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9-0-02

以文艺理论家与编辑家著称的胡风，早在中学阶段就开始创办刊物，后在日本留学时也不曾间断过，比如油印刊物《新兴文化》。在日期间，胡风接触并参与的多为共产主义的组织，阅读与写作的内容也围绕着这一中心，并因此而受到日本警方的拷问而后被驱逐回国。回国后进入左联工作，从他在宣传部下设立的三个研究会中亦可以看出他未来期刊编辑的着重方向：理论研究会、诗歌研究会以及小说研究会。胡风在这时负责编辑的《文学生活》，正是建立他与鲁迅联系的纽带的契机。每期杂志在刊出后，都由胡风寄送给鲁迅，二人正是以这种方式进行思想交流交换，也通过这种方式谈论彼此的工作情况。

被认为是鲁迅继承人的胡风，在精神和文艺理念上受鲁迅的影响是非常之深的，比如鲁迅对生活的透彻真实的挖掘、对文坛后辈的凝聚力与提携、通过办期刊及丛书来推动新的文艺力量，这种种传承在二人办刊的形式与理念中都能看到点滴折射与联系。而造成二人在编辑风貌上的差异，其根源在于胡风在文艺思想上的自我发展与形成，在于时代思潮的转变和时局下社会导向的需求。胡风没有被民间化和传统化淹没，没有被“向群众学习”的民众启蒙抑制住独立的精神。胡风所编辑的期刊，体现了他在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性特征，是带有鲁迅传统而具有自己理论体系的。也因此，他的期刊在整体风貌上和所吸引读者上与鲁迅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在稿件的侧重和因发掘新作者的方针下，有了更为集中的文艺阵地。

一、从“整体建设”到“专项发展”

鲁迅和胡风在编撰杂志期刊时，前后不同时段也有着不同的特点，关于两人在前期與后期的区别，笔者认为：鲁迅时期的杂志，由于抗战还未来临、时局混乱，所载文章更多的是挖掘人性与嘲讽当局；而胡风的期刊时期，抗战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加上胡风本身的热忱，使其期刊从内容到风格都与鲁迅有着截然不同的走向。鲁迅的杂志包罗内容甚广，胡风的杂志主题则相对专一，目的性更强。但胡风及其杂志的作者们很好地继承了鲁迅的一点是：对生活的枝叶的观察和注重。可以说从鲁迅到胡风的期刊编辑，是一条从“整体建设”到“专项发展”的道路。

1934年，一本非常著名的杂志《译文》在上海创刊，虽然鲁迅只主编了前三期，其后刊物由黄源编辑。但鲁迅对这本杂志非常重视，而另一个认识到这本杂志价值并尽心维护的人，就是胡风。翻译外国文艺理论和作品，一直是胡风的文学思想的重点组成。虽然他对于外国文学的选取和解读角度与鲁迅或其他作家、理论家有所不同，但这一时期他对介绍外国文艺，启发国民思想所做的工作和一系列想法，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与他的导师鲁迅不谋而合的地方。

鲁迅参与编辑的其他刊物还有《文艺研究》、《前哨》、《文学导报》、《十字街头》、《太白》等，还参与过“未名社”、“三闲书屋”、“野草书屋”、“朝花社”等出版社，这些出版社与期刊目的相同，都是为了使国民受益，为“别求新声与异邦”。

可以看出，鲁迅参编的期刊以一种博采众家之长的方式为主，在启蒙的前提下，不排斥单独某种主义或流派，善于取法国内外优秀文化，以使读者获得众多方面的信息与知识。

相对于鲁迅，胡风对于外国作品的介绍更注重理论性，可以看出他对外国作品很看重作家的身份及历史，呈现出一种“批判”地引入的态度；鲁迅对此则并无界限，更希望国内的作家能够从众家中吸取精华，自成一家。对文艺作品采取的吸取方式，也反映出两位先者各有偏重的文艺观，对各自期刊的整体风格是有着影响的。同时需要考虑到的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抗战因为需要媒体的舆论支持，以达到舆论救国的目的，因此也为媒体提供了较为宽松的自由环境。这对胡风来说是一个天时地利的机遇，他的才华在此一平台上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然而这一期刊上的“良机”也仅持续了七年左右。

从第一份自己创办的期刊开始，胡风便秉持着发扬自己向往并逐渐认定的新的“现实主义”路线，与生活热切结合，注重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作者，注意对自我的反省。从《木屑文丛》到《工作与学习丛刊》、《七月》、《希望》，胡风始终和鲁迅一样亲力亲为，不仅在思想上，更在办刊的实践上。

而单就期刊选材内容本身而言，胡风的文艺理论观念在其期刊编辑中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偏重现实主义题材与主观感受作品，使得他主编的刊物有明显的倾向性和辨识力很强的歌颂光明、鼓励文学与生活革命的特点。因此在期刊的编辑道路上，胡风创造了一条比同时代文艺刊物缩小范畴但扩大专注深度的路线。

二、从大面积读者到特定读者群

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多种文艺思潮并现，至40年代初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引领，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不同学常的一段历程。期刊在特定时期有着特殊作用，它是文艺思潮的集中而具体的体现，也是文学史演变的见证。研究期刊，对了解分析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及文艺风向有着比作家作品更全面具象的优势。它们与办刊者之间存在某种交互式的影响，而理解和谈论鲁迅与胡风的文艺观亦不能离开他们主办的期刊。

《木屑文丛》是胡风正式踏上编辑道路的代表期刊，从此本期刊开始，他受到了鲁迅更多的帮助与支持。到《海燕》，是胡风文艺评论的热情较高时期，他提出了“文学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并引发了“两个口号”的论证，自己也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在所编辑期刊中也比较注重这类稿件的内容。《工作与学习丛刊》可以看作是连接传统文学与战后文学环境的过渡期刊，当时环境较为平稳，内容相对广博。而到了《七月》，因为战争的原因，前期诗歌是主打产品，复刊之后内容逐渐更丰富。再到《希望》，小说的比重加大，同时增加了很多文艺理论方面的书评和杂文，对杂文的喜爱和推广，胡风沿袭了鲁迅的风格。

胡风的期刊编辑思想，最受益与最认同的无疑是他的“七月派”同人们。通过办期刊，胡风影响了抗战时期热忱进步的青年，其中有些因此成为他文艺观念与反抗精神的传承人。

三、从重杂文功能到推诗歌功能

在鲁迅参编的大多数期刊中，他都较为倡导杂文和翻译的重要性。杂文的宗旨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这是鲁迅看推崇杂文的要旨所在。《语丝》和《莽原》是这方面的代表刊物，主要以随感和批评为主，并在后来的文章语句逐渐发展中形成了语丝体，对杂文的看重时期，同时也是鲁迅自己杂文风格的形成过程。只是彼时，中国社会及文坛对批评式文章的认可尚不足。尽管鲁迅认为杂文是就批评来说最犀利的武器，希望通过办些时评、批评类的期刊来吸引此类作者，但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往往来稿中诗歌和小说较多，而杂文反而较少。

而在稿件的偏重上，胡风却特别注重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等的作用。诗歌的热情洋溢的表达、小说的深入生活、报告文学的前线时效，都与胡风的主观主义战斗精神文艺观较为吻合。胡风认为在抗战的大背景下，这几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更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而他在选稿时也尤其注重对这几类作品的接收与编排。

笔者理解作为鲁迅言传身教的“弟子”的胡风，在期刊文体偏重上的差别，主要因为鲁迅对通过文艺思想革命的意识非常强烈，胡风虽也坚定认同启蒙的文学观，但两人的表现形式与操作形式却不尽相同。鲁迅通过不同面貌的期刊、不同声音的表达来向各种群体的读者传递思想革命的意识，希望通过杂文这一形式集中发表深刻观点使国人惊醒、反思。而胡风所钟情的表达方式，如诗歌、小说，多是抒发作者的情感，以求感染读者和传递自己的心声，从而希望能使广大民众感受到战时的国情紧迫、领略到现实生活的残酷与战斗者的坚定。无论从出发点还是所追求达到的效果，两者都有明显的区别。鲁迅希望借批评者们的杂文思想“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四启蒙运动刚发动不久，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社会制度实质影响仍巨大，对民众的毒害颇深，这也是鲁迅恨之“不争”的根本。他始终希望能通过文艺手段使人民的思想改变，因此杂文是他更为倾向使用的文体，也是他在期刊中偏好的作品类型。胡风主办期刊发起的所处的三四十年代，是中国遭遇另一个大变革即抗日战争与内战之时。国家经历摧残，国民需要鼓舞，这在胡风看来是自己的使命所在之一。于是他希望借诗人、作者之笔对国民给予召唤，同时召集到与自己文艺思想相一致的人来，共同开辟文坛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