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桥霜

今年《求是》杂志第 1 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他在最后特意强调，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任务下达到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同志。这距离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层面第一次明确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已是一个甲子。

1956年前后，高层领导出现了两种思路，其争论焦点，就是能否完成较高的计划目标，以及如何评估当时农业合作化、工商改造等工作的速度。

于是，中央领导们纷纷走出北京。这些调查研究为后来的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1956年9月的八大上，毛泽东主席在以“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为主题的报告中提出，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争取一些时间去做。而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个个‘麻雀。”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说，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有很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直是党的优良传统。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小劲则表示，在党的历史上，每一次重大战略转换或重大政策调整的时候，都会有大兴调查研究的提法。

调查研究就是一种执政能力。这方面我党老一辈领导人有丰富的经验和启示。且看当年的老一辈人如何过筋过脉、真刀真枪调研。

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周恩来深入一线调研的作风让人敬佩。

调查前 如何选点和准备

让我们把时针回拨到1961年。这一年，在历史上被称为“调查研究年”。这是毛泽东在1月1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的要求，目的是解决大跃进造成的问题。

同年，中央派出了大批调研组。毛泽东派出的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名秘书各带一个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研。所选的就是每个地方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为期10天至15天。还特别嘱咐：中间队不要搞。

为何要这样选点？毛泽东后来在杭州听汇报时阐述过原因：不要只钻到一头，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成话，应该有好有坏，这样才能全面。

这与毛泽东早年在寻乌调查时的思路是一致的，当时他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了产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正是这种全面调研的精神，让寻乌调查成为调查研究的典范。

1961年，周恩来总理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发言说：“调查研究，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精神，各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要摆脱局限性、片面性，必须进行比较、综合、分析。”

全方位多角度的选点，是调研中一项屡试不爽的经验。任弼时侄子任楚表示，当年在延安时，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让他去米脂县搞农村调查时有个建议让他受益匪浅。就是“下去以后，不要只往基层跑，也要注意多向县委的领导汇报，多与县委的同志们学习、沟通”。

毫无疑问，如何选择调研点是一项战略，需要通盘考虑和统筹决策。胡耀邦夫人李昭也回忆过：“他（胡耀邦）书房里有一幅全国大地图，从墙顶一直垂到地面。他经常站在图前沉思，然后在地图上画个圈，或者插上一面小红旗。画了圈的，是他下一次要去的地方;插上小红旗的，是他已经去过的地方……”

不少人对2013年上映的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还记忆犹新，片中讲述的就是周恩来在1961年到河北邯郸连续调研四个昼夜的故事。而周恩来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及其对事实的准确把握，令人叹服，原因就在于扎实的提前量。

他召集各部负责人开会前，不仅仔细地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而且对文件和材料中提到的问题都作了认真的考虑。在开会时，他从不急于做结论，而总是先问情况并提问题，且对不了解实情、不掌握具体事实的干部进行批评。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曾撰文回忆，在邯郸调研中，周恩来安排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在4月初先带领一个工作组前去工作20天。4月28日午夜，周恩来放下手中的繁重政务，一连3天在邯郸亲自调查。5月2日他返回北京处理要务后，3日凌晨又赴邯郸。

绝大多数老一辈领导人都是这样的态度和作风。朱德外出视察前，常常找来所去地区的有关材料阅看，以便做到心中有数。习仲勋调研的思路是，先了解调研点的基本情况，不要急于下去，心里有数了，才能在调查中做得更有目的性，查找的问题才会有针对性，回来后总结就有指导性。

1978年8月，习仲勋（左三）在广东惠阳农村调研。在清华大學读书的习近平（左一）利用暑假时间参加社会实践，随同父亲一起下乡。

1977年秋，老干部们开始恢复工作。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采用习惯的调查研究方式，其成果被认为是促发改革开放的根本因素之一。 万里回忆过自己刚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的调研，“我不熟悉农村工作，所以一到任就先下去看农业、看农民。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那几个月，我不开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

调查中 怎么听到群众的真话

还是1961年。刘少奇的调研点是在湖南长沙县和宁乡县，他发现参与调研的群众不愿讲真话。

这种情形在他给毛泽东的调查报告中有所反映：“长期以来，（长沙县天华大队）这个大队的社员和干部不敢说心里话，乔木去调查时，大队已把一些乱说话的人调走。我最初去找干部和社员谈话，大队干部都在事先交代过。有些小队开会，我们工作组的人去参加，说的是一套，工作组的人离开后，他们又再开会说了另一套。因此，我在天华的前十天几乎不能同大队的人认真讨论问题”。

在长沙到宁乡的路上，经过一个叫王家湾的村庄时，一个号称拥有万头猪的养猪场引起了他的注意。一看才知道猪场只有两头猪，刘少奇临时决定调研就从这里开始。他用化名和“分队长”的公开身份，在猪场的饲料间用门板和稻草搭了个铺，其他人员也在猪场不同的屋子搭地铺住下，一住就是6天6夜。经过40多天与群众心贴心交流、面对面沟通，刘少奇终于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大家打消顾虑，纷纷向他反映真实看法。

用化名，也是老一辈领导人的方法。1961年彭德怀到湖南调研时，就说自己姓罗。当群众不敢讲真话时，周恩来的方法是从闲聊入手营造轻松和谐的气氛，经常采用直呼其名的方式拉近与对方的心理距离。1964 年，周恩来到邯郸调查纺织女工福利待遇问题，大家谁也不肯讲困难。看到大家很拘谨，他便同两年前见过面的劳动模范李秀芹拉起家常来，从她的婚姻谈到她的“菜篮子”、再到她的工资……人们渐渐不再拘束，大家围绕着福利待遇问题畅所欲言。

在调研中遇到“被安排时”，习仲勋选择的是直接点破。1985年，他来到兴国县的一户村民家里，看到这户是当地政府事先安排好的典型，转身走了出来。“这一家我就不看了”，他边走边说：“我看这户早有准备，就不必看了。我早说过，你们事先安排好了让我看的，我不看。”

多次随同胡耀邦视察的国家民委原副主任赵延年回忆说：在视察期间，耀邦往往自己一头钻进老百姓的房子或帐篷里，或往路边一坐，招呼过往乡亲，无拘无束地与他们交谈。他要去看的地方，大多不是别人预先安排好的“样板”，而是先听当地负责人全面介绍情况后，出其不意地提出自己认为需要看的地方，亲自调查。

调查后 光调查不研究，等于白调查

苏洵在《几策·审势》中说过：“彼不先审天下之势而应天下之务，难矣。”“审”就是研究，就是对现实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曾谈过自己的体会，光调查不研究，等于白调查;光研究不调查，就是瞎研究。

调查只是前期的工作，真正基于调研的情况制定和实施重要的决策才是目的所在。当然，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也要敢于处理。

1961年7月，邓小平赴东北调查研究鞍钢生产问题，他反复强调：“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是哪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住了，明天也顾不住。”

这和他几个月前在顺义调研办食堂问题上的转变类似。经过调研，他的认识由开始时的努力把食堂办好，转变到后来的尊重社员群众的意见。他在牛栏山公社桑园村召开的社、队干部会上明确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1961年陈云在青浦15天调研后，形成了对农作物种植、养猪、自留地等问题的研判意见，但是他没有急于下結论或者将调研成果上报中央，而是又到杭州、苏州，找了和青浦情况相仿的几个县研究类似情况。另外，还找了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萧山和无锡两县调查情况。经过进一步的求证，发现一开始的调研结论能够经得起检验，才将撰写的报告上报。这些做法充分体现了他慎重稳当的工作风格。

陈云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情况分析完毕，不急于做结论，而是反复核实，最终确立解决方法。这种思路，在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中有过形象描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