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碧筠

摘 要：在白居易有关“李、杨”题材的诗中，其对杨贵妃形象持不同的褒贬态度，由此可见其女性观存在矛盾性。白居易“政客”与“骚客”的双重身份使其对女性的认识处于矛盾的位置，其或冷静旁观，冷峻沉思；或联想自身，动之以情。在白居易眼里，杨贵妃或许是一个美的符号，有爱情及政治理想的影子，白居易对杨贵妃的形象倾注了复杂的感情，这是其女性观矛盾性的一个原因。

关键词：白居易；女性观；《长恨歌》

一、“政客”身份，冷峻沉思

白居易作为“政客”身份的诗人，其对盛唐的追忆源于对现实的不满。盛唐政治清明，繁荣开放；中晚唐藩镇割据，社会动荡，诗人深感当下的政治弊端与社会问题，在诗中讽谕美刺，批判杨贵妃乃“红颜祸水”，反思安史之乱的祸因，劝谏当今君主改革朝政。

（一）女祸思想

在封建社会，诗中的女性形象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女祸思想是古代主流文化意识中的基本观念。这一观点在傅兴林的《论白居易女性观的矛盾性》中已详细论述：“白居易也存在一定的‘女祸论意识，在其诗歌中有劝诫君王女色惑国的认识，如《胡旋女》和《李夫人》（小序）所言“惑君心”“鉴嬖惑”之题旨，在《和古社》和《古冢狐》中更以“妖狐”来比喻女性，警示人们贪恋美色会导致败家丧国的命运，劝诫远离美色。”

（二）美刺主题

白居易作为封建社会里的“政客”，是正统的儒家思想继承者，封建伦理道德、“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在其头脑里根深蒂固。他强调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功能，要以情义为内容，以言声为形式，充分发挥诗歌的美刺作用，以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白居易把实现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圣主贤臣”，创作大量讽谕诗，在《胡旋女》《李夫人》中对迷惑君心的杨贵妃进行美刺讽谕。

（三）叙事角度

当诗人以旁观视角审视“李杨”爱情，便作为市井百姓中的一员，关注现实，冷峻沉思，批判杨贵妃乃“红颜祸水”；当诗人联系自身，便设身处地，动之以情，同情杨贵妃成为历史牺牲品的时代悲剧。

在《江南遇天宝乐叟》中，白居易以静观视角审视“李杨”爱情，通过与白头病叟的谈话，从侧面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巨大变化。昔日的盛唐气象，由于唐玄宗耽迷于美色，荒废朝政，如今“从此漂沦落南土，万人死尽一身存”。诗人在整个叙事过程中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他站在广大的市井百姓群体中来看待“李杨”爱情，因此紧紧牵动诗人的心的是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现状，促使诗人不自觉地带着批判性眼光塑造杨贵妃形象。

同期，诗人元稹的《连昌宫词》中也是借“宫边老人”叙述安史之乱前后连昌宫的兴衰变化，站在社会力量的主体市井百姓的角度，批判杨贵妃及其亲党惑君禍国，这与白居易的《江南遇天宝乐叟》叙事角度相似。

而在《长恨歌》里，白居易站在一定的时空距离上追忆盛唐，暂时摆脱了功利心态去看待李杨故事，不再以激进变革的“政客”身份来看待，从人性关怀出发同情理解杨贵妃。诗人意识到真正造成这一悲剧不是一介女子的魅惑，而是朝廷的腐败。杨贵妃深居中宫，没有干预朝政，与安史之乱在根本上没有因果联系，杨贵妃其实是马嵬兵变的最大牺牲者，历史却让她承担一切罪责。诗人对杨贵妃“红颜祸水论”女性观的否定，体现其对安史之乱的理性认识，对女卑传统的强烈反抗，对男权社会下女性的人性关怀。

二、“骚客”身份，动之以情

（一）“长生殿”意象情结

长生殿是唐玄宗在骊山所建的宫殿，在《江南遇天宝乐叟》里是安史之乱后萧条凋敝的见证，“新丰树老笼明月，长生殿暗锁春云。红叶纷纷盖欹瓦，绿苔重重封坏垣”。长生殿意象凸显了盛衰变化的巨大反差，宏伟热闹的长生殿变得死寂萧条，刺激着诗人对世风日下却又无可奈何的感慨，而“红颜祸水论”又引导诗人持“美刺”利剑，将这场反叛归罪于杨贵妃。

长生殿在《长恨歌》里是盛唐时期“李杨”爱情结盟的地方，“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长生”既代表李杨爱情的永恒，又反衬“李杨”爱情的短暂。诗中前半部分有不少唐玄宗由于溺爱杨贵妃而荒废朝政的描写，“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广彩生门户”，最终导致“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但笔者认为，这些描写的用意不在于讽刺杨贵妃乃红颜祸水，而在于从多方面衬托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君王的爱情如凡人一般情深义重，又不如凡人一般随心而为。因此，我们不能以市井细民的角度来看待这场帝妃之恋，谁能断言真挚感人的帝妃之爱不存在呢？

笔者认为，白居易是相信这场超越了世俗与生死的爱恋的存在，所以他才避开史实，将杨贵妃已侍寿王仍与玄宗相欢这段被视为有伤人伦风化的历史隐去，改写成“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苦心塑造了杨贵妃这一家世清白、单纯可爱的少女形象，这段天造地设的姻缘因外因干扰而空留长恨，怎能不为之扼腕叹息？

诗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十九岁的白居易与邻家少女湘灵相爱，他请求母亲允许这段婚事，却被门第观念极强的母亲拒绝了。这段久思无果的初恋，让诗人明白男女追求理想爱情的天经地义，也体验到爱而不得的相思之苦和超越时空的人间至情。诗人对爱的感受和理解随着岁月对湘灵恋情的逐步沉淀，融在《长恨歌》里。诗人将苦苦等待的初恋女子的思念寄托在杨贵妃身上，将对无果爱情的守望寄托在“李杨”天上人间相望等待的永恒爱情，写下了苦苦追求的理想，“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二）对比分析“马嵬坡”意象情结

“马嵬坡”是“李杨”爱情终结的地方，玄宗对她的万般宠爱刹那间变为遗弃和缢杀。如《李夫人》“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又如，《胡旋女》“禄山胡旋惑君心，死弃马鬼念更深。”马嵬兵变诛杀杨国忠，赐死杨贵妃，稳定了军心，保住了大唐王朝，诗人站在宏观历史的视角，从“政客”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诗人认为杨贵妃是导致国家由盛转衰的原因，是其女性观的局限性。

在《长恨歌》里，一边是玄宗在西宫南内的触景生情和睹物思人“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一边是贵妃在蓬莱仙山的痴情等待和寂寞独守“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马嵬坡葬送了帝妃之爱，留下了孤独的唐玄宗，留下了无尽的长恨。“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诗人虚构了“李杨”二人隐忍天人永隔的孤寂消磨，天上人间相思相念，将这段帝妃之恋由开篇处的姿色相悦歌舞相娱，升华到真情相砺痴情相得的跨越时空超越世俗的灵魂之爱。玄宗马嵬坡忍痛刺死深爱的杨贵妃，厮守白头的誓言随风而去，诗人觉得杨贵妃长恨玄宗；白居易偶然遇到了湘灵，此时四十四岁的白居易已婚，四十岁的湘灵仍未嫁，诗人觉得恐怕湘灵也长恨自己吧？

马嵬坡是玉容花颜的消陨，亦是美的破灭。白居易追忆“李杨”故事，更是在追忆那个无法再返回的盛唐王朝。他对政治理想的美好期待，他对盛唐之音的美好幻想，被现实一次又一次无情地击碎，他同情杨贵妃，亦是对美的消陨的叹惋与悲悯。

在诗人眼里杨贵妃或许是一个美的符号，他塑造了杨贵妃温婉美丽、敢恨敢爱的形象，这个女性形象有着他奋力想抓住终究却只能错过的初恋的影子，有着寄寓了他美好政治理想的盛唐碎影。他对杨贵妃的形象倾注了复杂的感情，爱得深，恨得也深，我想这是其女性观存在矛盾性的一个原因。

参考文献：

[1]傅兴林.论白居易女性观的矛盾性[J].安康师专学报，2001（1）：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