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谷悦

提 要：丘濬在其重要著作《大学衍义补》中提出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海运构想”，表面上从运输漕粮的经济角度出发，力主恢复“河海并运”，以海运来补充河运之不足，实质则为基于国家战略层面的设计。对于已停罢海运多年的明朝来说，这种表面谨慎的提法已然是一种突破。随着《大学衍义补》在朝野产生巨大影响，此构想也成为此后朝廷“海运之议”的重要依据，为“海运”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体现了明代“四书学”中的“经世致用”精神。然而“海运构想”终未实现，失败原因颇为复杂，既有弘治朝政治环境与现实需要之制约，又有国家决策中各集团利益博弈之扰动，且在义理上的弱点与技术条件上的不足也多为反对者所诟病，而究其根本则为明代国家发展重心之限制。

关键词：丘濬；《大学衍义补》；海运构想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2.010

丘濬（1421—1495）字仲深，号深菴，海南琼山县人，被同辈称为琼山先生或琼台先生，1景泰五年进士，历仕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一生著作颇丰，其中《大学衍义补》是他最重要的著述之一，该书针对当时明代国家与社会的诸多问题，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系统的改革方案，寄托着他的士大夫“经世”情怀，对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丘濬的研究始自清末，最重要的就是1898年王国栋编修的《丘文庄公年谱》。2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学界关于丘濬的研究逐渐展开，尤其是七十年代以后，伴随着美国亚洲研究学会赞助的《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的编撰出版3和1978年丘海学会在台北的成立，4关于丘濬的专题研究逐渐增多。在诸多今人成果中有两部博士论文，即朱鸿林先生的《丘濬与<大学衍义补>：十五世纪中国的经世思想》和李焯然先生的《丘濬及其对政府和历史的看法》，5非常值得关注。此外朱鸿林先生的《丘濬<大学衍义补>及其在十六七世纪的影响》一文发表在1986年的美国《明代研究》上，是其博士论文的研究拓展。1本世纪初，李焯然先生又有《丘濬评传》一书问世，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丘濬及其著述打下了坚实基础。2

日本学者关于丘濬的研究亦多有建树，尤其是间野潜龙先生的著述，值得研究者参考。3

尽管已有上述成果，关于丘濬及其著述的研究仍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其思想的研究势必要向更加具体和多角度结合的方向迈进。在《大学衍义补》中反映的丘濬的诸多主张中，关于“海运”的见解独到，影响深远，值得进一步研究。目前研究成果中，有从海洋观念讨论丘濬的海洋认识的；4也有从明代海运漕运利弊角度进行分析的，5但是丘濬对“海运”问题究竟有哪些更为具体的设计、构想？其理论依据和影响如何？目前的研究成果很薄弱，尚需进一步梳理和分析。

一、《大学衍义补》中的“海运构想”

（一）《大学衍义补》的进呈与结构

明宪宗时国家出现一系列问题，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宪宗皇帝对朝政趋向消极，经筵讲论也不切近实际，任职于国子监的丘濬深感忧虑，于是创作了《大学衍义补》，名义上是为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做补书，补充《大学衍义》所未谈及的“治国平天下”之目，实际上则结合明代实际的国家与社会问题，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全书160卷，分12子目，前接《大学衍义》论述相对较薄弱的《审机微》，终于论述王道大成世界清平的《成功化》，丘濬的“海运构想”主要是在《制国用》下的细目《漕挽之宜》中阐述出来的。

《大学衍义补》全书进呈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一月，得到孝宗赏识。“上曰：‘览卿所纂书，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补政治，朕甚嘉之。已升职尚书，仍赏银二十两，纻丝二表里，其誊副本下福建书坊刊行。”6在此以前，丘濬已由礼部右侍郎升为礼部尚书，此次仍有赏赐，可见孝宗对他献书的认可。明孝宗即位初始，其虚心纳谏的政治姿态为朝政振兴带来了一线希望，于是丘濬将这部凝聚心血的巨著呈上。

由于《大学衍义补》得到明孝宗的认可，弘治元年（1488年）便有首刻本刊行于世。朱鸿林称，“在以后直到明亡的一个半世纪中，它在中国至少出现过八个刻本，这些刻本都有文献可稽，多数还有存本可见。”7最初刊行的四个本子都出自福建书坊，笔者所用为现藏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明弘治元年（1488年）刊本，此本的原始性較后出本稍强。同时，也参考了后出本的部分内容，如现藏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明正德元年（1506年）刊本等。

（二）“海运构想”的提出

之所以称丘濬有一套“海运构想”，首先是由于他对于海运的高度重视，尽管他表面上主张的是“河海并运”，但是相对于已停罢海运多年

的明朝，这种谨慎的提法已然是一种突破。他引用《元史》的内容，非常明确地表彰海运的价值：

《元史·食货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巴延献海运之言，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岁多至三百万余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良法欤？！1

文中的“巴延”便是忽必烈时代的“平宋”功臣伯颜，也是元代海运的发起者之一。《大学衍义补》的体例沿用《大学衍义》，在每一个细目下先引用与主题相关的前代君王、圣贤的言论和经史典籍的记载，然后在其基础上以注释和“按语”的形式阐述自己的主张。丘濬的“海运构想”也是以“按语”形式阐发的。他认为海运在秦代就已经有了，唐代也有海运粮食的情况，但主要是用于边区，而以海运来支持国家粮食需求的情况则是在元代开始的。他进一步叙述元代海运格局的形成过程：

初，巴延平宋，命张瑄等以宋图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师。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运之策。命罗璧等造平底海船运粮，从海道抵直沽，是时犹有中滦之运，不专于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运万户府以督岁运。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财赋府每岁所办粮充运。自此以至末年，专仰海运矣。2

丘濬这段文字是对《元史·食货志·海运》相关内容的概括。伯颜平宋之时，海盗朱清、张瑄等人率船队降元，由海路运送宋朝的图籍到大都，这次海运尝试给伯颜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他在运河漕运出现问题的时候，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建议忽必烈推行海运以缓解漕运压力。此后元朝采取了“河海并运”的漕运政策，3设立专门管理机构，朱清、张瑄及其家族也由于负责海运和海外贸易而获利甚丰，发展成为著名的“航海家族”。4朱清、张瑄二人在忽必烈死后陷于政治斗争，被人揭发贪渎，而且元成宗有意在海运问题上进行整顿，于是二人被诛杀、抄家。到元武宗至大年间，由于河运的各种问题，海运成为了国家漕粮周转倚重的主要手段，一直推行到元末。《元史》称：

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议海运事。时江东宁国、池、饶、建康等处运粮，率令海船从扬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矶，走沙涨浅，粮船俱坏，岁岁有之。又湖广、江西之粮运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于是以嘉兴、松江秋粮，并江淮、江浙财赋府岁办粮充运。海漕之利，

盖至是博矣。5

元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然移至江南，故而南粮北运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元代海运为明代海运提供了最直接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丘濬进一步阐发其“海运构想”的重要依据。他也谈及明初一段时期的海运来加以佐证：“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给辽东军饷。永乐初，海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会通河通利，始罢海运。”6明初定都南京，京城漕粮可以就近解决，但是辽东边防需要漕粮供给，其时运河尚未疏浚，所以仍要推行海运解决漕运问题。

对于明太祖朱元璋而言，元代“航海家族”通过海运垄断漕运与贸易，发展成为一方豪强，张士诚、方国珍更是在元末崛起东南，严重动摇元朝根基，这些史实都使他对于海运采取一种审慎的态度，尽管他在对元朝战争中也曾采用过海战的策略。7明成祖夺位以后，由于国家政治重心北移，大运河疏浚的意义更加重大，运河疏浚是迁都北京的重要准备工作。永乐十三年（1415年）会通河工程完成，此后朝廷便停罢海运。从“河海并运”到“停罢海运”的历史过程来看，明成祖对于海运的审慎态度大体与太祖相近。尽管永乐十三年大规模国家海运活动停罢了，但实际上仍有“遮洋船”一项以支给辽东粮饷，规模很小，途中有一段路线由海路运输，所以部分明代文献中所称“海运”也有指此者，须得留意，这并非国家战略层面思考的“海运”。8

但是海运在明初仍是一种常识，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元史》中有明确记载，丘濬也认为，“作元史者，皆国初史臣，其人皆生长胜国时，习见海运之利，所言非无征者。”1因此，前代的海运经验也是可以为后人所吸收的。

在回顾历史之后，丘濬便点明了“海运构想”的重要意义：

臣窃以谓，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无，不临事而悔。今国朝都燕，盖极北之地，而财赋之入皆自东南而来，会通一河譬则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祸。2

丘濬从经济与人力角度来分析“陆运”、“河运”与“海运”的优劣，“陆运”耗费最高，“河运”、“海运”各有利弊，但是从国家稳定角度来看，海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明朝迁都北京以后，政治重心、经济重心格局与元代颇为类似，一旦运河有失则国家“立有死亡之祸”，这是一种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点明了海运的国家战略意义。所以丘濬力主重开“海运”，以补充河运：

请于无事之秋，寻元人海运之故道，别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江西、湖广、江东之粟，照旧河运，而以浙西、东濒海一带，由海通运，使人习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来而彼来，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计也。3

参考元人的海运经验，重新恢复明人的海运，从丘濬的建议来看，可知在成化时代人们对航海知识的了解程度与明初视航海为“常识”相去甚远。而对于大规模“海运”的推行方法，丘濬从海运路线、海运人员、海运船只技术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三）“海运构想”的具体设计

关于海运路线，丘濬主张以元人海运路线为基础，来探寻适合的海运路线。他在文中对元人海运路线有详细引述：

海运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门县界开洋，月余始抵成山，计其水程自上海至杨村马头，凡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后千户殷明略者，又开新道，从刘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东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转西至刘家岛，又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当舟行风□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4

这段文字转述自《元史·食货志》，据“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一句，丘濬所缺字当为“信”字。元人海运路线是重要的参考，但他也深知元人海运路线于当时未必完全可行，所以还需要进行具体路线的调查、修正：

夫海运之制【利】，以其放洋，而其险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习知海道者，起自苏州刘家港，访问旁海居民、捕鱼渔户、煎盐灶丁，逐一次第踏视海涯有无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远近，亲行试验，委曲为之设法。可通则通，可塞则塞，可回避则回避，画图具本以为傍海通运之法，万一可行是亦良便。5

通过系列调查，整理出符合现实状况的海运路线，尽量降低“放洋”出海的风险系数。上文的“制”字据其他版本的《大学衍义补》考订当为“利”字。当时关于海运的最大反对意见便是对其安全性的质疑，丘濬在论述海运路线、海运人员、海运船只技术三方面建议时主要考虑的也是“风涛漂溺之虞”。海运的安全与天气、风向是分不开的，丘濬根据自己的经验也提出了关于船只技术的建议：

臣家居海隅，颇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浅，不虑风而虑礁。故制海舟者，必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舵】，卒遇暴风，转帆为难，亟以尾为首，纵其所如。且暴风之作多在盛夏，今后率以正月以后开船，置长篙以料角，定盘针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6

为了应对海上风向与天气变化，除了设计较灵活的船只以外，还可依据沈括《梦溪笔谈》中“占视风候”的经验来回避风险。“每日五鼓初起，视星月明洁，四际至地，皆无云气，便可行舟，至于巳时即止，则不与暴风遇矣。中道忽见云起，则便易柁【舵】回舟，仍泊旧处，如此可保万全，永无沉溺之患。”1而海路的辨识、船只操作、风向与天气的观测，这三样又都是需要较为专业的海运人员来从事，于是丘濬进一步提出关于海运人员的建议：

萬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闽、广二藩，访寻旧会通蕃航海之人，及行广东盐课提举司归徳等场，起取贯驾海舟灶丁，令有司优给津遣。既至，访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许以事成，加以官赏。俾其监工，照依海舶式样，造为运舟及一应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领其人，起自苏州，历扬、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滨海去处，踏看可行与否。先成运舟十数艘，付与驾使，给以月粮，俾其沿海，按视经行停泊去处，所至以山岛港汊为标识，询看是何州县地方，一一纪录，造成图册，纵其往来十数次，既已通习，保其决然可行无疑。2

丘濬建议的海运人员由“旧会通蕃航海之人”和“贯驾海舟灶丁”组成，后者在户籍中属于灶户，在沿海盐场等地制盐为生，平日也会与大海打交道；而前者则是朝廷一直以来捉拿、防范的“罪人”。他们的祖先在元末多从事对外贸易或海运事业为生，从中获利，甚至亦商亦盗，而且大多与方国珍、张士诚、陈友定等明朝的敌人有瓜葛，他们也会偶尔从事走私活动，所以被视为“罪人”，但他们有着丰富的航海知识，属于专业人才。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丘濬在文中夹注“许其自首，免其本罪”一条，以强化对海运人才的招揽。经过这些海运人员的调查、试验，下一步便是正式设立造船厂，打造海运船只：

然后于崐山、太仓起盖船厂，将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贮，照依见式，造为海运尖底船只，每船量定军夫若干，装载若干。大抵海舟与河舟不同，河舟畏浅，故宜轻，海舟畏瓢【飘】，故宜重。假如每艘载八百石，则为造一千石舟，许其以二百石载私货。三年之后，军夫自载者，三十税一，客商附载者，照依税课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课司收贮，以为岁造船料之费。其粮既从海运，脚费比漕河为省，其兑支之加耗宜量为减杀，大约海舟一载千石，则可当河舟所载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则漕卒亦比旧省矣。此非独可以足国用，自此京城百货骈集，而公私俱足矣。3

打造海运船只，除了采用前文提到的尖底船以外，在运输量上也要增加，不仅仅是为了船只航行的稳定，也可以令军夫、客商运输私货，这样海运就不仅仅是为国家漕粮运输服务，而是可以发展为国内贸易网络的一部分，实现“公私俱足”的目的。这在丘濬看来，海运不但可以为国家节约成本，还可以为国家增加税源。接着他又引用《朱子文集》和《元史》来进一步论述此构想，最后总结到：

然则此道若通，闽、广之网运，亦可以来，不但两浙也。况今京师公私所用，多资南方货物，而货物之来，若于运河窄浅，舳舻挤塞，脚费倍于物直，货物所以益贵，而用度为艰。此策既行，则南货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4

丘濬认为，“海运构想”原计划落脚点是“浙西、东濒海一带”，5但其实可以进一步接通福建两广的海运网络，形成覆盖面更为广泛的贸易网。除了漕粮，京城的物资也同样依赖南方供给，海运可以解决京城乃至北方物资供给的困难，降低运输成本，平抑物价，同时带动南北贸易的繁荣。当时有人认为海运的成本耗损很大，这是反对海运的第二大意见。对此说法，丘濬辩护道：

请以《元史》质之。其海运，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历二年止，备载逐年所至之数，以见其所失，不无意也。窃恐今日河运之粮，每年所失不止此数，况海运无剥浅之费，无挨次之守，而其支兑之加耗，毎石须有所减，恐亦浮于所失之数矣。6

丘濬为了增强说服力，把《元史》中的记载附在文后，用数字来证明海运之利大于河运。河运受限于运河的宽度，效率比起海运要低很多。丘濬还点出了“海运构想”的又一个好处，可以加强国家海防力量，这是较前人认知的一种推进：

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将江、淮、荆、河之漕，折半入海运，除减军卒，以还队伍，则兵食两足。而国家亦有水战之备，可以制伏朝鲜、安南、边海之夷，此诚万世之利也。1

海运的推行，会使内地从事河运的“运军”减轻压力，节省成本，同时军士在和平时期的海运历练，可以在战时转化为强大的海上战斗力，“海运”的经济利益与国防利益结合在一起。关于“水战之备”丘濬没有过多的论述，结合此后的明朝历史来看，在当时确实颇有远见。他本人的提法多有与此前明朝政策相左之处，所以他的用词也非常慎重，“念此乃国家千万年深远之虑，姑述此尝试之策，请试用之，试之而可则行，不可则止。”2

以上便是丘濬“海运构想”的主要设计。基于迁都北京的实际情况和成化末年的财政危机，他提出恢复明初“河海并运”的漕运体制，但对“海运”的主张更为恳切。他从国家安全、经济贸易、军事国防三个角度来阐述“海运构想”的益处与意义，从海运路线、海运人员、海运船只技术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意见，并对海运中人员安全和损耗程度进行分析，力主海运利大于弊。

本卷后半部分，丘濬又对运河的疏浚与“河运”管理进行了论述，指出运河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国家都北而仰给于南，特此运河以为命脉。”3如果不推行“海运”，不能“河海并运”，则国家必须全力以赴维护运河安全，这必然增加河道维护与漕运的成本，而且终究是个隐患，这是丘濬在本卷先论“海运”后论“河运”的不言之意。

除了本卷内容，丘濬在第134卷《战陈之法下》再次强调“海运”的重要意义，绝非补充漕运而已。

臣于《制国用》条，尝请复元人海运，今日诚能用军三四万人，舟三五千艘，由海道漕运，因而教以水战，则东可以制朝鲜，南可以制交趾。噫！当元盛时而知为此备，则张士诚、方国珍岂敢称乱哉？！惜乎当时惟以运粮而不习水战。4

方国珍、张士诚等人在元末倚海自重，称雄一时，给明太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明代实行有限海疆开放政策的历史因素之一。丘濬则认为元末豪强倚海自重，危及中央，并非海运的错误，而是因为元朝中央未能在承平时期强化海上力量，防患于未然。由此可见，丘濬的海运与海防意识，在当时而言是颇为积极的。

二、丘濬“海运构想”对海运之议的影响与失败结局

由于《大学衍义补》引起了士大夫的广泛关注，“海运构想”也随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此后朝廷议论海运政策者，大多以之为理论依据和知识来源。弘治以后运河依旧时浚时塞，每至壅塞之时则海运之议又起，力主海运的代表王献（1487—1547）、王宗沐（1524—1592）、梁梦龙（1527—1602）等人均受到丘濬的影响。

据《昭代典则》追述，“初，嘉靖中，山东副使王献，请循元人海运遗迹于胶莱间，开河渠一道，由淮安清河淸江浦，历新闸海仓口，以绕天津，道里甚近，径度不过千六百里，又可以避海洋之险，业已从其议，开凿将毕，会献去官，遂罢其役。”5王献力主海运，并在具体问题上提出新方案，以缩短运途来降低海运风险，但可惜该工程由于其去职而中断。许宗鲁（1490—1560）所撰墓志铭录有其所上方案：

南沣（指王献）由御史晋山东按察副使巡察海道，谓其政莫先于海运者，其为议曰：“国家定鼎上游，漕运为重，会通河建万世之通利，海运备一时之权宜，二者可相须而不可偏废也……自安东放舟，遵海而行，灵山峙其西，浮山、劳山介其东，薛岛、陈岛石礁林立，横浮海中，险阻难越。故元人放洋，自三沙以达登州西北，至于海仓，又北浮于渤海，始达于直沽，避此险也。然牵挽之劳虽节，而漂溺死之患亦多，故丘文庄有说，闻者惑焉。以余观之，夫自薛岛之西为马濠，其涯为胶之麻湾，北为新河，又北为掖之海仓，其地里至仅三百耳，若径于此，诸险皆免……”1

王献的海运主张基本继承丘濬的“海运构想”，而且对丘濬的方案进行了修改，起初得到朝廷的支持，但是最终被“诬以妄兴海运，迄无成功，疏奏报罢”。2

梁梦龙、王宗沐主要活跃在隆庆、万历年间，二人均在丘濬“海运构想”的基础上，主张恢复大规模海运。隆庆年间，运河的壅塞问题更加严重，海运问题又一次成为热点。梁梦龙在这个背景下主张恢复海运，其言论据《明史》所载，“丘濬所称‘傍海通运，即此是也。请以河为正运，海为备运。万一河未易通，则海运可济，而河亦得悉心疏浚，以图经久。又海防綦重，沿海卫所玩愒岁久，不加缮饬，识者有未然之忧。今行海运兼治河防，非徒足裨国计，兼于军事有补。”3他的主张近似于丘濬的战略考量，不仅仅着眼于漕运，而且看到了海运对海防的意义。

王宗沐在隆庆五年（1571年）“拜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极陈运军之苦，请亟优恤。又以河决无常，运道终梗，欲复海运。”4他不满足于王献曾提出的“开胶莱河”方案，主张推行更全面、更完善的“海运”，上疏言称，“先臣丘浚所忧，不可散也。若我朝太平熙洽，主于河而协以海，自可万万无虑，故都燕之受海，犹凭左臂从胁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余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此所谓都燕专势也。”5他在上疏中从“天下大势”“都燕专势”“日前急势”三个方面论证：海运”的优越性与必要性，这是对丘濬：海运构想”的发展，其具体内容则为：海运七事”。王宗沐倡导的海运，在理论上更为完备，但是在具体推行上并不顺利，屡有事故发生，在万历元年（1573年）被迫终止。尽管梁梦龙、王宗沐二人的海运倡议都失败了，但他们此后将自己关于海运的见解与主张整理成书，分别有《海运新考》与《海运志》、《海运详考》传世，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海运的文献遗产。

除了为国家漕运改革提供参考方案，丘濬的“海运构想”也为国防提供了参考，例如胡宗宪（1512—1565）、郑若曾（1503—1570）等人就受到了丘濬的影响。在《筹海图编》中认为，漕河自王家闸以北至于徳州，千有余里，乃国家咽喉命脉，其通其塞所系匪轻。况黄河渐徙而南，或冲而北，易为漕患。及今承平，修复海运，以备不虞，岂非国家之大计哉？今上初年，庙堂尝议及此，或建议欲于胶州凿山浚土以达海仓，以避洋险。山东抚巡病其烦难而止，惜小害大，可慨也。夫会通河也，胶莱新河也，登莱海险也，皆山东所辖之处。今之论山东海患者，但知备倭而不知备运，愚故及之。其法详见《大学衍义补》、《海道经》等书。6

他们为嘉靖年间王献“开胶莱河”方案的失败而惋惜，认为是“惜小害大”。除了也认同“修复海运，以备不虞”外，还将海运与防倭结合在一起，这与他们多年从事抗倭有关。嘉靖年间“倭寇”问题严重影响国家安定，海防成为国家大事，此亦足见丘濬“海运构想”“亦有水战之备”的前瞻性。

此外，他们还对丘濬所说“尖底两头船”感兴趣，“按《大学衍义补》有两头船之说，盖为海运。为船巨，遇风惧难旋转，两头制舵，遇东风

则西驰，遇南风则北驰，海道诸船，无逾其利。盖武备不嫌于多，虑患不妨于远，莫为之前犹将求之，而况设之前者有未泯乎？以此冲敌，则贼舟虽整可乱也。”7由此也可以看出《大学衍义补》的“经世致用”色彩，既有国家战略层面的考量，也有可供后世应用的技术知识。但是“两头船”虽然有所应用，随着胡宗宪的失败，基于国防而提出的海运主张也没有实现。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山东巡抚李长庚出于辽东军事需要，请求实行海运，朝廷准许其实行，并在第二年（1619年）特派户部侍郎一员随同李长庚驻扎天津办理海运事宜。但是此时由于国家财政捉襟見肘，效果不甚明显。1崇祯十二年（1639年），运河漕运由于农民军在山东的活跃而难以支应北京，于是沈廷扬（1594—1647）“复陈海运之便，且辑《海运书》五卷进呈。命造海舟试之。”2这次海运实验很成功，于是朝廷批准实行海运，然而此时的明朝国势日蹙，海运也无法挽回乱局。崇祯帝自尽以后，弘光朝廷又委任沈廷扬负责漕运与江防，南京失守后，他不久也抗清而死。至此，丘濬的“海运构想”终究没有真正实现。

三、丘濬“海运构想”未能实现的原因

通观明代历史，尽管丘濬的“海运构想”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但是他的构想并没有真正实现过，海运之议虽然时有，但是海运的实践终究不成。按照丘濬的设想，孝宗初登大位之时，万象更新，应该是实现“海运构想”的最佳时期，但是事与愿违，究其原因，则颇为复杂，既有弘治朝政治环境、现实需要的制约，又有国家决策中利益博弈的扰动，而且其在义理上的弱点与技术条件上的不足也多为反对者所诟病，究其根本原因则是明代国家发展重心的局限。

（一）弘治朝政治环境、现实需要的制约与国家决策中利益博弈的扰动从政治环境与政治斗争来看，弘治初年的环境实际上并不利于“海运构想”的实践。丘濬进呈《大学衍义补》得到孝宗的赞赏、鼓励，得以刊刻流行，同时内容下有司商讨执行，使得丘濬在孝宗初年的地位变得非常显赫，成为阁臣中非常耀眼的一位，这使得他的政治处境变得十分微妙。《大学衍义补》的改革方案触及到很多集团的利益，尽管得到孝宗的赞许，其全面实现仍然很困难，例如丘濬在人事改革初期便与吏部尚书王恕（1416—1508）发生了严重纠纷。

关于丘濬与王恕的纠纷在《明孝宗实录》中有所记载，其中的是非曲直已很难理清，其中自然有二人的性格因素，如王世贞（1526—1590）在《史乘考误》中即认为“盖公（指王恕）北人伉直少文之故”，3将二人冲突归因为南、北方官员的性格差异。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分析，这场纠纷与明中期以后的“阁部争权”问题有关。4这样的政治环境与冲突，自然给丘濬改革方案的推进，包括“海运构想”的实现，增加了很多阻力。丘濬进呈《大学衍义补》后，可能也感觉到政治环境的变化，屡次请求致仕，但他已然处于弘治初年改革的矛盾场域之内，均未获准，最终在弘治八年（1495年）死在任上。

从客观历史情境来看，弘治初年的朝廷急需扭转成化末年的局面，解决人事和财政周转问题才是关键，“海运构想”则并非十分迫切。而且弘治初年的运河漕运并未演化到不可支应的地步，同时尚有“遮洋船”一项可以支给辽东军事需要，所以“海运”从当时来看属于一项可以发展的选择性战略，而并非国运攸关的必行之事。

从更深层次来看，明代国家的决策与执行过程中，各种争议的背后往往牵涉到朝廷内部以及中央和地方势力的博弈，“海运构想”同样如此。丘濬的“海运构想”一旦实现，将会对南、北经济格局产生巨大影响，他是希望借“海运”促进国内贸易繁荣的，但是这无疑要与众多既得利益者发生冲突。即使是在弘治朝以后，力主通行“海运”的大臣们，如王宗沐等人，同样也要面对“河运”体系中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与压力，而朝廷中的博弈扰动又会使政策执行充满变数。胡吉勋认为，“古代中国的公共工程的成本和效益并不是按照最优化的方向进行配置，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利益博弈的影响。”1在这点上，“海运构想”也不例外。

（二）义理上的弱点与技术条件上的不足

从学理上来看，《大学衍义补》是明代“四书学”的重要著述之一，通过对《大学》的诠释和对《大学衍义》的增补，体现了明代学术“经世致用”一脉的发展与内在诉求，“海运构想”也是其中较为突出的内容之一。但是若从实践层面考量，“海运构想”极易在“风涛漂溺之虞”这一问题上被诟病，尽管丘濬在方案中极力避免海上伤亡，但是以明代的技术条件来说，不可能达到零风险。所以丘濬去世以后，朝廷每有海运之议，反对者往往在“人命”问题上发难，站在义理的制高点上批评丘濬和“海运构想”的支持者们。

例如王樵（1521—1599）认为，“今胶河之议虽罢，海运之险尚未有极言其不便而止其议者。丘文庄公海外人，故专言海运之利，彼所谓计损失之少者，岁到之米数，而不知海中漂溺之事，无日不有。太仓但责岁到之数无亏，而不问其它，有司预有损失之虞，安能无倍赢之输？而舟卒民力，元人视为痛痒不知者，安尝一一报之官而书之史乎？”2时值“开胶莱河”的方案终结以后，王樵从材料上否定丘濬所引用之元代海运记录，认为海运风险巨大，而且人命关天，元朝不关心百姓民力，实为前车之鉴。

更为著名的反对意见，则由治河名臣万恭（1515—1591）所提出。“盖祖宗以来，漕运于隆庆万历之交独盛矣，是国家获黄河之利，无黄河之害。小有淤决，苐疏之塞之，令不败运，不大伤农，足矣，则黄河何负于国哉？好事者，顾欲从海运而弃黄河，此丘文庄之议也。夫文庄，但计漂溺之米，而不计漂溺之人。嗟乎！‘伤人乎？不问马，仁人之言也。”3万恭将海运与河运对立起来看，认为疏浚黄河完全可以支持国家漕运与农业，海运属于“好事者”之论，批评丘濬只算收支账而不顾人命，更以《论语》中孔子马厩失火，孔子问人的安危而不顾马匹财物的故事，以此否定丘濬的道德修养，指斥丘濬和力主海运者为“不仁”。

这种批评一直延续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便批评丘濬：“又力主举行海运，平时屡以为言，此书更力申其说，所列从前海运抵京之数，谓省内河挽运之资，即可抵洋面漂亡之粟，似乎言之成理。然一舟覆没，舟人不下百余，粮可抵以转输之费，人命以何为抵乎？其后万恭著议，谓为有大害而无微利，至以好事斥之，非苛论也。”4当然，四库馆臣对丘濬的批评也有很复杂的缘由，人命问题只是一个理由，在此限于主题不再展开。但是四库馆臣对丘濬“海运构想”的批评，延续着明代义理视角，则是显而易见的。

即使是同样富有“经世致用”精神的《中庸衍义》，也反对丘濬的“海运构想”。“至于漕河直达京师，省民节费，迨十之九，视秦汉之运，率三十钟而至一钟者，为利既博。视元海运，委民命于波涛鱼龙之区者，去害为远。”5认为明代河运较以往时代，已经获利甚多，何必再开海运，批评丘濬实在是“不顾民命”。但《中庸衍义》与其他单纯站在义理高度的反对言论亦颇為不同，兼顾义理与历史教训、现实需要：

议者恒为过虑，谓喉嗌或梗万一，藉海道以济变殊。不思元当盛时，海运时至；及其衰败，则以蟒衣赐张士诚、方国珍，仅得百一之偿，既而升斗不发。若果喉嗌有梗，国不可为奸雄有如士诚、国珍者，海道适资彼内侵之道尔。以此计彼，孰利孰害，必有能辨之者。若云海道无所不通，是则固然……是燕可达齐，齐可达吴，吴可达闽，闽可达粤，但计利害，终未可重物而轻人也，亦未可弃常而图变也。6

《中庸衍义》认为丘濬的主张实在是“过虑”，而且海运极有可能让沿海豪强崛起，威胁中央，反而自取其祸，海运会促进贸易，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但是弊大于利。尽管丘濬认为可以防患于未然，但是谁又能保证中央永远拥有强大的统制力呢？所以认为不能冒险。

客观来看，明代试行海运也有诸多船毁人亡的记载，可见当时大规模实行海运的技术条件也有些不成熟。“万历元年，即墨、福山岛坏粮运七艘，漂米数千石，溺军丁十五人。给事、御史交章论其失，罢不复行。”1王宗沐主持的海运发生事故，导致弹劾四起，于是终止了海运的尝试，这次偶然事故在政治博弈的扰动下被放大，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技术条件上仍有缺欠。

（三）“海运构想”难以实现的根本原因

而从根源上说，对于明代国家而言，漫长的内陆边疆与深广的內陆腹地才是治理的重心，所以运河与诸大内河的疏浚、漕运比海运更有战略意义。尽管丘濬的“海运构想”也是出于战略层面的设计，且颇具前瞻性，论述自成体系，但是其立论前提终究是作为“河运”之补充，这一前提使得一旦河运畅通，则海运之议便无存在之意义。

对此，从章潢（1527—1608）的论述可见一斑，“夫漕河通，而海运之说渐绌矣。海运之说，得之漕河阻，而后入其言……吾固筴【策】海漕之不可以久也，然亦知创之者甚难，而湮之者甚易乎哉！一旦有缓急凿空，而后思其故，则晩矣。”2

章潢也持反对海运的态度，但是他对丘濬的主张表示同情，体谅其不易。总体来看，海运之议也常常是在“河运”出问题的时候才兴起的，可见“河运”才是明代中后期国家漕运的首选，这是由明代国家治理重心所决定的。

余 论

丘濬是一位颇具“经世致用”精神的学者，长于经济与财政，他的“海运构想”针对明朝的漕运问题，认为重开海运具有国家安全、经济贸易、军事国防三方面的意义，从人员、路线和技术上提出相应方案。然而终究由于弘治朝政治环境、现实需要的制约，国家决策中利益博弈的扰动，义理上的弱点与技术条件上的不足等因素，未能真正实现。其在后世的影响与引发的讨论，也颇为复杂，本文只是举要叙述，但是亦可见其“海运构想”在明代的深远影响。

由于明初以来国家与社会对《四书》和“四书学”的推崇，更兼科举的促进，使得“四书学”深入人心，《四书》成为明代朝议的重要理论前提和依据，所以丘濬以《大学》纲目为前提，以为《大学衍义》做补书为形式，来提出针对现实问题的改革方案，立意高远，既有战略设计，又有技术支持，彰显了明代“四书学”中“经世致用”的精神诉求，“海运构想”正是这种诉求的典型案例。需要注意的是，“经世致用”与义理两大主题，在具体“四书学”著述中并非泾渭判然，只是在主题上各有侧重而已。

丘濬的“海运构想”终明一世而未成，但其中很多主张仍值得今人反思，明代海运的成败、海运之议的兴废也值得学者进一步玩味，而丘濬等明代士大夫的“经世致用”精神，则值得后世继承与发扬。

（责任编辑：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