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

我妹妹不识字，她一天学都没上过。我的大姐、二姐各上过三年学，我上过九年学，弟弟上了大学。只有我妹妹从未踩进学校的门口。

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我们姐弟都很喜欢读书。比如我二姐，她比我大两岁，因村里办学晚了，二姐与我在同一个年级，同一个班。二姐学习成绩很好，在班里数一数二。1960年夏天，我父亲病逝后，母亲就不再让二姐上学了。那天正吃午饭，二姐一听说不让她上学，连饭也不吃了，放下饭碗就要到学校里去。母亲抓住她，不让她去，她使劲往外挣，母亲就打她。二姐不服，哭得声音很大，还躺在地上打滚儿。母亲的火气上来了，抓过一只笤帚疙瘩，打二姐打得更厉害。与我家同住在一个院的堂婶儿看不过去，说哪有这样打孩子的，要母亲别打了。母亲这才说了她的难处，母亲说几个孩子嘴都顾不住，能挣个活命就不错了，哪能都上学呢！母亲也哭了。见母亲一哭，二姐没有再坚持去上学，哭了一会儿爬起来到地里去薅草。从那天起，二姐就失学了。

我很庆幸，母亲没有说不让我继续上学。

妹妹比我小三岁。在二姐失学的时候，妹妹也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没有让妹妹去上学，妹妹好像也没提出过上学的要求。我们全家似乎都把妹妹该上学的事忘记了。妹妹当时的任务是看管我们的小弟弟。

小弟弟有残疾，是个罗锅腰，我嫌他难看，放学后或是星期天，我从不愿意带他玩。他特别希望跟我这个当哥哥的出去玩，我不带他他就大哭。他哭我也不管，只管甩下他跑走了。他只会在地上爬，不会站起来走，反正他追不上我。一跑到院子门口，我就躲到墙角后面观察他，等他觉得没希望了，哭得不那么厉害了，我才悄悄溜走。

平日里，都是我妹妹带他玩。妹妹让小弟弟搂紧她的脖子，她双手托着小弟弟的两条腿，把小弟弟背到这家，背到那家。她用泥巴给小弟弟捏小黄狗，用高粱篾子给小弟弟编花喜鹊，还把小弟弟的头发朝上扎起来，再绑上一朵石榴花。有时她还背着小弟弟到田野里去，走得很远，带小弟弟去看满坡地的麦子。妹妹从来不嫌弃小弟弟长得难看，谁要是说小弟弟是个罗锅腰，妹妹就跟人家生气。

妹妹还会捉鱼。她用竹篮子在水塘里捉些小鱼儿，炒熟了给小弟弟吃。那时我们家吃不起油，妹妹炒鱼时只能放一点盐。我闻到炒熟的小鱼儿很香，也想吃。我骗小弟弟，说替他拿着小鱼儿，他吃一个，我就给他发一个。结果有一半小鱼儿跑到我肚子里去了，小弟弟再伸手跟我要，就没有了。

小弟弟突然病死后，我想起了这件事，觉得非常痛心，非常对不起小弟弟。于是我狠狠哭，哭得浑身抽搐、四肢麻木，几乎昏死过去。母亲赶紧找来一个老先生，让人家给我扎了几针，放出几滴血，我才缓过来。

我妹妹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是我们的二弟弟。二弟弟到了上学年龄，母亲按时让他上学去了。这时候，母亲仍没有让妹妹去上学。妹妹没有跟二弟弟攀比，似乎也没有什么怨言，每天照样下地薅草、拾柴、放羊。大姐、二姐都在生产队里干活儿，挣工分，妹妹还小，队里不让她挣工分，她只能给家里干这些小活儿。我们家做饭烧的柴草多半是妹妹拾来的。妹妹一天接一天地把小羊放大了，母亲把羊牵到集上卖掉，换来的钱一半给我和二弟弟交学费，另一半买了一只小猪崽。

中午我回家吃饭，常常看见妹妹背着一大筐青草从地里回来。我们家养猪很少喂粮食，都是给猪喂青草，妹妹每天至少要给猪薅两大筐青草才能把猪喂饱。妹妹的脸晒得通红，头发辫子毛茸茸的，汗水浸湿了打着补丁的衣衫。我那时对妹妹不是很关心，很少跟她说话，妹妹每天薅草、喂猪，我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至于家里让谁上学，不让谁上学，那是母亲的事，不是我的事。

妹妹是很聪明的，学东西很快，记性也好。我们村有一个老奶奶，会唱不少小曲儿。下雨天或下雪天，妹妹到老奶奶家去听小曲儿，听几遍就把小曲儿学会了。妹妹唱得声音颤颤的，虽说有点胆怯，但比老奶奶唱得还要好听许多。我们在学校里唱的歌，妹妹也会唱，我想定是我们在教室里学唱歌时被妹妹听到了。

我们的教室是土坯房，房四周裂着不少缝子，一唱歌传出很远。妹妹也许正在教室后面的坑边薅草，她一听唱歌就被吸引住了。妹妹不是学生，没有资格进教室，只能跟着墙缝子里冒出来的歌声学。我敢说，妹妹要是上学的话，肯定是一个好学生，学习成绩一定很好，在班里不能拿第一名，也能拿第二名。可惜得很，妹妹一直没得到上学的机会。

我考上镇里的中学后就开始住校，每星期只回家一次。我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按时返校。我回家主要目的是拿吃的，母亲为我准备好够一星期吃的红薯和红薯片子磨成的面，我带上就走了。

又一个星期天，我又该往学校背面了，可家里一点面也没有了。夏季分的粮食吃完了，地里的庄稼还没完全成熟，怎么办呢？我还要到学校上晚自习，就闷闷不乐地走了。我头天晚上没吃饭，第二天早上也没吃东西，饿着肚子坚持上课。那天下着小雨，风吹得窗外的杨树叶子哗哗响，我身上一阵阵发冷。上完第二节课，课间休息时同学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教室里待着。有个同学在外面告诉我，有人找我，我出去一看，是妹妹来了。她靠在一棵树后，很胆怯的样子。妹妹的衣服被雨淋湿了，打缕的头发沾在她的额头上。她从怀里掏出一个黑毛巾包递给我。我认出这是母亲天天戴的头巾。里面包的是几块红薯，红薯还热乎着，冒着微微的白气。妹妹说，这是母亲从自留地里扒的，红薯还没长开个儿，扒了好几棵才这么多。我饿急了，拿过红薯就吃，噎得我胸口直疼。事后才知道，妹妹冒着雨在外面整整等了我一个课时。她以前从未来过我们学校，见很大的校园里绿树成荫，鸦雀无声，一排排教室里正在上课，就躲在一棵树后，不敢问，也不敢走动。她又怕我饿得受不住，急得都快哭了。直到下课，有同学问她，她才说是找我。

后来我到外地参加工作后，给大姐、二姐都写过信，就是没给妹妹写过信。妹妹不识字，给她写信她也不会看。这时我才想到，妹妹也该上学的，哪怕像两个姐姐那样，只上几年学也好。

妹妹出嫁后，有一次回家问我母亲，她小时候为什么不让她上学。妹妹一定是遇到了不识字的难处，才向母亲问这个话。母亲把这话告诉了我，意思是埋怨妹妹不该翻旧账。我听后觉得十分伤感。我觉得这不是母亲的责任，是我这个长子长兄的责任。母亲一心供我上学，就没能力供妹妹上学了。实际上是我剥夺了妹妹上学的权利，或者说是妹妹为我做出了牺牲。牺牲的结果就是，我妹妹一辈子都是一个睁眼瞎！

在单位，一听说为“希望工程”捐款，我就争取多捐，因为我想起了我妹妹。有一年春天，我到陕西一家贫困矿工家里采访。这家有一个正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孩子，还是班长和少先队的大队长。我刚跟女孩子的母亲说了几句话，女孩子就扭過脸去哭起来。因为女孩子的父亲因意外事故死去了，家里交不起学费，女孩子正面临失学的危险。这种情况让我马上想到了我二姐，还有我妹妹。我的眼泪哗啦啦地流，哽咽得说不成话，采访也进行不下去。我掏出一点钱，给女孩子的母亲，让她给女孩子交学费，千万别让女孩子失学。

我想过，给“希望工程”捐款也好，替别的女孩子交学费也好，都不能给我妹妹弥补什么了。

（余娟摘自《文学少年（初中版）》2017年第3期，西米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