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俊未

摘要：契诃夫短篇小说《挂在脖子上的安娜》中女主人公安娜多被解读为负面形象，批评家认为她贪婪堕落，对自己的家人态度冷漠。然而，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发现安娜“堕落”的表象后隐含着她的抗争与复仇，她实际上是一个试图把握自己命运而不得，从而陷入迷惘与毁灭的悲剧角色。这篇小说也应该归属在契诃夫探索女性出路的众多作品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契诃夫的女性观。

关键词：契诃夫；《挂在脖子上的安娜》；新解；女性出路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是俄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以短篇小说闻名，前期作品针砭时弊、辛辣幽默，后期作品则常以印象主义的手法，揭示生活的本质，展现俄罗斯荒凉大地上的人生百态。在契诃夫的创作生涯中，女性是他创作的母题之一。他刻画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她们或善良深情，或苦闷迷茫，对她们的解读是理解契诃夫创作精神的重要一环。

一、误读——堕落、异化与冷漠

在契诃夫创造的女性形象长廊中，《挂在脖子上的安娜》的女主人公安娜多被读者解读为堕落典型。有的观点认为安娜“选择了堕落……可怜的父亲到现在已经是真正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安娜再也不是从前的安娜了。”[1]；有的观点认为安娜“仅仅因为金钱就嫁给了自己不喜欢甚至讨厌的男人，最后习惯于享受纸醉金迷的生活，彻底被异化，失去了自己最初的目标”[2]；有观点认为，安娜的婚姻只是一种讥嘲，小说主要是针对其丈夫的讽刺[3]；也有观点认为，安娜“拒绝在老夫少妻式的家庭中扮演傀儡的角色，不肯俯首帖耳地去做丈夫升官发财的工具”。[4]

从故事情节上看，这样的解读似乎无可厚非。安娜家境贫寒，母亲早逝，父亲酗酒，家里还有两个年少的弟弟需要抚养，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安娜选择嫁给五十二岁的官吏莫杰斯特·阿历克塞伊奇。然而婚后生活庸俗、无聊，安娜的经济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眼看生活没有希望，这样的局面却被一场舞会打破。安娜的美貌让她在舞会上大受欢迎，连她的丈夫也恳求她用美色去巴结别人，为自己求得一枚安娜二级勋章。安娜一方面满足了丈夫的这个愿望，一方面开始大肆挥霍丈夫的金钱，每日出去游逛、打猎，甚至对自己的父亲和弟弟也变得漠不关心。

安娜被解读为有罪的形象，虽然这些解读虽各有依据，然而它们要么是对故事情节的粗暴概括，形式化地放大了安娜对金钱的贪婪；要么是对安娜的反抗色彩一笔带过，没有深挖其复仇内涵。通过细读《挂在脖子上的安娜》这篇小说，以及将安娜与契诃夫笔下其他女性形象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安娜的形象是多向度而非单向度的，她不应该仅仅作为一个讽刺典型而存在。她是一个弱者，同时也是一个反抗者，比起一个单纯的堕落的人，她更像是一个含着满腔复仇之火，却深陷在家庭与社会禁锢中的复仇女神，最终悲剧性地将复仇火焰烧到了自己和周围所有人的身上。

二、新解——“被侮辱与被损害之人”的反击

批评家将安娜当作一个堕落形象，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认为她贪念金钱、沉迷声色；二是认为她婚后对自己的父亲和弟弟态度冷漠。但细读文本，这两点原因都不能成为判断安娜“堕落”的依据。安娜的行为连同她的命运都展现出更加深刻的内涵，与简单的“堕落”区别甚远。

首先，安娜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中是以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之人”的形象出现的。作为一个不幸的少女，她屡屡承受着生活的压迫。

小说一开头，安娜梦想中的婚礼就被灰暗的现实笼罩，“婚礼以后，连清淡的凉菜也没有。新婚夫妇各自喝下一杯酒，就换上衣服，坐马车到火车站去了。他们没有安排音乐和跳舞，却到二百俄里以外去参拜圣地。”[5]（《挂在脖子上的安娜》一文均引自此书，以下省略出处）婚礼冷冷清清，安娜还一直担忧着父亲和弟弟：“今天他们有晚饭吃吗？明天呢？”安娜的出嫁是无奈的，她并非为了个人享乐或者满足膨胀的欲望才选择嫁给有钱的丈夫。贫穷的家庭、酗酒的父亲、吃不上饭的弟弟逼迫她必须嫁给一个富人以求保证自己家庭的存活。

婚后，安娜的生活状况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屡次因为没钱而被丈夫侮辱。她比结婚以前更穷了，她的父亲向自己的丈夫借钱，被丈夫数落。安娜的弟弟们“总是穿着破靴子和破裤子来看望阿尼雅（安娜昵称），他们也得听取他的教训”。丈夫带着安娜去剧院，舍不得花一分钱给安娜买甜食吃，“可是她没有钱，又不好意思向丈夫要。”

如果小说就此结束，那么安娜就会成为一个单纯的在不幸的婚姻中受难的悲剧女性。这样的女性在契诃夫笔下比比皆是。在小说《厨娘出嫁》中，美丽的厨娘彼拉盖雅被许配给马车夫，马车夫结婚第二天就“严厉地瞧着彼拉盖雅”[6]，并且他还想“从她工钱里支给我五卢布”[7]。彼拉盖雅们是不幸而值得同情的，直到小说结束她也没能获得反抗的机会。

但安娜不同，作为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之人”，她的境遇忽然得到了转变。小说在第二章节中出现反转，安娜在城里的冬季舞会大受欢迎，得到了军官、大人们的喜爱。舞会的第二天，位高权重的大人就到她家里来访了。安娜感到“又吃惊又迷惑，不相信她的生活这么快就起了变化，惊人的变化。”而他的丈夫，那个抠门的、屡次侮辱她的丈夫也忽然改换了一副面孔，他“站在她面前，也现出巴结的、谄笑的、奴才般的低声下气神情了。”安娜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的地位，她“咬清每个字的字音”，对丈夫说：“滚开，蠢货！”

得到这样的威权之后，安娜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有观点认为安娜的堕落也是由此开始的，因为她“再也没有一个空闲的日子，她时而参加野餐，时而出去游玩，时而演出。”并且她开始大手大脚的花丈夫的钱，这和之前那个“偷偷拿钱，或者向他要钱，她都办不到。她怕她丈夫，她在他面前发抖”的安娜判若两人。

但是，安娜花丈夫的钱，更像是一种带着仇恨的报复行为，“她不央求他，也不硬逼他，光是派人给他送账单或条子去：‘交来人两百卢布，或者‘即付一百卢布。”除此之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是，安娜“每天都要到凌晨才回家，在客厅地板上睡一觉，过后却又动人地告诉大家，她怎样在花丛底下睡觉。”在客厅地板上睡觉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即安娜的“贪财”、“堕落”带着自我惩戒性质，她并非只是为了享乐而花掉这些钱。对于安娜，挥霍金钱的快感在于报复自己惜财如命的丈夫。同时，她也通过这种自我放逐式的行为惩罚了自己。當初她为了生存嫁给丈夫，梦想过上更好的生活，却屡屡受辱，无法挣脱，如今却只是因为自己的美貌，就让这一切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对安娜来说，这一切显得荒唐、苦涩和难以理解。面对新的舒适的生活，她并没有贪图享受，而是选择进行复仇。

小说接下来的情节是对这种复仇的有力诠释。面对屡屡侮辱自己的丈夫，安娜一方面大势挥霍他的金钱，一方面却利用自己的出色社交，为他丈夫争取到了一枚二等安娜勋章。这个勋章是她丈夫最渴望得到的东西，也是他安排安娜抛头露面、巴结权贵的目的所在。让丈夫得到这枚勋章，也就遂了他最大的心愿，对安娜来说，这与她的复仇似乎是两相违背的。但她还是这样做了，她对丈夫不理不睬，却为他完成了最大的心愿。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安娜用这枚勋章羞辱了丈夫。丈夫梦寐以求的事，被她轻易做到，她想看到丈夫在自己和权贵面前阿谀谄媚的样子；同时，这也是安娜对自己的无情嘲弄。单纯地把怒火倾泻在金钱上并不能抒发安娜心中的不满和绝望，她的复仇隐含着通过自我毁灭而向整个社会表达抗争的意义。

无论安娜是“堕落”还是在复仇，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安娜在家庭中争取到了独立的地位，使她不再依附于爱情或家庭关系。安娜这一进步在契诃夫的笔下显得尤其弥足珍贵。因为按照契诃夫的观察，大多数女性都处于社会依附地位，因此他创造的许多女性角色都具有依附情结。这些女性，或主动或被动，固守在婚姻的套子里，通过婚姻关系而依附于男性[8]。比如小说《宝贝儿》中的奥莲卡，如果没有人叫她“宝贝儿”，她就失去了自我。再比如《丈夫》中和安娜境遇相似安娜·巴甫洛芙娜，因为丈夫不高兴看见她在舞会上兴高采烈的样子，就强行带她回家，并对她责骂不断。

奥莲卡和安娜·巴甫洛芙娜的命运是大部分俄罗斯妇女的命运，而《挂在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安娜则站在了这个命运的另一面。她摆脱了对丈夫和婚姻的依附，反而让丈夫依靠自己而获得了一枚勋章，她通过自己的反抗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表达了自己的抗争意识。

安娜被地划归为堕落的形象，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她婚后对自己的父亲和两个弟弟态度冷漠。安娜在结婚的时候，还惦记着自己的父亲和两个弟弟没有饭吃；结婚以后，她还是会回去看望他们，“坐下来跟他们一块喝白菜汤，喝粥，吃那种有蜡烛气味的羊油煎的土豆”。可以看出，虽然安娜已经出嫁，但并没有隔断父女之间的情分。而当安娜获得反抗地位，或者具体而言，能够自己支配数目可观的金钱的时候，她理应接济自己的家庭，但她却对自己的父亲和弟弟变得漠不关心，甚至都不再回去。

把安娜的这一转变归结为安娜的“堕落”或者“不善”是牵强的。安娜作为一个在原生家庭中长大、对亲人有深厚感情的女性，她的转变未免来得有些太过突然。联系前文她对丈夫的反击和对自己的苛责，她的态度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更像是出于心中的绝望情绪。她对一切都失去了信心，只是想复仇，这种复仇已经带有自我惩戒色彩，也必然让她对亲人也不管不顾。

安娜的反抗道路是受限的，她不是《匿名氏的故事》中的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能够带着行李就奔向新的生活。她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中长大，婚后还时时为父亲和弟弟担心，这些都成了安娜奔向新生活的负担。

安娜的父亲以一个可怜的酒鬼形象出现在安娜的生活中。在婚礼上，喝醉的他随时有让安娜出丑的危险，在舞会上，他又喝多了。他是安娜生活中的一个危险因素。安娜能够通过“堕落”的行为报复自己的丈夫，然而在需要进一步前往新的、有希望的生活时，她却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父亲和弟弟。他们像阴影一样笼罩在她的头上，她没有找到帮助他们的方法，也找不到自己进一步的出路。迷惘的她转而走向另一面，不再抱有希望和目标，对一切都表现的绝望而冷漠。

因此，安娜对自己原生家庭态度的转变，并不是简单的从善变到恶，而是带着憎恨与复仇的性质。她对自己不满，也对周围任何人失去了关心。当她的反抗没有出路时，她就托身于肤浅享乐中，默然把复仇之火灼烧到她丈夫、她自己以及她的所有亲人上。她惩戒一般地对待自己和她亲爱的父亲和弟弟，带着悲剧性的自我毁灭性质，变成了一个迷惘的复仇女神。

三、出路——出走，到哪去

把安娜当作一个积极的（哪怕失败的）反抗者形象，而不把她当作一个消极的堕落者形象，最大意义在于借此把《挂在脖子上的安娜》一文归入到契诃夫对女性出路探索的众多作品中。《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写作于1895年，此时已是契诃夫创作的晚期，这个时期契诃夫不断探求幸福生活的可能，他此时的作品“透过漆黑可怕的生活表露出一种高昂的鼓舞人的东西，反映出一些人有勇气与旧生活决裂、毅然走向新生。”[9]

女性如何才能获得幸福，一直是契诃夫探索的重点。契诃夫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与他成长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据契诃夫的妹妹玛利雅·巴甫洛芙娜·契诃娃回忆，在他们兄妹的成长中“与父亲严厉的外貌形成鲜明对比，母亲对孩子们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我们深有体会，而且铭记在心。后来，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准确地说道：‘我们的才能来自父亲，而我们的心灵来自母亲。”[10]而契诃夫也与自己的妹妹契诃娃保持了深厚的兄妹感情。因此，契诃夫对俄国妇女总是充满了同情与爱怜，他笔下的女性不论命运如何，大多都闪耀着善良的光辉，契诃夫也不断地在自己的短篇小说中探索着种种能够让妇女获得幸福的可能。

在小说《薇罗琪卡》中，薇拉厌倦了农村单调的生活，希望“我”能够带她走出乡村，然而被“我”拒绝之后，薇拉终究没有能够逃离旧的生活。在小说《在故乡》中，薇拉·伊凡诺夫娜·卡尔津娜是一个有见识的女大学生，带着进步的思想回到故乡，结果没能逃脱庸俗生活的藩篱，发出了“显然，幸福和真理存在于生活之外的什么地方”[11]的感叹。在《带阁楼的房子中》，莉达热衷社会事业，崇尚实干精神，却显得冷酷不近情理，“我”对她既尊重又怀疑，不知道投身社会工作是否是女性该走的路。《带小狗的女人》中的女主角厌倦了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然而感到厌恶之后，她和她的情人还是感到“离着结束还很远很远，那最复雜、最困难的道路现在才刚刚开始。”[12]

在契诃夫笔下，获得幸福的女性是少数。在契诃夫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新娘》中，女主角娜嘉终于鼓起勇气，走出了家庭，前往彼得堡求学，小说结尾写道：

“于是在她面前出现了宽广、辽阔的新生活，那种生活还不明朗，充满着神秘，然而在吸引她、召唤她。

她走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动手收拾行李，第二天早晨向家里人告别，生气勃勃，满心快活地离开了这座城，而且觉得，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13]

娜嘉随后的命运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作为女性出路的一种可能，她确实有机会获得成功。但是《挂在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安娜却没有这样幸运，她没有生在革命前夕的俄国，苦难深重的家庭也无法让她抛弃一切出走他乡。作为一个反抗者，她失败了，然而作为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之人”，她理应和其他女性人物一起，同属于勇敢的抗争者阵营。安娜没有找到进一步反抗的出路，她以一种绝望的姿态展开了自己的复仇，以表面“堕落”的行为宣示内心的苦闷和绝望。契诃夫笔下的多数抗争者也同样以失败作为结局，我们也不能指责安娜“堕落”和“异化”，因为只要理解了她命运中的复仇与迷惘，她便是一个值得人垂怜的悲剧角色。

参考文献：

[1]李嘉宝.悲情女性——论契诃夫笔下的妇女命运[J].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04）.

[2]侯进.契诃夫短篇小说中女性的依附情结分析[D].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3]朱逸森.契诃夫（1860-1904）[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吴惠敏.弱者·觉醒者·行动者——契诃夫小说妇女形象三部曲[J].外国文学研究，1997（01）.

[5][俄]契诃夫，汝龙译.契诃夫小说全集第九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挂在脖子上的安娜》一文均引自此书，以下省略出处.

[6][俄]契诃夫，汝龙译.契诃夫文集第四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7][俄]契诃夫，汝龙译.契诃夫文集第四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8]侯进.契诃夫短篇小说中女性的依附情结分析[D].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9]朱逸森.契诃夫（1860-1904）[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0][蘇联]玛利雅·巴甫洛芙娜·契诃娃，史永利译.遥远的过去——我的哥哥契诃夫[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11][俄]契诃夫，汝龙译.契诃夫文集第十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2][俄]契诃夫，汝龙译.契诃夫文集第十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3][俄]契诃夫，汝龙译.契诃夫文集第十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