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章是一个政党的最高行为规范，是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1921年的中共建党和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都受到了俄（共）的深刻影响，两党早期党章亦均以俄（共）党章为蓝本制定，然而二者的党章在相似的模式下又存在着关键差异。这些差异对两党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以俄为师；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早期党章；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D231；K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1-0076-08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两个重大事件，而这两者又均是在“以俄为师”的背景下发生的。作为“以俄为师”的成果之一，国共两党的早期党章①均是以俄（共）党章为蓝本制定的。中共在制定党章的过程中，对俄（共）党章并非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取舍，在“拿来”的过程中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从而呈现出与俄共、国民党党章不同的内容和特点，这种不同为后来国共两党的命运迥异埋下伏笔，带来了深远影响。

一、“以俄为师”背景下的国共两党早期党章建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共的建立和国民党的改组都是由苏俄委派专人指导完成的，是两党“以俄为师”的结果，故有论者谓：“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②从国共两党早期党章的制定过程及文本比较等方面，可以看出国共两党的早期党章都是“以俄为师”的产物。

（一）鲍罗廷与国民党一大党章的制定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在总结历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认识到“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③并认识到建立一个革命政党的重要性，“党务为革命之基础，革命乃建国之首功。九年以来革命尚未能达到目的，皆由党务不振。”④孙中山决心仿照俄共组织，改组国民党，即“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纲领的政党，并用政党的力量改造国家”。⑤苏俄为贯彻其世界革命“东方战线”的构想，于1923年初作出“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战略决策。1923年10月，受俄共中央政治局委派担任孙中山政治顾问的鲍罗廷抵达广州。孙中山对于鲍罗廷的到来，报以热烈的欢迎和期望，他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和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吾党之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他还说：“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①

鲍罗廷到广州后即着手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帮助国民党起草《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国民党右派为达到阻止国共合作的目的，企图挑拨孙中山与鲍罗廷之间的关系。1923年11月29日，国民党广东支部邓泽如、林直勉等10人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说国民党的“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鮑罗庭之指挥”，“闻俄人替我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②孙中山不为所动，选择继续信任鲍罗廷，实行联俄、联共政策。12月3日，孙中山在邓泽如等人的弹劾案中批示道：党章党纲等草案“此稿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③由此可知，国民党一大党章由鲍罗廷起草当属无疑。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当代表大会讨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报告时，又经历了一场斗争。广州代表方瑞麟、黄季陆等提出在章程第一章第二条后增加一条文：“本党的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反对国民党内有跨党分子，实质是反对国共合作。方、黄这一提议，得到极少数代表的支持。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攻击，李大钊提议“最好公开表明我们的态度，阐明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鲍罗廷支持李大钊的这一意见，并建议“希望当着孙中山的面做这件事情。”④1月28日，李大钊在全体代表大会上，趁着孙中山出席的机会，公开发表声明，光明正大地阐明了中共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和诚意。李大钊的声明，澄清了是非，争取了广大国民党员的同情和支持，大会否决了方瑞麟的提案，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等文件。

国民党一大党章制定出台后，基本定型。其后数十年间，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只作修订，未再重颁。因此，1924年的国民党党章在国民党历史上具有奠基性和创制性的意义。

（二）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党章的制定

中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建立和成长起来的。在中共筹备召开一大的过程中，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就曾来到中国。马林、尼克尔斯基还亲自参加了中共一大。中共正式建党以后，国内也经常出现共产国际代表的身影。如参加过中共三大的马林、四大的维经斯基、五大的罗易。此外，共产国际还经常将中共党员接到苏联，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学习苏联革命的经验。因此，在中共建党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中国革命间接领导者的角色，一些共产国际及俄共领导人成为中国革命的导师。共产国际在中共成长中的重要作用，不仅使它可以左右中共的方针政策，而且还能够影响中共党章的制定和修改，其结果之一就是二大至六大期间的中共党章与共产国际的核心成员——俄共党章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移植”关系。⑤

中共一大仅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没有制定真正意义上的党章，直到二大才制定党章。有学者研究了中共二大党章的制定过程，理出中共首部正式党章的形成脉络：首先，戴季陶和李汉俊根据从书本上了解的有关知识，于1920年夏拟订了最初的党章。其次，陈独秀以沈雁冰翻译的1919年俄共党章为范本，参考维经斯基的意见，在1920年党章的基础上，重新拟订了一部新党章，是为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中的章程部分。最后，陈独秀根据一年来中共党员从53人发展到195人的实际，在吸取蔡和森与张国焘意见的基础上，于1922年中共二大上主笔，对1921年党纲中的章程部分进行了完善，最终形成了中共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正式党章。由此可知，中共二大党章是以俄共党章为范本制定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陈独秀的贡献最大。①

中共二大党章经三大、四大、五大修订，分别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这三次修订都带有明显的俄共党章印记。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六大党章是中共历史上唯一在国外修改和通过的党章，这部党章的主要起草人不是中国人，而是共产国际指定的团队，主要有：瓦西里耶夫、诺林、沃尔克、贝尔曼、米夫和苏兆征、向忠发。②虽然苏兆征、向忠发名列起草人名单，但他们对党章起草参与有限。中共六大党章主要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和参与下制定的，更是深受苏联党章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脱离了中国实际，没能对中国问题发挥有效指导作用。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后，六大党章“除正确的部分外，事实上已停止执行”，③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独立自主地制定出自己的党章。

（三）俄共八大党章——国共两党早期党章的蓝本

1919年12月2日至4日，俄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第六部党章。该党章是 1918 年3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来所制定的首部党章。目前，学界公认，中共二大党章和国民党一大党章是以俄共八大党章为蓝本的。④

俄共八大章程分为12章66条。国民党总章分13章86条，内容由党员、党的组织机构、中央党部、地方党部、基层组织、党的纪律、经费、党团等几个主要部分组成，与俄共党章基本结构非常相似，大部分条文几乎雷同。国民党的组织原则，亦仿自俄共，中共称之为民主集中制，国民党称之为民主集权制（有时亦称民主集中制）。俄共党章中党的组织系统、纪律、党团等章均为国民党所吸收。如，党的组织系统，俄共建立了一套从中央至地方与国家行政区划并行的层级结构，国民党亦仿行建立。在俄共组织体制中，除各级权力机关外，还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乡级为止）的各级检查委员会，其职能是定期检查和监督同级委员会的工作。国民党也借鉴了这一体制，在各级执行委员会之外设立了从中央至县一级的检查委员会。国民党党章中将“纪律”列为专章，要求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规定“党内各问题，各得自由讨论，但一经决定后，即须一致进行”。这也是以往国民党旧党章中所无，而仿效俄共党章的结果。

中共二大党章与俄共八大党章相比，二大党章仅6章29条，不到4000字。显然，中共党章借鉴俄共党章时进行了大幅压缩，最明显的是未细分“党的组织机构、党的中央机关、区域组织、省组织、县组织、乡组织、党支部”，而是笼统地列有“组织”一章。这不难理解，因为中共当时还是一个秘密的小党，没有与行政层级并行的党组织系统。故而中共二大党章在形式和结构上，它比不上国民党总章借鉴俄共章程的完备程度。

但是，经过仔细对比，发现中共二大党章的某些条文直接来自俄共党章。如，俄共八大党章规定开除党员的条件之一是连续三个月不缴党费，1922年中共党章也作了同样规定。又如，中共党章中关于各级党组织的定期会议制度也来源于俄共党章。俄共八大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集一次，区域代表会议“六个月召集一次”，省代表会议“每三个月召集一次”，县代表会议“至少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乡的党员大会至少每月召开一次”。中共二大党章规定：各组每星期召集会议一次，各干部每月召集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地方，每月召集干部会议一次，每半年召集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区每半年召集代表大会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集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借鉴俄共党章制定本国共产党党章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东欧共产党制定的党章基本都是俄共党章的翻版。

二、中共早期党章与俄共八大党章、国民党一大党章的比较分析

虽然中共二大党章摹仿了俄共八大党章，但也充分考虑了中国特殊国情与中共自身建设实际。对于中共制定、修改党章过程中的改造、再创造，学界已有关注。如一位美国学者在比较中共二大党章与俄共八大党章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两者确实存在诸多一致的地方，但是“熟悉俄国共产党章程的某个起草者给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套章程，而把我所不了解的中国党的特殊情况（或许是历史上的情况）考虑在内了。”①有学者也认为，中共二大党章在充分学习和借鉴俄共党章的同时，在结构确立与内容表述上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第一，党的各级组织只有四个层级；第二，在党的纪律中第一次提出了“下级执行上级命令”“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原则，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与气派；第三，对违反党纪的党员只规定了一种处理方式——开除党籍；第四，在“附则”中规定了党章的修改权、解释权。②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

（一）关于党的最高机关

俄共党章规定：“每个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选举党委员会，党委员会是它们的执行机关，领导当地组织的一切日常工作”。在俄共党章中，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是各级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委员会是执行机关。

在鲍罗廷为国民党一大起草党章时，亦仿照俄共体制实行委员制，并得到孙中山首肯。這是因为孙中山担心在他逝世以后党内没有一人能立刻完全继承他的职位，为了使得在他逝世以后党的工作不致中断，故主张采用委员制。但在国民党一大党章草案付诸审查时，审查委员会鉴于孙中山在国民党党内的地位，在党章中增列“总理”一章，使在采纳俄共委员制之外，兼顾总理制，明文规定以孙中山为总理，总理为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对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有交复议之权。这意味着“总理”位居全党“最高机关”之上。这是国民党党章对俄共党章的一大修正。

中共根据当时所处的特殊环境，改变了关于党的最高机关的规定，使其更加适应现实需要。中共二大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的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在中共党章中存在着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两个最高机关。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党的代表大会不可能经常召开，无法正常履行其最高领导机关的职权，必须赋予执行委员会最高机关的地位才能应付秘密生存环境下的实际需要。

（二）关于民主集中制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领导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是在俄国革命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俄共八大党章规定“党的组织机构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俄共党章要求“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选举党委员会”“下级组织的成立必须得到上级组织的批准才为合法”“党中央机关的决议必须迅速而准确地执行”。

国共两党的早期党章在俄共模式的影响下，二者的组织原则都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都含有民主集中制的相关内容。中共五大更是首次将民主集中制明确写入党章。五大党章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还提出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具体措施：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一定区域内党的最高机关，管理这一区域党的组织；全体党员大会及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委员会；委员会在大会闭会期间为该级党部最高权力机关，执行并指导党务及政策。也就是说，各级组织都经由选举而产生，党员执行党组织决定，下级组织要服从上级组织命令，各级党组织要执行和服从党中央决议。此后，中共历次代表大会都明确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写入党章。

在国民党一大通过的《纪律问题案》中，提出要以“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为组织原则，但国民党始终未像共产党那样将民主集中制正大光明地写入党章。这种差别反映出两党在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问题上的不同态度。这细微但关键的差别对两党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关于纪律

对照俄共、中共和国民党党章内有关“纪律”的条文，即可发现国民党党章基本上照抄俄共党章，而中共党章却比俄共党章规定更细密、更严厉。在中共二大党章内，“纪律”作为单独章节，共有九个条款，占整部党章篇幅的近三分之一。中共在党章之外，还通过了一个组织章程的决议案，内中强调“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同时规定了七项组织纪律的原则，如“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个个党员须牢记，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等。相反，在国民党的党务法规中从未见有类似的严格规定，尽管国民党改组后也强调集权，强调纪律，但与中共相比则逊色不少。

（四）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

俄共党章规定“党支部是党组织的基础”。中共二大党章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是“组”，“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各组组织，为本党组织系统，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凡党员皆必须加入”。到1925年中共四大党章，基层组织由“组”向“支部”转移，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支部人数过多时，得斟酌情形分为若干小组”。到1927年的中共五大党章，则进一步规定：“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中共五大党章对支部作了九条规定。其中明确规定：“支部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其任务有六条：积极在各工厂等之内活动，领导该处群众之日常斗争，扩大党的影响；实行党的口号与决议于群众中；吸收新的党员；服从地方党部从事组织与宣传的工作；积极参加地方政治经济的斗争；尽可能讨论党的重要问题。国民党一大党章规定“区分部为本党基本组织”，对区分部只有四条规定，“区分部”定位是“为党员间或党员与本党主要机关间之联络”。其职务则仅是“分配本党宣传品”“分售本党印花、本党纪念相片、本党表记等”。

两相比较，中共的基层组织覆盖面宽，任务明确，内容丰富，把群众工作作为基本职能，直接组织群众开展各种斗争。而国民党的区分部只设置到乡一级，任务多为被动执行的事务性工作，与群众关系疏远。这种轻视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性，忽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做法，使新改组的国民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都大打折扣。

（五）关于入党

俄共党章对吸收党员有严格规定：凡志愿入党者，都必须经过预备期，工人和农民至少2个月，其他人至少6个月。预备党员制的作用，在于考察要求入党者的个人品质及其对党的意识形态的信仰是否坚定，藉以防止思想不纯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确保党员队伍的质量和组织纯洁性。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一大党章几乎照抄俄共党章，但唯独未采用这一制度。

中共二大党章虽也未照搬俄共党章的“预备党员”章节，但是规定了比俄共党章更为严格的入党手续：在由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并得到其许可后，还要“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中共二大党章之所以如此规定，一是因为建党初期党员较少，组织简单，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可以直接介入入党过程；二是建党初期，党对于发展党员相当谨慎，希望藉此严格控制党员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二大党章在入党程序上出现了工人入党减省报审环节的特别规定，即“工人只须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报告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为党员”。 這一规定简化了工人入党的程序，放宽了工人入党的门槛，明显地显示出大力发展工人党员的倾向。

（六）关于上下级组织关系

俄共八大党章仅仅规定：“一切党的地方组织对于地方性问题有自主决定的权利”“党的中央机关的决议必须迅速而准确地执行”，对不执行上级组织的决议的组织应给予纪律处分。但是中共二大党章在要求下级组织“完全服从上级机关之命令”的同时，还规定：“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区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判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全国大会或临时大会判决”。不过在未判决期间仍须执行上级机关的命令。中共二大党章在要求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的同时，明确了下级组织的抗议权，至少从文本意义上注意到了上下级组织间的民主问题。

三、比较视野下中共早期党章建设的特点及其重要意义

党章是一个政党的最高组织法规，是一个政党赖以运作的基本组织法则。中共成立伊始即十分重视党章建设。中共成立以后很快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迅速在中共党内传播，俄共的组织形式也被运用到包括中共在内的共产国际支部组织中。但是，中国国情毕竟与俄国不一样，俄共的组织形式不一定与中国的组织文化传统相吻合。因此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不仅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而且也需要将苏俄式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形态中国化，建立适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化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幼年时期的中共在制定党章时，虽然摹仿了1919年俄共党章，但也考虑到了中国特殊国情与中共自身建设实际，与国民党一大党章几乎照搬照抄俄共党章相比，中共是吸收借鉴，在制定、修改党章过程中有着自己的改造和再创造。这种再创造，实际上是力图建立中国化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最初尝试，也为中共最终战胜国民党走向胜利埋下伏笔。

国民党也十分重视党章建设，几乎与中共同时期制定了党章，但国民党党章与中共党章存在诸多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对两党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与国民党相比，中共更加重视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党建学说中的重要组织原则，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密切相连的。但在孙中山看来，三民主義比共产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国民党党章专门列有“引言”部分，这在鲍罗廷最初拟定的国民党章程草案中原无，而为审查委员会讨论后增列。引言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五权宪法之创立。”增列这一引言彰显了国民党党章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体现其以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模式为用的特色。孙中山将“师俄”的目标主要限定在党务组织的技术层面上，“国民党之本体不变，主义不变，政纲之原则不变，此次改组，乃改党之组织，采用俄国委员制。”①国民党仅将“民主集中制”视为工具，在随后的数十年间不但未能进一步将其完善，反而使其逐渐流于形式，甚至成为影响党的舆论形象和党心凝聚的“赘疣”。如1948年陈果夫在其日记中所写，党的宣传为民主自由，党的训练为军事化，党的组织为学苏联，内部是中国的。如此东拼西凑，不成一套，如何是好？事实上，由此折射出的国共两党对民主集中制的不同态度成为日后两党组织发展好坏大相径庭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共视民主集中制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始终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因此中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从中央到基层的，严密的组织体系，很快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高度的组织化不仅为大革命时期中共迅速壮大奠定了组织基础，而且还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的重新崛起提供了组织保证。

（二）与国民党相比，中共更加重视基层组织建设

中共早期就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党组织，中共二大党章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其附近，凡有党员三人到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从中可以看出，中共在基层党支部之下设立党小组，力求党的组织能够覆盖全体党员。中共在城市和乡村不断建立自己的严密的基层组织，党员紧密的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提出了党的基层组织要设立在社会基层这一基本原则。正如后来刘少奇所总结的，要把“我们的党组织基础放在社会组织的细胞中”，②因为它决定着党组织与社会组织细胞之间的距离，决定着党组织功能的发挥。人们对党的看法，往往是从对基层党组织的认识开始的，对基层党组织的疏远，也是对党疏远的开始。中共二大对党的基层组织设置的这一原则，为以后“支部建在连上”提供了依据，并通过“支部建在连上”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反观国民党，1924 年国民党改组之后设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五级党部，国民党一大党章规定“区分部为本党之基本组织”，但是在基层只设置区分部的做法无法保证党组织对于党员的有效覆盖。首先是党员规模的扩大，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国民党党员规模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拥有几十万党员的大党，在较大的工厂、学校等地方，有时区分部不得不面对较大数量的党员群体而往往顾此失彼；其次，国民党的区分部设立在乡一级，根本无法兼顾到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党员，致使国民党始终无法有效动员农村地区的党员和群众。1927年国民党发动清党，大批地主乡绅趁机夺取基层党权，清党之后，国民党虽然派人到地方重新整顿党务，但是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也没有恢复到原有的水平。边疆少数民族和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地方，国民党难以插手地方党务。其时国民党人也承认：“本党党员自由脱党而逍遥法外的确是不少。”③基层组织不健全，表现在区分部、区党部有名无实，没有实际活动。在广东的一些县，区分部党员会议很少举行，或举行而党员不愿到会。④甚至连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工作人员所在的区分部也“毫无成绩，即例会亦不举行”。①基层组织建设不力，是导致国民党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三）与国民党相比，中共强调“必须深入群众”，并优先发展工人党员

深入群众的建党原则，充分显示中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党。中共二大认识到：要真正把自己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 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党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在制定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还特别作了说明：我们之所以要制定这个决议， 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成功的党， 成为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的群众党。这个党不是学会，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②优先发展工人党员的实质是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中共二大关于优先发展工人党员的特别规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二大以后，工人出身的党员人数大幅度增加，为保持党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相反，国民党号称是一个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党，是一个多阶级的政党，而不是偏于某一特定阶级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吸收党员来者不拒，几乎没有什么限制。据《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国民党自改组后，新加入党者已有数万人，现警局教练所员生亦全体加入。”③又据该报报道：“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热心党务，该局人员加入国民党，闻已达四千余人”。④从这两则报道中，可知国民党从改组之初起，即滥行集体入党。集体入党的弊端，在于不加甄别，不论优劣，不计信仰，将某一团体的所有成员网罗无遗，结果是党员数量迅速膨胀而质量日下。显然，改组后的国民党除了党员人数急剧扩充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增强，其组织形态依然散漫如故。⑤

综上所述，虽然国共两党早期的党章均效法俄共模式，特别是关于党的组织方面的内容更是具有极高的相似度。但是，就在这大体相近的党章中却存在着关键的差异，主要是两党对待民主集中制、对党的纪律的要求程度、对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视程度的差异等。正是这些关键的差异导致在日后的岁月中，中共党组织始终保持勃勃生机，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旺盛的战斗力，而国民党组织始终未能真正凝聚成一个整体，最后更是腐化堕落，几近溃散。当然，两党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从国共两党早期党章的差异中确可窥探出些许端倪。

（周晓辉，历史学硕士，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