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还是“行事”
——基于《言语行为》中operant内涵的翻译批评
2018-04-23刘晓萍
刘晓萍
(天津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天津 300204)
斯金纳的《言语行为》已经出版了60余载。自1957年问世以来,学界对其批判声不绝于耳,既有来自语言学界如乔姆斯基“摧毁性的书评”[1]253,也有来自行为主义学者阵营内部对其脱离语言和人类本质的、极端激进的言语行为理论的质疑[2-6]。这部历经23载的集大成之作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原因除了其晦涩的写作风格[7-8]之外,最主要的莫过于批评者对《言语行为》一书的误读,尤其是对其核心概念的曲解[9]。书内术语“离奇古怪”[10]15,造成费解在所难免。斯金纳指出,误读《言语行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拘泥于词义与句法的分析方法,二是缺乏对“行事分析的专业理解”(a technical understanding of an operant analysis)[11]379。可见,对operant一词内涵的解读及其具体的发生过程是正确理解《言语行为》的关键。尽管国内外掀起了基于《言语行为》的理论及应用的热烈探讨,却鲜有针对言语行事本体的研究。国内现有文献对operant一词的翻译主要是“操作”,而陈国华和杨华[12]译为“行事”。笔者认为“行事”译法更符合斯金纳的本意,并就此展开讨论。
一、《言语行为》要略
《言语行为》的成书动机可以追溯到1934年,当时怀特海向对行为主义深信不疑的斯金纳提出了挑战:如何用通过动物实验得到的行为主义理论解释人类的言语行为。受此启发,斯金纳开始构思言语行为的理论体系。其言语行为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可见《赫弗尔林笔记》(HefferlineNotes)、《威廉·詹姆斯讲稿》(WilliamJamesLectures),以及《心理学原则》(PrinciplesofPsychology)书中“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一章[13]88。《言语行为》最终成书于1957年,1992年、2014年先后再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