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杨 勇

元官印 司狱司印

元官印 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印

三、元代文人篆刻的兴起

（一）八思巴文在官印中的使用

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前后近百年（1271—1368）。元代官印除用汉字外，还有八思巴文。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立拼音文字，即八思巴文。八思巴文颁行以前，元代官印主要使用九叠篆，如“司狱司印”等印，印文均为标准汉文九叠篆。八思巴创立的新字是从藏文发展而来，吸收了宋印九叠篆整齐匀称、棱角分明的特点，但并不像辽、金、西夏文字那样与汉字有一定渊源，如“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印”等印。八思巴文官印的一大特点就是背款皆为汉字，这是我们识别八思巴文的最重要依据。

此外，元代官印印边比较宽阔，此为元代官印印面构成的一大特点。隋唐官印及宋初官印，印文与印边往往等宽，宋代中后期印边开始加宽，至元代竟达印文笔画宽度的数倍甚至十倍，如“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印”即为代表。

（二）吾丘衍与赵孟的历史贡献

明代朱简曾在《印章要论》言：“印昉于商、周、秦，盛于汉，滥于六朝，而朱沦于唐、宋。然而代有作者，其人莫传。如元则有吾竹房、赵松雪辈，描篆作印，始开元人门户。国初尚研故习，衰极始振。”明代甘旸《印章集说》言：“至正间，有吴丘子衍，赵文敏子昂正其款制，然时尚朱文、宗玉箸、意在复古。”以赵孟、吾丘衍、王冕为代表的印人，在元代发起了一场复古运动，力挽魏晋以来印章的靡弱之风。

松雪斋

大雅

赵孟印

赵孟印

赵氏子昂

吾衍私印

吾丘衍（1272—1311），一作吾衍，字子行，号竹房，别署布衣道士，开化（今属浙江）人，寓居杭州。吾丘衍自幼受家学影响，在篆刻方面，其主要精力集中在对汉印的研究上，“吾衍私印”“鲁郡吾氏”“布衣道士”和“贞白”都是他的自用印，其中“吾衍私印”采用满白文处理手法，“鲁郡吾氏”和“布衣道士”也可看出对平正浑朴的追求。赵孟和吾丘衍均自篆印稿，这自然与二人在篆书上的造诣分不开，且二人所开创元朱文印风，很快成为文人作印的模式，这直接提升了篆刻的文化品位。

鲁郡吾氏

布衣道士

贞白

吴叡私印

濮阳

吴孟思章

仰自得

（三）吾丘衍和赵孟倡导下的元代篆刻

与吴叡同时的印人还有王冕，其首创以花药石（即花乳石）刻印。王冕（1287—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诸暨（今属浙江）人，出生农家，后从韩性游，遂为通儒。王冕墨梅最为后世所称道。王冕又工刻印，明初刘绩在《霏雪录》（卷上）中言：“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自山农始也。”软硬度适中的石材的出现，是元朱文风格得以完美表现的关键。郎瑛《七修类稿》载：“图书古人皆以铜铸，至王冕以花乳石刻之。”花药石易于奏刀，王冕自篆自刻，其印金石气很浓。

除王冕外，元代很多画家都介入了篆刻的创作，如柯九思、虞集、张雨、黄公望、倪瓒、杨维桢、朱德润、魏元裕、鲜于枢、陆居仁等，均采用吾丘衍和赵孟的方法。从他们的印章中可以看出，元朱文印的形式已然确立：印文取小篆、朱文细线、文字连边……元代文人印流传下来的很少，但是在篆刻史上的意义十分重大。文人的参与，是中国印章确立艺术立场的标志，是篆刻艺术和实用印章分野的里程碑，而这种重要的历史性转变在元代完成。

四、集古印谱的出现及意义

虽然在唐代已有关于“玺谱”的记载，如《旧唐书》之《韦述传》、姚察《传国玺》、徐景《玉玺正录》等，但一般认为集古印谱的出现是在宋代。宋代是我国金石学的发轫时期，集印成谱即受考古和金石学的影响而兴起。清代桂馥在《续三十五举》中言：“古印无图谱，宋（仁宗）皇祐初，命太常摹历代印书为图。”此后又有杨克一《集古印格》，而《宣和印谱》则成书于稍晚的宣和年间（1119—1125），此谱是奉命官修的一部大型集古印谱。此外还有颜叔夏《古印谱》、姜夔《集古印谱》等。

唐宋时期的集古印谱，仅作为古器物谱录中的一种，还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审美意识，更没有对篆刻艺术的指导目的。与文人篆刻同步，元代集古印谱的编辑目的多指向了艺术，赵孟在《宝章集古》的基础上“采其尤古雅者，凡摹得三百四十枚”汇为谱录，曰《印史》。元代文人篆刻在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下，又有为数甚多的集古印谱作为典范，更有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的艰辛实践和大胆尝试，最终使元代文人印章形成了两大格局：一是仿汉印式，一是元朱文印风。仿汉印式主要是指仿汉白文印，元代篆刻家在创作这一类印时大都能追求汉印的原本效果，其中集古印谱起了很大的中介作用，在吾衍《古印式》和赵孟《印史》之后，又有杨遵《杨氏集古印谱》、吴叡《汉晋印章图谱》、叶森《汉唐篆刻图书韵释》等多种集古印谱行世，这些集古印谱的编辑本就带有目的性，则其对印坛的指导示范意义也就更为明确、更为具体。应该说元代篆刻家完成了由古到今、由技术到艺术创作这些实质性的转换，为明代篆刻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李刚田、马士达主编《篆刻学》，202页—20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

汉广平侯之孙

聊消摇兮容与

王冕私印

王元章

会稽佳山水

姬姓子孙

五、风格特殊的元代花押印

在元代的私印中，还有一类被称之为“花押”的印章颇具特色，花押是一种专门用以签押的书体。元末明初的陶宗仪说：“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用。按：周广顺二年平章李榖以病臂辞位，诏令刻名印用，据此则押字用印之始也。”（明许令典《甘氏印集·叙》，转引自黄惇《中国古代印论史》，14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

花押其实就是代表身份的一种符号，所以有签字画押之说。花押在宋朝以前就已出现，如著名的韦陟“五朵云”。（据陶宗仪所说，花押入印始于五代时的后周）宋以后，上至天子，下至百姓，花押被广泛运用，并逐渐入印。而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后，由于对于汉字的运用不能熟练无碍，故而只能以印代之，这大概就是元代押印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元押的格式常见的有正方形、长方形、圆形等形状，还有葫芦、钟鼎、花瓣、鱼、兔等形，其中长方形的元押与秦汉半通印大小相近，上为楷书，下为花押，或杂以八思巴文的“记”字，印文多作朱文，其印章的纽制也变化多端。总的来说，元押尽管是沿着实用印章这一路线发展的产物，但其艺术和审美价值并不在宋元文人印章之下。（李刚田、马士达主编《篆刻学》，11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

陈炼在《印说》中言：“印虽必遵秦汉，然元明诸公之印之佳者，亦可为法。”秦汉印固然是篆刻之经典，而在元朱文印亦可作为后世取法的范本之一。陈澧《摹印述》说：“赵松雪始以小篆作朱文印，文衡山父子效之，所谓圆朱文也，虽非古法，然自是雅制。”可见，元朱文印在审美上最具有普遍意义。元朱文在后世发展中的重要人物，明代是文彭、汪关、何震，清代则有林皋、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以至于成一代风气。

元花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