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 骅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研究馆员

「其刻印亦取偏师，正如其字。且刻成之后，椎凿边缘，以残破为古拙。」—— 马衡「仓石治印独往独来，一空依傍，论者谓与吴让之、赵撝叔，如鼎三足。」—— 张鸣珂「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稍知其源流正变。」—— 吴昌硕

吴昌硕篆刻中的金石学背景

吴昌硕的篆刻早期得力于对战国古玺、汉印、封泥、陶文等古文字资料的借鉴，不蹈常规，后期掺加石鼓文的结体和笔意，风格朴茂苍劲。在其所刻的印章边款中经常见到借鉴封泥、陶文的记述。如：「方劲处而兼圆转，古封泥时或见之」，「拟封泥之残阙者」，「一月两字合文见残瓦券」，「古陶器文字如是」。吴昌硕生活的年代，金石学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发现了封泥、陶文。王国维在《齐鲁封泥集存》的序文中就讲：「自宋人始为金石之学，欧、赵、黄、洪各据古代遗文，以证经考史，咸有创获，然涂术虽启，而流派未宏，近二百年，始益光大。于是三古遗物，应世而出，金石之出于丘陇窟穴者，既数十倍于往昔，此外如洹阴之甲骨，燕、齐之陶器，西域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出于近数十年间。」

封泥是古代封缄简牍时在其上加盖印章的泥块。商代出现了玺印，封泥也随之产生，流行于秦汉魏晋时代，唐以后消失。中国古代在封缄公文或书信时，在简外再加上一检（即刻有小木槽的木片），用绳索捆绑之后，用湿泥在检槽内将绳结封住，并钤盖印章。文书用简较多时，则将简用绢囊盛放，囊口用绳扎后加检封缄。汉代以降，简牍逐渐退出使用，而代之以纸张，与之配套使用的以封泥封文书的做法也随之消失。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一书的序文中记载了最初发现封泥的情况：「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年）蜀人掘山药得一窖，凡百枚，估人赍至京师，大半坏裂。」最早大量收藏封泥的藏家是陈介祺和吴式芬，之后有刘鹗、罗振玉等。由于泥质的缘故，封泥线条富有一种古朴浑厚之美。而且由于传世的官印多是供殉葬的明器，以当时实际使用的官印所钤盖的封泥，其价值自然不言而喻。

汉 “海内皆臣”砖长三〇·五厘米 宽二七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汉 “黄丞之印”封泥故宫博物院藏

汉 “汉并天下”瓦当直径一七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陶文是指钤印、刻画、书写于陶器上的文字，以钤印、刻画为主要形式。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夏、商、两周时发现的陶文以战国时期为众，是研究中国文字起源及先秦姓氏、地理、工官制度的重要材料。这些前代文字遗物并不是直到清代才被人们见到，比如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殷墟考古时，发掘了一些隋代墓葬，在覆盖这些隋墓的土层中，就有许多刻字甲骨的碎片，可见隋代营建墓地时即见到了甲骨，但当时人们并未能认识到甲骨文的珍贵，便的收藏印（四印均现藏故宫博物院）。目前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方」，并刻有名为「齐鲁三代陶器文字」、「古陶主人」、「三代古陶轩」、「齐东陶父」恩﹄三字，罐系道光甲辰（一八四四年）冬日，峄山古邾城得之。」这是目前所见关于陶文的最早记载。有清一代的陶文收藏家中，以陈介祺为佼佼者。从其陶文著录《簠斋藏陶》记录看，自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得到陶文「陈悍」起，至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八年间陈介祺收得陶文四千余件，自撰对联「陶文期广泛流行，数量丰富。陶文的发现大约在清道光年间，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吴企宽《邹县金石志》记载：「莒子恩罐……其腹刻八分体﹃莒子又填埋回土中。因此诸如封泥、陶文、甲骨等新材料的发现，是要有长期的学术准备的，需要当时的学者们的学问达到了得以了解其重要性的成熟阶段。

清 “齐鲁三代陶器文字”青田石章印面边长一·六×一·六厘米 通高四·八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 “古陶主人”青田石章印面边长一·八×一·八厘米 通高二·四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 “齐东陶父”青田石章印面边长一·六×一·六厘米 通高二·五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 “三代古陶轩”青田石章印面边长一·四×一·四厘米 通高二·二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学术受政治环境的影响，经学主流为考据派，「清儒自有明遗老外，即尠谈政治。何者？朝廷以雷霆万钧之力，严压横摧于上，出口差分寸，即得奇祸，习于积威，遂莫敢谈。不徒莫之谈，盖亦莫之思。精神意气，一注于古经籍，本非得已，而习焉忘之。即亦不悟其所以然。此乾、嘉经学之所由一趋于训诂考索也。」（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因注重考据，主张「无征不信」，文风朴实，因此被后世称为「朴学」，作为其工具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小学便空前发达。除书本之外，学者们还通过金石之物证经补史。因此清代中叶以后，收藏鉴赏并研究古物的风气非常浓厚，其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方光绪初元，京师士夫以文史、书画、金石、古器相尚，竞扬搉翁大兴、阮仪征之余绪。当时以潘文勤公、翁常熟为一代龙门，而以盛、王二君为之厨顾。四方豪俊，上计春明，无不首诣之。即京师人士谈艺，下逮贾竖平准，亦无不以诸君为归宿。厂肆所售金石、书画、古铜、瓷玉、古钱、古陶器，下至零星砖甓，无不腾价蜚声。而士夫学业，亦不出考据、赏鉴二家外。未几，盛司成有太学重刊石鼓文之举；未几，王司成有重开四库馆之请，盖骎骎乎承平盛事矣。」（震钧《天咫偶闻》）在《孽海花》第十一回中曾朴详细描写了收藏家潘祖荫的书房：「……领到一间很幽雅的书室。满架图书，却堆得七横八竖，桌上列着无数的商彝周鼎，古色斑斓。两面墙上挂着几幅横披，题目写着﹃消夏六咏﹄，都是当时名人和八瀛尚书咏着六事的七古诗：一拓铭、二读碑、三打砖、四数钱、五洗砚、六考印，都是拿考据家的笔墨，来做的古今体诗，也是一时创格。」虽是小说家言，亦可见识到晚清士大夫群体中金石学之盛。

清 吴昌硕刻“马衡”青田石章印面边长一·九×一·九厘米 通高五·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吴昌硕刻“马衡印信”青田石章印面边长一·九×一·九厘米 通高六·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吴昌硕刻“叔平”青田石章印面边长一·九×一·九厘米 通高六·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吴昌硕广泛的治印对象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吴昌硕篆刻作品，都是其为不同地域、阶层的各色人等所治，通过与他们的「金石之交」，对吴昌硕艺术发展有很大影响，兹介绍其中几位。

「马衡」、「马衡印信」、「叔平」三印是吴昌硕为马衡所刻。马衡（一八八一年～一九五五年），字叔平，号无咎，浙江鄞县人，曾长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于金石学、考古学、篆刻、收藏等方面皆有显著成就。能诗词，工篆隶，精篆刻，尤以治印称名于世。马衡的斋名「凡将斋」，是因汉代司马相如所作《凡将篇》得名。一九〇五年，马衡请吴昌硕为其书写斋名，「凡将斋」三字是吴昌硕独有的石鼓文风格篆书，迎首处钤「一月安东令」印，后附行书跋九行，说明了斋号来历，勉励其「笃学嗜古」，跋后钤「俊卿之印」、「昌硕」二印。马衡对此十分珍惜，后请工匠将其制成斋堂匾。上世纪八十年代马衡后人将这两件（匾额与书法）见证了吴、马交往的珍贵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马衡评价吴昌硕篆刻「其刻印亦取偏师，正如其字。且刻成之后，椎凿边缘，以残破为古拙」，但对于追随其「以残破为古拙」的人马衡却批评「是亟宜纠正者也」。吴昌硕为马衡所刻的三方印虽未写明时间，但从边款使用的名号及风格看，应与「凡将斋」匾额书写时间相近。

「成多禄印」、「多禄长寿」、「澹厂父」、「澹堪居士」、「澹厂上书」、「竹山」六印是吴昌硕为成多禄所刻。成多禄（一八六四年～一九二八年），字竹山，晚号澹堪（又作澹厂、澹庵、淡厂），吉林人，以诗歌、书法闻名于世，同宋小濂、徐鼐霖共同被誉为「吉林三杰」，诗歌作品见于《澹堪诗草》。晚年移居北京西城南沟沿澹园。成多禄先后入盛京将军依克唐阿、齐齐哈尔副都统程德全幕府，期间任绥化知府，为官清廉。辛亥革命后返乡。宣统年间程德全担任江苏巡抚，成多禄因此随行，在江苏的两年中他与江南名士交游、唱和并因此和吴昌硕相交。从这六方印章的边款吴昌硕使用的名号看，吴昌硕为成多禄治印即此期间。

「张公之束」印是吴昌硕为张鸣珂所刻。张鸣珂（一八二九年～一九〇八年），原名国检，字公束，号玉珊，晚号寒松老人、窳翁，浙江嘉兴人。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拔贡，官江西德兴县知县，义宁州知州。晚年辞官后居嘉兴石佛寺镇。著有《寒松阁谈艺琐录》，是书叙录晚清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书画家凡三百三十一人，是研究近代史及海上画派之重要著述。在卷五中写到与吴昌硕的交往：「性孤冷，工诗，能篆籀及金石刻。又喜作画，天真烂漫在青藤雪个间，时杨藐翁在吴门，折节称弟子，又与吴愙斋中丞善，见闻日广，而气韵益超。予游吴门，君觞予于槃园，遂订交焉。」对于吴昌硕的篆刻，张鸣珂给予很高评价：「仓石治印独往独来，一空依傍，论者谓与吴让之、赵撝叔，如鼎三足。」

「肃亲王」、「偶遂亭主」、「如当舍」三印是吴昌硕为肃亲王善耆所刻。肃亲王善耆（一八六六年～一九二二年），字艾堂，号偶遂亭主人，满洲镶白旗人，晚清皇族显贵重臣。善耆是皇太极长子豪格的十一世孙。豪格为清室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和硕肃武亲王，世袭罔替，成为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中的一家。辛亥革命后善耆移居旅顺，继续进行复辟活动，均以失败告终。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卒于旅顺，当时仍保有皇帝尊号的溥仪给其谥号为「忠」。这三枚印章为一套，均为名贵的田黄石，现仍保存在原盒中。「肃亲王」印边款有「俊卿刻于宣武城南」之语，「偶遂亭主」印边款有「偶遂亭主印。庚戌八月，吴俊卿」之语。可知庚戌年吴昌硕曾到访过京城。

清 吴昌硕刻“成多禄印”石章印面边长二·七×二·七厘米 通高六·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吴昌硕刻“澹堪居士”石章印面边长二·七×二·七厘米 通高六·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吴昌硕刻“多禄长寿”兽纽寿山石章印面边长二·八×二·八厘米 通高五·七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 吴昌硕刻“张公之束”青田石章印面边长二·五×二·五厘米 通高六·五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吴昌硕《缶庐集》卷四「话旧图」中记：「查客供职京师，缶曾客其寓庐，极文酒之雅、诙谐之乐。其时在庚戌，而辛亥之秋即丁大变，迄今未及十载，前尘回首，如在梦中。此查客《话旧图》之所由作也。天子巍巍庆永宁，景山松柏式芳型。碧甍金瓦罘罳外，游到高寒偶遂亭。城上西山画本开，恍随查客蹑蓬莱。承平时日官闲适，驻马通衢校酒才。无端幻蜃出潢池，泪滴金人劫覆棋。回首溪堂琴酒客，薇烹研食各天涯。」诗中的「查客」即张弁群。张弁群（一八七五年～一九二二年）名增熙，号槎客、查客，湖州南浔人。上海开埠以后，南浔凭借「辑里湖丝」的优势，崛起了一批以「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为代表的商贾巨富，张家先以丝业起家，后经营盐业，光绪中期已是仅次于刘家的南浔巨富。张弁群年轻时应童子试，因突发眼疾，放弃举业，后出国赴美、法寻求良医，同时考察欧美教育。归国后在家乡设立学校。宣统年间，援例纳捐郎中，赴京在邮传部任职，喜收藏，精鉴别。与吴昌硕交好，曾因得到嵩山太室石阙善拓而邀请吴昌硕、褚德彝一同观赏审定，吴昌硕为此还专门刻了一方「余杭褚德彝吴兴张增熙安吉吴昌硕同时审定印」。结合诗和印章边款可以得知张、吴二人庚戌年即已交往，吴游历京师居住在张弁群位于宣南地区的寓所。张尽地主之谊，带吴昌硕游览京师风景并与雅好书画的社会名流贵族交往。

「陈宝琛印」、「弢盦」二印是吴昌硕为陈宝琛所刻。陈宝琛（一八四八年～一九三五年），字伯潜，号弢庵、陶庵、听水老人。福建闽县人。出身「时代簪缨」的官宦家庭。曾祖陈若霖官至刑部尚书，祖父陈景亮曾任云南布政使，父亲陈承裘曾任刑部浙江司行走。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擢翰林侍读。与学士张佩纶、通政使黄体芳、侍郎宝廷好论时政，合称「清流四谏」。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授江西学政，翌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中法战争后赋闲在家。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复调礼学馆总理事宜。后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及经筵讲官、毓庆宫侍读，为溥仪之师，辛亥革命后仍忠于逊清皇室。从边款中「弢盦阁学正琢」来看，吴昌硕为陈宝琛治印的时间应是宣统年间陈宝琛复任内阁学士期间。两方印章体积较大应是写榜书时所用。

「勋伯五十六岁以后书」、「勋伯赏鉴」两印是吴昌硕为张广建所刻。张广建（一八六四年～一九三八年）字勋伯，安徽合肥人，本为当地不第秀才，光绪年间流落京津，投入淮军聂士成部为军佐，后至山东，为巡抚袁世凯器重。辛亥革命后受袁之命任甘肃督军，掌管军政大权并残酷掠夺七年，袁死后他作为皖系在甘肃的代理人继续经营，直皖战争后皖系失败，张亦失去靠山而下野。在统治甘肃期间他安插同乡亲信许承尧、蒯寿枢、龚庆霖、孔宪廷等担任要职，贪污腐化之风盛行。一般军政官吏都利用职权搜求古玩，如著名的秦公簋在礼县出土后即被张广建占为己有，现在所见的许多敦煌经卷上就有以上官员的收藏印。吴昌硕为其所刻印章的边款上时间为己未（一九一九年），第二年张即下野。

「自闻闻斋」两方、「若木」、「包法」、「寿枢」、「员叟」、「圆顿」、「菩薛戒忧媻塞员顿蒯寿枢」、「圆顿居士」、「若木」两方、「蒯寿枢字若木」、「若木启事」、「合肥蒯氏自闻闻斋收藏印」共十四印是吴昌硕为蒯寿枢所刻。蒯寿枢是晚清著名学者、清流派重要人物蒯光典的次兄光藻之子，字若木，佛号圆顿，安徽合肥人。曾任农工商部郎中，随张广建任职甘肃榷运局局长。精书画，富收藏。这批印章石材名贵，并雕刻有精美的薄意（即极浅薄的浮雕）图案，可见其对此的珍视。

综上所述，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篆刻作品，为我们研究吴昌硕的生平与交游历程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吴昌硕一生丰富的经历由此可见一斑。

清 吴昌硕刻“勋伯五十六岁以后书”寿山石章印面边长二·八×二·八厘米 通高六·五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 吴昌硕刻“勋伯赏鉴”青田石章印面边长二·六×二·六厘米 通高六·四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 吴昌硕刻“寿枢”田黄石章印面边长二·三×一·四厘米 通高五·四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 吴昌硕刻“菩薛戒忧媻塞员顿蒯寿枢”田黄石章印面边长三·一×三·一厘米 通高五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 吴昌硕刻“合肥蒯氏自闻闻斋收藏印”田黄石章印面直径四·二厘米 通高四·四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秾艳灼灼云锦鲜，红霞裹住玻璃天。

不须更乞胡麻饭，饱啖桃花便得仙。」

—— 吴昌硕《桃花》

「楼台四面月正中， 玉树凌春风。

照见素娥淡妆立，羽衣吹笛明光宫。」

—— 吴昌硕《玉兰》

「梅花阅世无知己，墨沈飘零亦可怜。

郁勃纵横如古隶，断碑同卧白云边。」

—— 吴昌硕《梅》

「荒岩寂寞无俗情，老菊独得秋之清。

登高一笑作重九，挹赤城霞餐落英。」

—— 吴昌硕《朱菊》

「莲叶古镜秋波贮，莲花古月秋风舞。

古月古镜颜色好，拍拍鸳鸯照月处。」

—— 吴昌硕《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