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 苏俊文 陕永杰

摘 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山西省太谷县和永济市两个地区256户农户进行调查，以查明不同地区农用地流转差异情况及造成差异的原因。结果表明，两地区的农用地流转在流转比例、流转价格、流转对象及流转合同的签订形式上均存在明显差异。造成地区流转空间差异的原因主要有4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非农收入水平、社会背景及政府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农用地流转；地区差异；山西省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8.04.005

Analysis on Regional Difference of Agricultural Land Circulation in Shanxi Province：Based on Survey of Taigu and Yongji Counties

YU Dan1， SU Junwen1， SHAN Yongjie1，2，3

（1.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Shanxi 041004， China；2. College of Modern Arts and Sciences，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Linfen， Shanxi 041004，China；3. College of Land Resource Management，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256 peasant households in two districts of Taigu County and Yongji City in Shanxi Province， to find out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 and the difference of agricultural land circulation in different area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the two regions， the proportion of circulation， the price of the transfer， the object of the transfer and the form of the contract. There were four main reasons for the regional spatial differences： the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evel of non-agricultural income， 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Key words： agricultural land circulation； regional difference； Shanxi Province

农用地流转是指农村家庭承包的土地通过合法的形式，保留承包权，将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行为。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大量劳动力转移，造成农村闲置土地增多，促使农村开展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农业经营模式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农用地流转是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正式提出的。《决定》指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1]。

目前，关于农用地流转的问题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该问题的文献主要涉及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研究、农地流转现状、影响因素、保障机制、经济绩效等[2-7]。随着土地流转工作的推进，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基础不同，自然环境差异等原因，导致土地流转的地区差异日渐显著，农地流转的差异性也逐渐成为部分学者关注的重点。李庚[8]以西安三县为考察点，采用问卷调查法和SPSS软件对三县土地流转差异情况和造成土地流转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韩菡[1]通过分析浙江、安徽兩省479 农户的调查数据，认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差别，不同地区的农地流转率、农地流转市场化程度、农地规模经营程度均存在明显差异。郭贯成等[9]以江苏省为例，在分析农地流转现状及区域差异的基础上，探究了影响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

现有关于农用地流转地区差异研究的文献中缺乏对山西省具体的实证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利用第一手调查资料，拟对山西省农地流转地区差异现状及成因进行实证分析。

1 数据和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山西省地处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地形较为复杂，境内山区、丘陵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两个样本地区分别位于山西省中部的太原盆地和山西省南部的运城盆地，两个地区的土地肥沃，灌溉条件优越，农业生产的水利化、机械化水平都比较高。两地区的具体概况如表1所示。其中，太谷县位于省城太原以南60 km处，多年来一直是山西省农业大县，围绕蔬菜、养殖、苗木花卉、红枣、水果五大农业支柱产业，已形成了41个种植园区、75个养殖园区、585个专业合作社、164个专业村、26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2002年被山西省确定为6个首批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县之一，2006年被农业部定为山西省唯一省部共建新农村示范村联系村所在县，是省级粮食生产大县、省级蔬菜生产大县。永济市位于晋、秦、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心，是山西省的南大门，1994年撤县设市，目前围绕肉鸡养殖、绿色蔬菜、高效干鲜果、食用菌、芦笋形成五大支柱农业，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799家，家庭农场105家，是全省优质粮食生产基地，优质棉花生产基地，全省最大的水产养殖基地。两个地区在经济条件、资源禀赋、政府政策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有利于探究地区农地流转的差异。

1.2 数据获取

2017年8月课题组对太谷县和永济市的264户农户就农地流转问题进行了调查，有效农户分别为166户和90户。采用的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土地流转情况、土地流转意愿三部分内容。本文通过分析问卷的调查结果以探究两地农用地流转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

2 农用地流转空间差异

2.1 流转比例存在明显差异

从样本地区农地流转现状的调查情况可看出：两个地区农地流转率存在较大差异（表2）。永济市约有2/3的农户参与了土地流轉，流转率达64%以上，在参与调查的未流转农户中有25.55%的家庭表示愿意将土地流转；而太谷县参与农地流转的家庭仅有1/3，但未流转土地的家庭中有流转意愿的占到48.19%以上。虽然两地区土地流转比例存在较大差异，但两地区农户都有较高的流转意愿，尽管一些经济、政策等原因阻碍了流转，却也证明了土地流转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

2.2 流转价格存在差异

按照科学测算方法，每单位面积农用地流转收益底线价格=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农产品价格-生产成本（包含劳动力成本）。但在实际流转过程中，土地流转价格受资源条件、区位等因素影响，由流转双方协商确定，所以每个地区农用地流转价格不尽相同。根据表3反映的实际调查情况，太谷县每公顷的流转价格以每年3 000元以下居多，占到56.36%；永济市农地流转价格每公顷集中在3 000～9 000元之间，所占比重为72.41%，其中最高流转价格为每年10 500元。从农用地流转价格来看，由于两地区非农收入水平、流转对象、种植种类等不同造成永济市的流转价格普遍高于太谷县的流转价格。

2.3 流转对象存在差异

农户在选择土地流转对象时多倾向于选择知根知底的流转对象以减少流转风险，目前农村土地流转的流入方多以同村的亲朋好友或种植大户为主，随着近几年企业资金开始注入农业等，土地流转对象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在具体调查中，太谷县农用地流转的对象主要以亲戚朋友居多，其中流入农户的有39户，占72.5%，流入合作社或种植大户的有14户，占25%，流入企业的仅有2户，占2.5%；而在永济市，以村集体为主导，企业成为农民流转土地的最主要对象，所占比重为53.45%，其次37.93%的农户选择将承包地流转给亲戚朋友或种植大户。

2.4 流转合同签订存在差异

土地流转合同的规范签订既是对流转双方的约束，又是对流转双方利益的保障。根据表4中的合同签订形式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太谷县农用地流转签订合同的形式主要以书面形式为主，占到52.73%，通过第三方公正签订合同的比例占5.45%，采取口头协议方式的比例占41.82%。根据走访情况，永济市由于大多数家庭委托家中老人代为管理土地，在确定流转关系时采用口头协议的比例达到87.28%，远高于太谷县。

3 农用地流转空间差异的成因分析

3.1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农用地流转差异性分析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反映了该地区就业环境、交通条件、基础设施配置等问题，而社会保障程度是否完善决定着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根据表5的调查结果，永济市的经济水平略高于太谷地区，虽然两地区二三产业所占比重都比较高，但太谷县第一产业的所占比重要高于永济市。根据实际走访情况，太谷县作为山西省的农业大县，在农业发展道路上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农户依靠农业即可获得可观的收入，因此，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参与调查的农户中未发生土地流转的占到2/3。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人均GDP高，往往可以提供给农村劳动力更多的就业选择，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也可降低。因此，越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越有利于推动农用地的流转。

3.2 非农收入影响下农用地流转差异性分析

石晓平等[10]认为非农就业是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城镇化发展迅速的同时带来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户家庭收入中农业纯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打工或自己经营小本生意。表6、表7反映了样本地区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和非农收入情况。调查结果表明：太谷县的农户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比重最大，占到1/3以上，工资性收入也多来自于在本地务工，对土地依赖程度非常高；永济市的农户以自己经营小本生意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比例最高，占44.44%，农户工资性收入来自外地务工的人员多于在本地务工，可见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要小于太谷县。就农户的非农收入来看：永济市农户的非农收入以5万～10万元最多，占比37.78%，10万元以上收入的农户占比13.33%；而太谷县10万元以上收入的农户仅占1.20%，参与调查的农户中永济市农户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太谷县。由于较高的非农收入减少了农民对土地和农业的依赖，所以永济市农用地的流转比例和农户的流转意愿普遍高于太谷县，这也验证了石晓平等的观点。因此，具有较高非农收入可以解放土地对农户的束缚，促进农用地快速流转，实现规模经营。

3.3 特定社会背景下农用地流转差异性分析

明清民国时期，太谷县富商巨贾云集，成为山西的金融、商业中心，有“旱码头”、“小北京”之称，这也使得太谷人民拥有浓厚的恋乡情节，不愿离开故土。由于拥有良好的农业基础条件，太谷县参与调查的农户中以家庭为单位种植大棚蔬菜的占很大一部分比例，他们的家庭收入以农业为主，本地打工收入为辅，在农忙时，家中务工劳动力返回帮忙，因此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非常高。而在永济市，外出开饭店是永济人增收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已成为当地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农村留守老人、儿童普遍增多，由于劳动力的缺失，土地流转成为解决闲置土地的有效途径。例如永济市蒲州镇，在村集体的组织下，外出开饭店的农户将承包地流转给山东沃华集团发展大葱生产基地，公司总投资700万元，2014年年产值达9 000万元，不仅成为带动农业发展的龙头企业，还促进了土地流转的进程。根据以上调查情况可以发现，不同的社会背景也可造成农用地流转地区差异。

3.4 农村土地政策影响下农用地流转差异性分析

农村土地流转工作的顺利进行，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积极宣传、引导。例如，为了促进土地流转工作有序进行，永济市利用媒体网络，在阳光农廉网上进行宣传报道，发布信息，受理咨询，据统计2014年共发布流转信息2 000条，流转成交478起，签订流转合同478份，共流转面积1 000 hm2[11]；永济市市、镇、村先后成立了土地流转三级服务体系，对种田大户、合作社负责人等进行法律法规及业务知识培训，积极引导农民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流转土地。政府部门积极宣传、推行适宜的土地政策，能够促进该地区土地快速、规范地流转。

4 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山西省太谷县和永济市两个地区256户农户的调查发现，两地区的农用地流转在流转比例、流转价格、流入方选择及流转合同的签订形式上均存在明显差异。造成地区流转空间差异的原因主要有4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用地流转比例越高；较高的非农收入可以加速农用地流转；特定的社会背景差异可以引起地区农用地流转差异；政府的积极引导可以有效促进农用地流转。

结合本次调查的结果，为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快速有序的进行，提出以下建议。

（1）完善对农民的基本保障服务体系。逐渐完善对农民基本生活的保障服务，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可有效加强土地流转。

（2）加大项目扶持力度。加强对本地区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的扶持力度，在资金、技术等方面予以帮助，加快地区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规模经营。

（3）加强土地流转市场的监管。通过建立流转市场中介组织，完善流转政策法规等，有效规避流轉纠纷，保障农用地流转能够规范、高效进行。

参考文献：

[1]韩菡.我国农村农地流转地区差异性分析——基于对浙江、安徽两省的调查[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4（2）：60-61，117.

[2]何欣，蒋涛，郭良燕，等.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与农户流转农地行为研究——基于2013～2015年29省的农户调查数据[J].管理世界，2016（6）：79-89.

[3]钱忠好，冀县卿.中国农地流转现状及其政策改进——基于江苏、广西、湖北、黑龙江四省（区）调查数据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6（2）：71-81.

[4]朱建军，胡继连.农地流转对我国农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3）：75-83.

[5]曾福生.建立农地流转保障粮食安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J].农业经济问题，2015，36（1）：15-23.

[6]石敏，李琴.我国农地流转的动因分析——基于广东省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4（1）：49-55.

[7]刘文勇，孟庆国，张悦.农地流转租约形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3，34（8）：43-48.

[8]李庚.农村土地流转的空间差异及成因分析——以陕西关中三县为例[J].人文地理，2012（1）：102-106.

[9]郭贯成，侯嘉慧，丁琳琳.农地流转现状，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江苏农业科学，2016，44（7）：563-566.

[10]石晓平，曲福田，NICO H，等.农村市场发育与村庄经济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 2004（1）：44-55，81.

[11]常会敏，姚立俊.山西省永济市农村土地流转情况的调查[J].山西农经，2014（3）：5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