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锐

2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四川考察。这是习近平在成都市郫都区唐昌街道战旗村同当地群众亲切交谈。

“没 打招呼通知镇里就去调研，村干部们不再像以前，象征性地提一个问题，而是一口气提了涉及污水纳管、村级经济等10个具体问题。我边记边回应，现场解决3个，7个带回去研究，村民们都很满意。”说起近日去杨行镇大黄村调研，上海市宝山区委书记汪泓滔滔不绝。

最近两个多月，上海各级部门党员干部正在开展规模空前的大调研。某小区为独居老人及子女发放“亲情停车券”、上海交警部门创设“轮值制”、虹口区试行“错峰停车”……通过调研，已研究解决了4.9万个问题。用市委书记李强的话说，“坐在办公室里都是问题，走下去就都是办法”。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新时代，新技术，新诉求，调研这项基础性的工作也有了新变化。

调研四大转变：书记“蹲点”花四天，干部驻村用上APP

“你别老是说扶贫政策好，只说还存在哪些突出问题，需要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不久前，记者跟随一个省直有关部门组成的小组到某县调研发现，三天的调研行程，不再有参观先进典型，看示范村。而是吉普车直接开到随机挑选的贫困村，屏退当地官员，与村民一起座谈。政策落地、产业支持中有什么问题，政策落地后如何解决“养懒汉”，如何扶智……

“新时代调研工作，正在实现思路上由虚到实的转变。”四川一名厅级干部刘韬告诉记者，反对“套路”，紧扣矛盾，沉入一线，带着问题调研，是如今调研鲜明的特征。

“有的检察院调研只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调研变成了开会”，“有的检察院没有完全落实初信初访工作责任，涉检申诉信访问题都推到了上级检察院”;“个别人把政治学习当成了包装自己的手段”……这是驻最高人民检察院纪检组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此次调研，专题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发现了诸多问题，并督促整改。

“工作作风上，则是由粗到细的转变。”上述干部称，过去调研，时间紧，看安排好的点多，走马观花，无法真正沉下去。如今的调研用时更长，办法更多，多采用不打招呼式的“蹲点调研”，效果明显提升。

调研不“赶趟”，问题更容易摸透。不久前，上海金山区委书记赵卫星来到光明村，与村支书陆爱国一聊一个多小时。“看我问这么细，他自然把村里问题告诉我了。”

2014年4月8日下午，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到其驻点的句容市茅山镇丁家边村南山子自然村“解剖麻雀”，前后用时4天。

不打招呼、一竿子插到底也成为共识。“在外来人员聚集的甪里街与吴泾路交叉口，各种废弃物堆在路边;老嘉凤公路沿线个别甲鱼棚、猪棚拆而未改，田间建筑垃圾乱堆乱放……”这是2016年5月，浙江嘉兴市市长胡海峰暗访调研发现的。对这些问题，胡海峰要求一一笔录拍照，通报给当地党委政府，及时整改。

针对新的社会阶层的调研也有新的特点，更注意“深度入场”，即事先了解调研对象喜好，调研中找准“群体代言人”，交流时注意“共情”，急其所急，忧其所忧，说他们的语言，成为他们的圈内人。

“任何精美的问卷，严谨的提纲，都代替不了深度的情感交流。”刘韬记得，调研新社会阶层时，他做了充分准备。春节前去拜访几名有影响的艺术家的工作室，先以朋友的方式切入，等他们接受后，再仔细讲解户籍新政、对画作的政策扶持等，“他们放飞个性，看重人文关怀，但缺乏安全感，我一说正中下怀，他们道出很多担忧，我都一一解答。最后手拉手告别。”

“之后，我梳理了信息——反映的问题哪些亟待解决，哪些可以做的更好，哪些要求不符合政策不能办。”刘韬说，调研后就要抽离，客观研判，不能因为感情影响了工作。

得益于当下飞速发展的信息科技，如今的调研，在辅助力量上也经历了由传统人工到高新技术的变化。

“这些是我调研时，微信‘扫一扫加的村民。”重庆市垫江县委书记蒲彬彬说，“有时和群众面对面，他们有的话不敢讲，有的问题现场调研时不易发现，加了微信就不同了。”

不久前，有村民在好友圈吐槽小区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后种植的新树位置不好，蒲马上微信了解并反馈给有关部门，发现确实影响行人通行，立即处理。“这也是调研的延伸。”蒲彬彬说。

现代技术的兴起，也使得干部调研可以随时随地，掌握情况更全面。

“通过APP驻村模块的‘驻村辅导功能，我时刻提醒自己，有人需要帮助。”贵阳市农委综合处处长徐进说。在该市“两学一做APP”驻村模块中，全市对1100余名第一书记、驻村干部分级管理，驻村干部每天上传工作纪实，涉农部门400多个业务骨干被聘为“驻村辅导师”，在网上答疑解惑，拓展了调研的深度广度。

“纠‘四风大数据平台上，你们排倒数第一，我看了，主要是公车私用、违规公款吃喝多，下一步如何改进？”某县纪委书记前往乡镇调研，谈问题开门见山。如今，各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互联网+”技术打造的政务平台等，也使党员干部更了解基层情况和问题，调研有的放矢。

“近几年，值得一提的还有工作纪律上由松到严的转变。”刘韬扳着手指数起来，首先是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广泛推行领导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和联系点制度，强调“解剖麻雀”式调研。其次，规定可操作性更强。如四川规定，市（州）党委常委每年基层调研不少于90天。最后，是反省更加深刻，纪律更加严明。

此前常见的走马观花式调研，遭到了猛烈抨击。2014年5月重庆某区区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上，有官员也坦承，過去调研，坐在车上看一看，进会议室听一听，和基层干群泛泛谈一谈，调研一溜烟，矛盾不沾边。这是群众观念不强、工作作风不实的表现。

调研中的行为也被纳入监管范围。2015年3月10日，广东清远市一名副市长一行10人在阳山县调研水利工作，当晚在该县七拱镇政府饭堂用餐时11人陪同，饮用名仕马爹利洋酒，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该副市长及陪同人员等受到党纪处分。

李克强多次下乡搞“田野调查”。

建起长效机制，调研“功夫在诗外”

“我到基层调研时得穿球鞋。”

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四川调研，在战旗村买布鞋时，他笑着和老乡唠起家常。事实上，习近平多年前到四川调研办沼气时，情况了解得很细致，沼气池怎么挖，有多大幅度，出料口和进料口的角度怎么设计，都一一弄懂了再实践。

从“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骑自行车下乡的正定县委书记，再到这些年深入地方调研、依旧保持着“两脚泥”作风的党的总书记，习近平的身体力行，带动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级干部积极响应，让调研在新时代焕发了新亮色。

此次在四川视察时，他又强调，要多调研、摸实情，盯住抓、抓到底，极具现实针对性。

毋庸讳言，如何改进调研，发现实情，将调研成果更好用于工作，目前仍有要注意之处。

目前，一部分走马观花的调研为人诟病。在调研中出问题被查的，多是伴有其它违纪行为的。调研不实因认定难，被查的还不多见。“要严肃调研工作纪律，强化督查，对违纪者点名道姓，公开通报。”几名县级干部建议。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看来，建立起调研长效机制也非常重要。

“通过建立联系点，长期观察社会发展，有针对性地了解当地群众喜怒哀乐，调研将更成功。”乔新生提到，当年费孝通调研中国东部乡镇企业发展，就要求学生长驻，最后取得了成果。如今党员干部应多搞“长期蹲点、直接联系”的调研。

近几年，由于资讯发达，网络、大数据广泛运用，有干部甚至学者宣称，实地调研比重将降低，在现代政府中的作用将下降。

对此，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教授魏敏生并不认同。他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党员领导干部只有走下去，置身于广阔基层，吹到山风海风，闻到泥土气息，与村民手拉手情感交流，才能感受到基层工作的不易，急群众之所急，做出科学有效的决策。

如何评价调研的效果，也引起关注。“看调研是否成功，就是看通过调研，是否做出了解决具体问题、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决策。”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辛鸣还提出了“调研力”概念，即把调研固化为决策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让前期的调研给力后面的决策。

乔新生则注意到，如今已实施决策终身负责制。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决策终身负责制認真落实，这将直接影响到决策的前端——调研，使其逐渐实、真、严起来。

还有专家指出，目前干部调研更多是在解决具体问题;还应加强研究，通过更深的思考，将零散的认识系统化、深刻化，找到事物本质规律。“不能说研究是上级的事，加强研究将有利于你的认知和发展。”

事实上，一些领导干部要真正搞好调研，还需要完成思想观念的转变。

“某种程度上说，干部调研‘功夫在诗外，加强党性教育，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施政理念，使现实中对上负责的机制与对人民服务、为百姓造福的宗旨相统一，将更有助于解决调研难，使其真正落地。”乔新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