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近代教育的兴起

1918年，任鸿隽从美国留学归来，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表《何为科学家》的演讲，说起过去科举时代，读书人埋头用功的就是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所用的书自然是《四书味根录》《五经备旨》等；后来八股改为策论，提倡讲求实学、通达时务，所用的书，在四书五经之外又加上了《通鉴辑览》《三通考辑要》《西学大成》《时务通考》等，其中后面两书有声、光、电、化、重学、力学这些名词；再后来提倡科学，讲的还是这些内容。有人就以为，这不过是跟从前一样，只是做起文章来，拿化学、物理的名词公式，代替子曰、诗云等字眼罷了。任鸿隽指出这是一种误解：仍把“科学家”当作“文章家”。

废除科举、兴办学校、课本革命、校园革命，不是教育形式上的改变，而是要脱胎换骨，将知识翻新。任鸿隽说旧时学者一辈子都是在故纸堆中讨生活，现在办学校至少也得设几个实验室，买点物理、化学的仪器，才算得上一个近世的学校。就知识构成来说，古代中国人几千年来始终在经史子集里面皓首穷经。难怪传教士狄考文说，中国人只重记性，不启心智。

现在，我们来看看现代教育如何重构了中国人的知识世界。自19、20世纪之交以来，受到现代教育影响的，大致上是从1870年代出生的“七零后”开始的几代人。他们无论从事政治、军事、实业，都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要么有留学日本或欧美的经历，要么在国内的新式学堂上学，或者深受新式出版物的影响——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出版业也是教育的构成部分，不仅提供教科书，其他读物也是在参与教育，这是“大教育”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