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新近作品《Landline》系列想表达的是什么？在创作上实现了怎样的突破？

过去有段时间我病得很厉害，我的背部有问题，在沙发上待了3个月。我曾经尝试过画地平线，但怎么也画不出来。但是当我生病时，我知道怎么做了。我的行动受到限制，所以我放弃了“纵向”。说到“纵向”，大家容易想到的是《光之墙》（Wall of Light）系列，它们更像建筑。而《Landline》系列更多和景观有关，它们更像风景画。

02 这次个展叫作《站在世界的边缘》，你怎么理解“边缘”这个概念？在你看来，抽象艺术当下的处境如何？

我们来谈一谈艺术里的“边缘”好了。17世纪的伦勃朗对边缘的探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经看到伦勃朗早期的一幅油画—一艘船—它是线性的。随着他年龄的增长，绘画中的事物的边缘变得柔软而且非常感性—是赋予关系以生命的边缘。它是相对的，无谓开始和结束。晚期的伦勃朗绘画非常感性和美妙，而早期的线性作品更像是一幅绘画的图表。抽象艺术现在非常强大，它无处不在，而且具有细微差别。它融合了前所未有的东西，但组织成一个新的现实。抽象的自由似乎比我之前所知的任何“时期”都要多。

03 如果时光可以倒退，你最希望回到过去的哪个瞬间？

我热爱绘画，所以我想应该是浪漫主义时期吧。

04 你经历过战争，也经历过贫困。有一种说法认为，艺术总是和痛苦息息相关。甚至艺术家们会故意维持一种困苦的状态。你觉得非得是这样吗？

是的，我认为艺术或者说伟大的艺术常常生于困境。当然不能说都是这样，以前的一些艺术家，比如拉斐尔，我就不认为他的出身糟糕。但我的确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非得这样，或者如果这样做到底是不是件好事。

05 在你看来，什么是如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时代病”？

我们一直在庆祝我们的分歧，而不是我们的共同点。我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现在艺术界里这一风气更甚，这会导致更大的平庸。

06 短短几年，你在中国已经办了3次回顾个展。在中国持续办展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人非常美丽、开放，同时有幽默感，这跟我的艺术相得益彰。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自由，我喜欢这种松散。

07“我离开了伦敦，和它的稳定性，转而去向纽约，和它的不稳定性。”这是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为什么对你来说伦敦代表稳定，纽约则是不稳定？

伦敦控制力更强，拥有更加成熟的社会和民主。而在美国，民主仍然是一个试验，拥有一个更加暴力的、精神的和宗教的文化，与社会的所有价值观之间存在着不稳定的关系。这当然影响了我1980年代的绘画，这些绘画是关于碰撞和不可理解的关系。美国是一个暴力、无法控制的社会，并抛出了伟大的艺术。在英格兰很难保持松散，但在美国是可能的，这是天壤之别。美国社会里人们并不统一，或者相互拉拢，但它让我能够做出一些极端的艺术—我得摆脱变得平庸的风险。

08 如果死人可以暂时活过来回答一个问题，你会问谁？

我会问耶稣他是否真的复活了。

09 怎么看待自己一不小心已经是个72岁的人的事实？“越活越明白”在你身上成立吗？人生有哪些重要的节点？

我想我还是很有活力，我很庆幸我的身体素质还可以，不像一个72岁的老人。我现在拥有极大的自信心，这是时间累积起来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阶段之一，是1981年开始創作《后与前》（Back and Fronts）的时候。在那些画作中，我改变了抽象的未来。

10 什么东西是你过去深信不疑，现在却深表怀疑的？那现在依然深信不疑的呢？

我曾经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也因此我怀疑所有的“系统”。我认为基本上政治家应该只是管理者而不是有远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