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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师道”的跌宕命运

2018-04-27姜浩峰

新民周刊 2018年15期
关键词:师道师道尊严工友

姜浩峰

“师道尊严”,这是不是一个很土的词?是不是很久没听到过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师道”“师徒”等等概念,似乎正在离我们远去。

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句话会让“90后”“00后”很尴尬哦。他们会说,从初中开始,老师就教育称,当代的师生关系应该是——建立在尊重、爱护、平等、民主基础上的。许多“老古董”概念,真的没有必要拿出来了……

即使位处师长地位的人,也不免认为师道尊严到了该改变的时候。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教授已年過七旬。他认为,对 “95后”大学生来说,无论是管理还是教学以至师生间的相处模式,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传统的师生关系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

回顾中国数千年文明,凡是师生关系传为佳话者,确实又有着一些相同点,甚至包含了师生间的尊重、爱护、平等、民主。这些看似很潮流的东西,其实早萌芽于古代。

师道尊严,确实该变。只是,该保留什么,该丢弃什么,又该如何把握呢?

中山大学教授黎红雷称,传续文化,从个人的层面来看,就要重视学习;从社会来看,自然就要敬重作为文化传续者的老师,毕竟老师是读书学习的指导者与引路人;从国家的层面来看,就要重视教育。

延续两千多年的师道

中国古代,明清时期,许多人家客堂里要摆放一个牌位——上书“天地君亲师”。

将老师的地位与天、地、国君、父母双亲并为一谈,可见当年人们将老师的地位设置之高。敬天法祖、孝亲顺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成为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基本的价值观。

到了近代,没了皇帝,这牌位仍然存在,只不过换了一个字——从“天地君亲师”变为“天地国亲师”。没了皇帝,但国家还在——只不过从君主制变作了共和国,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亲还是那个亲,师还是那个师。

回看天地君亲师思想的由来,早在先秦时期就已产生。

《荀子·礼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焉生?无祖先,焉出?无君师,焉治?”

在荀子看来:没有天地,就没有生命;没有祖先,就没有人类的繁衍;没有国君和师长,国家就无法治理。

自秦至汉,及至后世很长一段时间,“天地君亲师”的概念逐步强化。据考证,东汉时期,在《太平经》中最早出现了形式整齐的“天地君父师”的说法。北宋初期,“天地君亲师”的表达方式已经正式出现。明朝后期,民间更是开始大肆崇奉“天地君亲师”。清朝雍正初年,第一次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确定“天地君亲师”的次序。从此,“天地君亲师”就成为风行全国的祭祀对象。尊崇“天地君亲师”达到鼎盛。

仔细拆看“天地君亲师”概念——祭天地源于自然崇拜。中国古代以天为至高神,主宰一切,以地配天,化育万物,祭天地有顺服天意,感谢造化之意。祭君王源于君权神授观念。祭祖祭亲源于原始的祖先崇拜。这祭师长,又是从何而来呢?

黎红雷认为,中国人传统的“尊师”概念,应该与“重道”相提并论。恰如韩愈在《师说》中说的:“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尊师与‘重道,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黎红雷表示,“在韩愈看来,人不是生下来就有知识的,谁能没有疑惑?而只有在老师的帮助下才能解决疑惑、获得知识、懂得道理。因此,为了自己的成长,就必须尊重老师。韩愈特别指出,尊重老师的意义不仅仅是尊重老师本人,更是要尊重老师所传授的道理。在我之前出生的人,他懂得的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自然要拜他为师;在我之后出生的人,他懂得的道理如果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学习,也把他当作老师,我学习的是道理,哪里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因此,不论地位显贵还是地位低下,不论年长年少,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这就是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由此可知,“尊师”的实质在于“重道”,“重道”才是“尊师”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韩愈的观点,事实上发端于孔子。《论语·述而》中有一段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段至今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话,道出了中国人千百年来对老师的真爱,实质上是对真理的真爱,亦即对道的真爱。

黎红雷认为,“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其本义是道路,后逐渐扩展为方法、技艺、规律、事理、学说、道德等多种含义,合而言之,可用“道理”一词来概括。中国古代所有学派都把“道”作为最高的学问,最终的追求目标。儒家更是将其作为老师和弟子之间精神传承的纽带。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从这个意义上分析,“道”就是文化的象征,“传道”就是对文化的传续。“尊师重道的目的在于传承和延续人类文化之精神、民族道统之精义,从而使其薪火相传,经久不坠,历久弥新。” 黎红雷说。

寻回遗落的优秀传统

尽管“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崇高地位,尽管“师道尊严”曾经是个几乎神圣的词汇,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师道尊严”一词就屡屡受到一些人的批判。

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生导师王文革教授称:“‘五四时期开始,人们批判‘师道尊严,似乎是因为它与传统思想密切相关,属于违背自由、压抑人性、制约个性发展的东西,必须予以彻底清算。”

清末民初的中国人面临的,是积弱不振的国势和列强侵略瓜分的险境。救亡图存之际,有人希望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当年,新潮社成员毛子水就这么认为——国故,亦即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历史,从学术思想来说不仅比不上近代欧洲,还比不上希腊、罗马。从历史来说,“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胡适更言之,中国是百事不如人,艺术、法律、制度等等都落后于外国。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激进,一度,传统文化遭到极端污名化,从此之后,传统文化就与“落后、愚昧、封闭”等一系列贬义词画上了等号,名声臭不可闻。

王文革教授认为,人们批判“师道尊严”的同时,又大多误解了这个词的本义。王文革说:“这里似乎有一个误区——就是在理解这个词语的时候,人们并不是从理性上来认真弄清其含义后再展开批判,而是仅仅凭语感来展开批判:将‘尊严当作一个现代汉语中的词,‘师道又是一个词,而且又将‘师道当作‘老师来理解。于是,‘师道尊严的意思,就被错误地理解为要尊敬老师,而且要无时无刻不问缘由地非常地尊敬。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王文革称,“师道尊严”本来的说法,应当是“师严道尊”,出自《礼记·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归根结蒂,“师道尊严”的本意,在于希望世人尊重知识,尊重道理。“因为老师是知识、道理的承载者、传播者,如果人们连老师都不尊重,就更不用说去尊重老师所传播的知识、道理了。师道尊严,我的理解,应该是这个意思。” 王文革说。换言之,如果一个职业是老师的人,无法做到传递知识,不能够担任道理的承载者角色,甚至没有为人师表者所该具有的德行,那么,确实也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

如果从“师严道尊”的角度去看问题,传统儒家学问,甚或是明清时期流行一时的儒家的一个分支——程朱理学,只不过是学问之一种,道理之一类。事实上,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新知识、新学问、新观点等等,其传入中国的过程,又有哪样是缺了教师之功的呢?

当年,诞生了不少师生关系新论。比如著名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用“从游”来比喻大学中的师生关系。他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按照梅贻琦的观点,在大学这片知识的海洋里,教师是导游者,引领学生搏击风浪,学会本领;学生是从游者,亦步亦趋、紧紧相随、慢慢长大。这是一种“从游”式的师生关系。

在“五四”运动开始之前,1916年与1917年相交之际,蔡元培获得北大校长任命。正是隆冬季节,大雪纷飞,黄沙扑面。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徐徐穿过校园内的马路,停了下来。这时,伫立着的两排工友恭恭敬敬向马车鞠躬致敬。未曾想,新校长竟然走下马车,摘下礼帽,向工友们鞠躬回礼。中国古有礼贤下士的传统,可堂堂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竟然向“短衣帮”的工友们回礼——达到了礼贤下工友的份上,无疑是开风气之先的。

“当年,我的祖父持人才教育救国的主张。教育是一个家族、一个民族兴亡断续的根本大事。教育昌隆,则家族兴旺国家繁荣。”蔡元培的孙女蔡磊砢曾经对《新民周刊》记者提及。正因为秉持着教育救国的理念,蔡元培在就职演说中,重点提到了“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条原则。礼贤下工友,无疑是认可了工友也是学校的一份子、是为教育工作做出贡献的人。

在蔡元培到任北大之前,北大可以说已经到了烂得不像样的地步。

1898年开张的北大,当年是由清廷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其因维新运动而起,本质上是一所培养官员的学堂。那些学生多半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为了“学而优则仕”。据说有学生带着听差上课,听差进屋屈膝打千儿,口呼“请大人上课”。民国初年,京城著名的八大胡同还流传着“两院一堂”的说法:光顾这花街柳巷的客人,多半来自“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自然是指京师大学堂了。这样一所大學堂,哪还有一分一毫的师道尊严,或者是师严道尊呢?等级制是有的,可对道理的追求,则看不出来有多少。

蔡元培对工友们的鞠躬回礼,这一行为,是对北大官气的拨乱反正。他首先从自己做起。蔡磊砢称,当年她祖父出于这样的考量——将中华传统文化与近代教育理念深度结合,从德、仁、诚等各方面塑造一代新人。

寻回优秀的传统文化,实则既是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番梳理,去芜存菁有所扬弃。对于学问场里的礼教、严格的等级制等封建糟泊,自然要丢弃,可中国古代先贤对于道,对于真理的追求劲头,今天的人们,无论作为前导大鱼的教师,还是作为尾随小鱼的学生,难道不该更多借鉴学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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