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奇

摘 要：《汉书·艺文志》曾叙述汉乐府诗歌为：“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乐府诗歌具有深刻的民间性，其中也较为深刻地反映了汉代女性的生活状况。笔者从汉代女性的总体风貌出发，分析汉乐府诗歌中所呈现的女性命运的几种类型，并从分析中探讨当时女性命运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

关键词：汉乐府；女性；命运

一、引言

乐府初设于秦，在汉朝重新设立，是专门管理和演习乐舞的机构，在汉代政府组织中起着重要作用。两汉乐府诗是汉代文化的重要标志，是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两汉乐府诗不仅具有文学和艺术的欣赏价值，同时由于其贴近生活的现实主义特色，也包含了大量具有价值的社会文化信息。《汉书·艺文志》在叙述西汉乐府歌诗时就曾写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处于封建社会初期的汉代女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既是自由的又是保守的，她们的性格特点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两汉乐府诗作者以或同情或赞赏的态度对她们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两汉乐府诗为我们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而又神态各异的女性形象。这些诗歌的作者有男性也有女性，方便我们从女性自身角度和他人的角度来全方位考察汉代女性的时代特征和命运。

二、女性总体风貌

叶嘉莹先生曾说，我们人类生活有两种最基本的感情：一是生之喜悦，二是生之忧苦。同样，这也是我们在汉乐府民歌中所感受到的女性的两种普遍情感。汉代的女性是积极的，她们关注着时代，关注着社会，并能自觉地迎合社会，对自身进行改造。她们也是勤劳的，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勤劳善良的传统美德，毫不吝啬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三、女性个人命运

所谓命运，在命理学上来讲，实际上有两重含义，一是命，指先天所赋的本性；二曰运，指人生各阶段的穷通变化。两汉民间诗人对时代女性命运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一方面，他们以深切的同情从不同的方面真实地展现了女性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另一方面，他们以歌颂的口吻对女性为追求自强、自尊所走的艰难之路进行了讴歌，让我们看到了汉乐府诗歌中所展现的多姿多彩的女性命运。

（一）个人命运类型

第一种是敢爱敢恨型。《上邪》是一首西汉民歌，是一位性格如火般热烈的女性对爱情的坚贞誓言，全诗是一种何其诚挚和坦率的表白！首先在诗的开头直奔主题，喷薄而出，倾诉出自己内心最深沉的愿望，进而列举五种自然界不可能出现的现象作为“与君绝”的条件，可见她对爱情的忠贞程度。清人王谦说：“五者皆必无之事，则我之不能绝明矣。”《上邪》中的女主人公所体现的是缔结终身婚约的决心，那么《有所思》中的则是一位因“爱之深”进而“恨之切”从而内心充满痛苦的女性。她一心挂念自己的情郎，但是等来的却是情郎变心的事实，她因爱生恨，表示“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甚至于“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白头吟》中的主人公亦是如此，诗中写道“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与《有所思》的主人公有着相同的志趣，但《白头吟》中同时表达了“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夙愿，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虽经历情伤但仍然理智，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女性形象。

第二种是坚贞刚烈型。这一类型的女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往往义正言辞地捍卫自己的原则。《孔雀东南飞》是乐府双璧之一，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历来受到人们的赞颂，在被婆婆驱赶回家，面对着父兄要让她另嫁他人的情况下，她对自己的爱人直言“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并且真正毫不迟疑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是汉乐府民歌乃至中国诗歌史上对爱情坚贞不移的“烈妇”的代表。在《羽林郎》和《陌上桑》中，我们同样看得到类似的形象。《羽林郎》中在以“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等语句描写了胡姬的美貌之后，话锋一转极写胡姬对冯子都调戏妇女的无耻行径的控诉，并用“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表达自己忠于自己丈夫的决心，最后的“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则是谢绝之意。《陌上桑》中的秦罗敷同样坚持原则，拒绝使君的调戏。胡姬和秦罗敷虽然地位不高，但在高贵者面前始终能够自矜身份，这是一种更加高贵的境界。

第三种是逆来顺受型。这类女主人公面对委屈或不公平的境遇采取的都是忍辱负重的态度，这和个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且看《定情诗》中的女主人公，她抒发出“自伤失所欲，泪下如连丝”的失去爱情的感慨。诗中的女性将生活的重心和希望全部寄托在了自己的情郎身上，到后来被抛弃时自怨自艾，沉浸在失去爱情的苦痛中，远没有《有所思》等诗中的女主人公那样果敢决绝。《上山采蘼芜》讲述的是一个被弃女子偶遇故夫的故事，答话时女子“长跪问故夫”，这一细节足以看出在丈夫面前女子是何等的卑微；又如《艳歌行》中，描绘的是当家女主人为路过游子缝补衣服的故事，但是却遭到了丈夫的怀疑——“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承受着无端遭疑的痛苦。在《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在被休回母家之前，在婆家辛勤劳动：“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勤谨侍奉公婆和小姑，但是却屡次被婆婆刁难，面对此情此景，刘兰芝没有辩驳或反抗，只是忍辱负重的几年如一日的劳作，但是她生活的辛苦依然跃然纸上。

由于两汉乐府诗的民间性，诗中也刻画了很多中国封建社会广大劳动妇女的形象，诸如《妇病行》中一生操劳的病妇，《相逢行》中“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陇西行》中独立操持酒店的健妇，《江南》中欢快采莲的年轻女性等，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女性形象。

（二）个人命运成因

由于汉代女性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较高参与度，在社会经济生活、劳动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思想禁锢的尚未形成，西汉时期是汉代女性自主意识提高的时期，所以在汉乐府诗歌中能够或隐或显地看到女性自主意识的火花。女性自主意识的显现是女性能够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决定自己的人生的内在因素，家庭教育则是促成女性内在修养形成的基础。文化教育、女德教育和女子技能教育是对女子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总的来看，汉代的妇女教育以礼教为主，其他教育为辅，尽管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让妇女从心理上自觉接受封建礼教对她们的改造，但漢代女性通过这些教育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和修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礼教，这是儒家思想的拥护者们始料未及的。女性命运成因的外在因素有两个：一是强权女性的强势，二是当时社会环境的限制。汉代的当家主母在家庭中占有重要地位，有时其强势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男权的失语，女性大家长的强势地位使父权的权威受到挑战，并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坍塌。如果一个家庭中同时有一个强权的女性家长，和一个具有自主意识的儿媳，那么婚姻家庭生活有时就是两个女性之间的较量，结果当然是小辈落下风。同时，当时社会环境的限制，汉代婚姻中男尊女卑的倾向仍然十分明显，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明显高于妻子的，这是封建社会的阶级性和等级性在婚姻关系中的体现，反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总之，汉代女性的不同命运，是其自我意识觉醒的必然，是女性为了爱情与封建礼教进行抗争，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