乎每个人都对它的起源感兴趣，特别是好奇心强的语言学家。语言的起源，从简单的语言符号开始就一直处于争议当中，并一直以来都是令人感到困惑的谜团。依据相关证据，语言已经演变了至少5万年，然而大多数研究人员却提出约10万年前语言就开始演变了。直到最近，语言是如何开始的已经成为了过时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主要的假设或信念（Aitchson，2002：4）。

4.1.1.1上帝创造说

历史上的大多数社会都相信语言是神对人类的恩赐，因此人们解释语言的起源时，总爱从他们所崇拜的神那边寻找根据。古埃及有创造语言的索斯神；日本则有创造语言的太阳女神天照；中国有把语言和说话能力赋予人类的天子（裴文，2003：9）。流传至今最完整的神创记录是希伯来人的《旧约-创世纪》。在《创世纪》的第二章记录着：于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创造了各种动物飞鸟，把它们带到亚当面前，让他命名。不管亚当如何称呼每一件有生命之物，他就有了这样的名。在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其一语言来源于命名，其二命名具有任意性，是人借神力作用的结果（聂玉景，2007）。然而当达尔文的进化论逐渐被人们接受时，这种宗教教条主义已经逐渐衰落。进化论表明人类语言以及人类本身，是基于自然选择的结果并且人类不是天生就具有创造语言的能力和使用语言的能力。所以对语言起源的研究转向了声音模拟说。

4.1.1.2声音模拟说

语言的演变伴随着人类进化。语言是在人类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发明的。因此出现了关于人类基于更原始的交际系统有意识地发明语言的假说。其中声音模拟说认为语言是从人类模仿自然发生的声音或动作开始的。Ding-dong假说认为人类所做的各种模仿的声音是为了模仿他们周围的世界的声音并主要模仿自然声音，例如英语中的“ticktock”和汉语的“嘀嘀嗒嗒”来描述时钟的声音。这个假设认为人类词语是一种类象符，符号与其对象有共同性质。根据这个假设，语言符号具有象似性的主要特征而不是任意性。然而，这个假设的问题是拟声词在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冰山一角，另外这种命名只是针对少数能发出声音实体，无法解释众多的不能发出声音物体和表示抽象意义的词来源。不同的语言模仿声音的词汇也不同。很显然这个理论是无效的。Pooh- pooh理论认为最初的语言声音来自于人出于自身情感而发出的，比如说疼痛、愤怒、开心等。根据这一理论英语中“ouch”这一词中隐含的就是疼痛之意，而汉语中则用“哎哟”来表达。这个理论显得牵强，这些词在现存的语言中很少用到，更谈不上能成为语言的起源。此外，他们是由文化决定的以及表现出很大的任意性。Bow- wow假说认为词汇是从模仿动物声音开始的。例如，英语中的“bark”和“meow”以及汉语中的“汪汪”和“喵喵”。它具有与Ding-dong假说同样的问题。Ta-ta假说认为人类的肢体动作先于语言产生。语言就是人类在无意识地模仿这些动作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假说的问题在于虽然手语语言有一些模仿手势，他们也包含相当任意性符号，并在不同的人类文化中有非常不同的意义。此外，这个假设的另一个困难是手势和面部表达除非他们被看到否则是没有用的。对于面部表情，沟通者也必须面对面。如果双手在做别的事情作手势将会很困难。每个声音模拟说都被当作打击任意性的武器，但事实上，他们每个都遇到一些问题并且不能自我解释。一般来说，如果语言符号起源于模仿自然声音，这些符号在所有语言应该是相同的，因为这些声音基本相同。然而语言的多样性对所有这些假说了“不”。

例子比比皆是，如汉语中的“树”在英语中为“tree”；法语为“arbre”；德语为“Baum”。

4.1.1.3劳动喊声说

Yo- he- ho假说主张，人们在共同进行一项体力劳动时为了协调一致，发出来的声音可能是语言的起源。这样一来，早期的人类的语言仅包含哼、哈、喊号子之类的没有什么具体内容词汇，适用范围也很狭窄只有在一起打猎、抬树才会用到。这一理论的语言学价值在于，它强调社会环境在语言起源中的作用，语言是因为最简单的交流的需要产生的。但是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猿猴还有其他灵长目的动物也有这样的声音，但它们似乎没有语言。

4.1.2语言符号产生的三种方式

4.1.2.1聲音模拟

正如鲍凌格（D.Bolinger）所说“交流的第一种形式必定是来自声音的模拟”，声音模拟被认为是简单语言符号创造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方式。这种创造可包括两种方式：一是来自对自然声音的直接复制，这一方式广泛地体现在拟声词中。例如，英语中“Kazoo”为一种玩具乐器的声音，“bang”用来描述激烈碰撞某物的声音。另外一种方式在现代语言中已经并非显而易见，需要人们对语言符号的根源如词源学或语音学进行探究。比如英语中动词“bark”（剥树皮）来自作这一动作的声音，奶牛“cow ”则来自奶牛的叫声。汉语中“牛”也是来自牛的叫声，动词“锯”则来自锯木头的声音（胡铁生，伍思静，2010）。

4.1.2.2自然感叹

自然感叹也是非常重要的简单语言符号创造方式。比如汉语中“芋”、“吁”等词的产生。《说文》：“芋，大叶实根骇人，故谓之‘芋也。”徐锴系传：“‘芋犹言‘吁也。‘吁，惊词，故曰“骇人”，谓之‘芋。芋状如蹲鸱，故骇人。”可见，古人在灌木丛中采集时，看见根部硕大的芋，感慨万千，发出惊叹声“吁”，于是“芋”成为这种植物根茎的称呼。可见，古人在灌木丛中采集时，看见根部硕大的芋，感慨万千，发出惊叹声“吁”，于是“芋”成为这种植物根茎的称呼。

4.1.2.3形态模拟

形态摹拟指古人摹拟客体发音的形态而创造出简单语言符号的方式。比如英语中的murmur，汉语中的“嘟囔”就是摹拟嘴唇粘合的形态而得名的。在汉语中另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鱼”，据许多语言学家分析，“鱼”就是嘴唇形态摹拟鱼的可爱的连续运动的样子。当人类试图像鱼一样移动他们的嘴时，声音“鱼”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4.1.3任意性和象似性对语言起源的贡献

在以上三种语言符号产生的方式中，象似性，尤其是客观象似性的作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很多语言学家将它们作为论证语言符号象似性是第一性的主要论据。然而与此同时任意性仍然在潜移默化地起着重大的作用。

首先，对自然声音和形态的模拟永遠也不会和自然界的声音一模一样，这是人类在创造过程中任意取舍的结果。比如公鸡的打鸣声，在英语中是crow，在汉语中是“喔喔”，这是因为英国和中国的公鸡叫声不一样吗？ 显然不是。这是古人模拟声音创造简单语言符号过程中任意性作用的结果。

其次，应当选择哪一种方式创造新的语言符号仍然不是完全由该事物本身所决定的。比如，一个原始人独自行走在丛林中，偶见一只从未见过的动物。这种动物看上去像一只长着长耳朵、短尾巴、白毛的兔子，然而它比普通的兔子要大得多，走起路来发出“嘻索”的声音，而且发出“呜呜”的叫声。这个原始人惊叫了一声“啊”！ 回到部落后，他要向同伴们讲述这个动物，那么他将用什么方式给这个动物命名呢？ 是根据动物的叫声命名为“呜”，根据它的样子命名为“大兔子”，根据爬行的声音命名为“嘻索”，还是因为自己的大叫将它命名为“啊”？ 这些命名方式应该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个原始人将选择哪一种呢？ 结果却是不得而知了，因为这时候任意性起到了主导作用。再比如，“公”在中文中是一个合成词，来自这种动物的性别和类别，而英语中的 cock 则来自这种动物的叫声。显然，对这同一种动物在不同语言中的命名也是任意性所起的作用。由于我们的发音器官不能完满地模仿，语音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任意的，不同民族使用了不同的组合，同一个单词或多或少地习惯化了（即符号化了），使最初的简单模仿变成现在不同的语音（李春梅，2009）。

4.2语言符号的发展

客观事物的名称与事物本身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人在交际中给事物取名称时，用什么语言形式代表该事物是任意的。语言符号与客体之间复制式的象似是极其偶然的个别现象，语言单位及其系列，与客体及其关系之间没有必然的一一对应。任何语言单位及其组织规则一旦为社会公认，就可约定俗成（王德春，2001）。简单语言符号生成的发展阶段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进入扩展阶段。语言符号扩展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简单语言符号扩展阶段和复杂语言符号扩展阶段。在简单语言符号扩展阶段，因为大部分的简单语言符号是难以找到其理据的，因此可以推断任意性起着主导作用。然而对音义关系的研究表明，即使在这个阶段象似性也同样对语言符号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影响。

人们往往会因为在语言的发展中看到某些可论证性，从而否认语言的任意性。语言中的新质要素是在旧质要素基础上形成的，每一种语言中，一些词语的可论证性确实存在。如英语中，由自由词根组成的复合词如daybreak，blackboard，shoe-maker等是不计其数的，有些复合词也并不完全是任意的，其形成是相对可以论证的。索绪尔并没有否认语言系统内复合词等的可论证性。在论述相对任意性时，他也注意到了复合词的理据性（Thibault，1997：281）。他指出，法语中的复合词dix-neuf（19）与vingt（20）相比，“有相对的理据”。当然，这里所说的理据与外部世界无关，指的是语言符号内部之间的联系。他的意思是，dix-neuf的整体意义可从其组成成分的意义中推导出来。同理，像eggplant，pineapple之类的复合词的意义也是有理据可言的。实际上，就语言符号系统本身来说，这种非任意性体现了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而任意性则反映了符号内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

在一种语言内部，新的语言单位往往有明显的理据性（王德春，2001）。在每种语言中，新的语言形式或新的意义来自现有的元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声称新的形式是象似的。从现有元素创建新词以形成复合词，衍生词，混合词等。比如，有一种事物，它是以电作为能源，起制冷、冻结作用，形状是长方体的像个箱子，因此，把能代表这些性质的词或语素组合起来，我们用“电冰箱”来表达这个意义。“电”、“冰”、“箱”是汉语中本来就已存在的语言单位，人们根据观察到的事物的部分特征，用现有的语言形式来表达新的意义。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有大量这种具有理据性的词语，比如英语中的telephone，telegram，television等都是在tele表示“远程”的这个词素上建立起来的（顾嘉祖，王静，2009）。在复杂语言符号扩展阶段，来自构词法的证据充分体现了象似性的重要作用，但是复杂语言符号的核心———简单语言符号仍然是极具任意性的，而且选择何种构词法来构成新的复杂语言符号也是任意的。因此可做如下推论：在语言产生之初，简单语言符号的产生常常都是有理据的、象似的，但是仍不排除任意性的作用；后来有理据的词汇已无法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要求，人们开始任意地连接声音形象和概念，并约定俗成地获得了新的语言符号，此时任意性起到主导作用，但是象似性在音义关系中对语言符号的产生同样起着不可否认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发现这些词已经不再能够对满足对语言的需要，而创造更多的词也不是很有可能的，于是，人们开始采用一些构词法来创造新的语言符号，此时产生的语言符号往往更具象似性，但其核心仍然是任意的。所以任意性和象似性是互相作用，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任意性，语言符号产生之后就无法扩展了；如果没有象似性，语言符号就无法象今天这样丰富多彩（胡铁生，伍思静，2010）。

5.结论

本文从历时角度，即从语言的起源和发展两方面进行分析。语言起源迄今为止仍然是世界上最为神秘而迷人的话题之一。古往今来，关于这个话题语言学界和人类学界有很多影响深远然而略显牵强的理论，比如上帝创造说，声音模拟说，劳动喊声说等。总的说来，最初的简单语言符号不外是来自声音模拟，自然感叹和形态摹拟。在这三种过程中，象似性，尤其是客观象似性的作用无疑是非常巨大的，然而与此同时任意性仍然在默默地起着重大的作用。在语言产生之初，简单语言符号的产生常常都是有理据的、象似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采用一些构词法来创造新的语言符号，此时产生的语言符号往往更具象似性，但其核心仍然是任意的。所以任意性和象似性是互相作用，不可分割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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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宇珊（1993.11.19），女，汉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研究生，哈尔滨工程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