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佳敏

摘 要：1861至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是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也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战争。”[1]正是美国内战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度，捍卫了资产阶级民主。但事实上南北战争中奴隶制的存废远不像教科書中“正义”二字的定性那么简单，它是19世纪美国国内南北社会矛盾调和的必然选择。总而言之，历史往往是合力作用的结果，美国内战过程中奴隶制的存废问题便是一证。因此，我们在理解历史事件及相关问题时，切忌一言以蔽之，而应全面、客观地看待问题。

关键词：美国内战；奴隶制；生产关系；林肯；黑人奴隶

1861至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是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也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美国内战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度，捍卫了资产阶级民主。深入剖析，南北战争远不止为了正义地废除黑奴制，其历史的复杂性使得我们深入思考，本文旨在深入探究美国内战中究竟是什么深层诱因促使黑人奴隶获得解放，以期对该历史事件作出深入的剖析与理解。

一、奴隶制存废问题的根源

众所周知，美国独立后，南方和北方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

在北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猛，从19世纪20年代起，北部和中部各州开始了工业革命，到50年代完成。1860年，北方工业生产居世界第四位，总产值达18.8亿美元。而在南方，则实行的是种植园黑人奴隶制度，南方1860年已有黑人奴隶400万人。南方奴隶制度是生长在美国社会的赘瘤，它严重窒息了北方工商业的发展，南北矛盾和斗争自19世纪初起日趋激烈，斗争主要围绕西部土地展开：北方要求在西部地区发展资本主义，限制甚至禁止奴隶制度的扩大；南方则力图在西部甚至全国扩展奴隶制度。双方矛盾到19世纪50年代在局部地区已酿成武装冲突。在奴隶主的进逼面前，北方人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废奴运动”，南方黑奴也不断展开暴动。在人民斗争的推动下，北方资产阶级开始主张废除奴隶制度。1854年在北方成立了共和党。同年，南方奴隶主企图用武力把奴隶制扩张到堪萨斯，于是在堪萨斯爆发了西部农民与来自自由州的移民，反对南方奴隶主的武装斗争，斗争持续到1856年，揭开内战序幕。1857年奴隶主又利用斯科特判决案企图把奴隶制扩展到美国全部领土上去，导致约翰·布朗起义。1860年主张废除奴隶制的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南方奴隶主发动叛乱。南方蓄奴州纷纷独立，南方7州退出联邦，于1861年2月组成“美利坚诸州联盟”，定都里士满，戴维斯任总统。同年4月12日至14日，南方邦联军先发制人攻占萨姆特要塞，内战爆发。此后，奴隶制的存废经历了波折的历史转变。

总而言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由于南北双方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围绕着奴隶制的存废问题，爆发了南北战争。

综上所述，奴隶制的废存问题起源于美国南北生产关系的激烈矛盾，并最终成为美国内战的诱因和导火索。

二、林肯的态度转变

时任美国总统林肯在奴隶制的存废问题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历史事实可以看出，林肯对奴隶制的态度前后不一，他从开始的奴隶制反对者转变为一个废奴主义者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内战初期，他是奴隶制的反对者，但他只主张限制奴隶制的扩展，不打算干涉南方现存的奴隶制度。1858年，他在芝加哥的一次讲演中宣称：“......我相信，自由诸州的人民完全没有权利或意图进入奴隶州去干涉奴隶制问题。”[2]而且，在林肯的思想深处，他仍没有摆脱种族主义偏见，他认为黑人劣于白人。因此在这一阶段，林肯只是一个奴隶制的反对者。他坚持资产阶级温和派的立场。而在当时北方资产阶级中，在废奴问题上持温和派态度的显然占支配地位。1862年以后，在内战过程中，林肯始终把拯救联邦的战略目标看得至高无上，始终把解决国家政权问题看作头等大事。他认为“这场战斗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摧毁奴隶制。”[3]在林肯看来，拯救联邦应该是政府的首要目标，解放奴隶不过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而已。于是，他初步提出逐步有偿解决奴隶的问题，为此，他一再向“忠诚的”奴隶主呼吁，恳请他们合作。但这种一厢情愿的主张遭到奴隶主的拒绝，因为他们只对实力让步。当然“和平赎买”比“限制”奴隶制的主张是进了一步，但本质上仍是一个妥协的改良主义办法，因为它是以承认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为前提的。于是，林肯逐渐向废奴主义者转变。从1862年到1865年，林肯在形式教育和群众的推动下，终于认识到废除奴隶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颁布了“解放宣言”，最终完成了从奴隶制反对者到废奴主义者的转变。他在群众的推动下，逐步克服妥协性，加强革命性，从而使他在废除奴隶制的态度问题上从开始的不坚定转变为后来的坚定立场，决心颁布“解放宣言”这个奴隶制度的“死亡判决书”，从而使粉碎奴隶主叛乱的斗争由被动变为主动，从“和平赎买”转而采取断然态度，并领导制定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度，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4]由此可见，林肯思想的变化不是由于人民群众逼迫下产生的，而是他全面权衡形式后，得出解脱困境的办法，这是他主观上主张废除奴隶制度，解放奴隶，维护联邦统一，牢固掌握政权的决心和立场的体现，当然这也是同人民群众积极解放黑人奴隶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5]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林肯的态度转变对奴隶制的最终废除至关重要。

三、黑人奴隶的自我抗争

除了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国家领袖的强大领导，我们还应当看到黑人为废除奴隶制度、争取自由解放、要求获得土地和公民选举权的斗争构成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黑人在林肯领导的美国内战中，最终摆脱了奴隶主的压迫和剥削，获得自由和解放。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广大黑人靠自身不屈不挠的斗争换来的。

从十六世纪初，殖民者将非洲黑人运到北美大陆之际，黑人为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就成为北美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美国国内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产生和形成了与黑奴具有共同反抗奴隶主目的的新兴阶级——资产阶级，他们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里同奴隶主的矛盾和斗争日趋尖锐和激烈，前者代表着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趋向，后者意味着历史倒退和停滞，最后必然导致“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陆上一起和平相处。它只能以其中一个制度的胜利而结束。”[6]

1861年，林肯向南方宣战，南北战争拉开序幕。对此，马克思指出，“南部和北部之间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7]显然，这场战争的爆发对于黑人争取自由、民主和解放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因此黑人就必然地成为反对奴隶制度的一支积极力量。黑人领袖道格拉斯在1861年5月指出：解放黑人，并把“他们组织成为一支解放的军队，向南方进军，在奴隶中间高举解放的旗帜”。北方应把“南方这个强大力量拉过来供自己使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宣布解放奴隶，才是唯一有效的手段。”[8]

此后，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变化，美国总统林肯关于奴隶制存废问题由最初的反对转变为要求彻底废除。1863年1月1日发表“最后解放宣言”，宣告奴隶们从此获得了自由、民主和解放。于是，经过长期压迫和摧残的黑人奴隶，一旦得到解放，就表现出空前的政治热情，积极要求尽快武装起来。实践证明黑人和白人同样能干善战。在林肯政府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和措施的保护下，黑人武装得以迅速发展。并在450次大小战役中，3万8千黑人为正义事业以身殉国。总之，黑人在整个内战中，为争取自由、解放、土地、人权等等，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这些要求和愿望是在北方取得内战胜利的过程中先后取得的，这些权利的取得同北方其他阶级和种族群众所追求的目的，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和矛盾。实际上，对解放奴隶、武装黑人等等问题的解决，也是势在必行的。黑人自觉地、有目的地进行斗争，促进了这些愿望得以早日实现。[9]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肯定广大黑人奴隸在奴隶制存废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广大黑人靠自身不屈不挠的斗争换来的，同时肯定黑人奴隶在美国内战这一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美国内战是19世纪美国国内南北生产关系矛盾的必然结果，而奴隶制则是南北矛盾激化的诱因之一和重要导火索，奴隶制的存废问题在内战中不断扩大并最终被消灭，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领袖林肯为奴隶制度的废除作出了巨大贡献。除此以外，广大黑人在四年内战中为争取自由、民主和解放积极参与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并在这一过程中，为美国内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因如此，我们应当肯定他们在奴隶制存废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并认识到是广大黑人奴隶不屈不挠的主动抗争促使黑人奴隶制的废除，从而使他们挣脱了奴隶的枷锁，重获新生。

历史的演变从来不是一种因素推动的结果，相反，历史是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美国内战过程中奴隶制的存废问题便是一证。因此，我们在理解历史事件及相关问题时，切忌一言以蔽之，而应全面、客观地看待问题，以期对历史事件做出深刻的剖析与理解。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伦敦（泰晤士报）评奥尔良亲王赴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344页。

[2]刘祚昌：《美国内战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41页。

[3]摩温.路：《林肯的言论及书信集1832-1865》英文版第194页，转引自《论废奴制度中的林肯》。

[4]霍光汉，郭宁杕：《论美国黑人与内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2）：105-113。

[5]霍光汉，郭宁杕：《论美国黑人与内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2）：105-11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36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344页。

[8][美]乔弗里.瓦德：《美国内战》，王聪译本，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213页。

[9]霍光汉，郭宁杕：《论美国黑人与内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2）：105-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