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锦

(南京审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王永盛为上海著名沙船商号，咸丰年间位列沪上八大船商之首。①八大船商是:王永盛、郁森盛、沈生义、王公和、李久大、郭万丰、经正记、萧星记，参见沈宝禾:《忍默恕退之斋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0、241页。学界有关王氏家族的研究尚不多见，值得注意的有日本关西大学教授松浦章在《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の研究》一书中，于“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各号の系谱”一节里对“王永盛”家族资料有所梳理。见［日］松浦章著:《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の研究》，关西大学出版部2004年版，第171—173页。不过，王氏的商业规模在业内并非最大，资格也非最老，得以领袖上海沙船航运业界是由于其家族在船商中官绅化成就最高。王氏自沙船起家以来，家族总计出过五位举人、四位拔贡，堪称科甲望族;家族成员王承基，以道光十七年拔贡，官至陕西按察使。那么王氏有没有循中国传统商人家族常见衍变轨迹，逐渐丧失经商传统而转型为官绅之家呢?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传统航运业较早得受到西方轮船业的冲击而萧条，众多曾经显赫一时、富甲一方的船商家族从此衰落，那么王氏家族的命运又是如何呢?本文借助家谱、地方志、善堂征信录、近代报刊、官方档案等资料来探究王氏家族的衍变发展，这一船商家族史的微观研究不仅对清代沙船业整体研究的深化有所贡献外，似也有助于了解中国传统商人家族近代转型的多样性。

一、王氏经营沙船业情况

王氏先世籍隶江苏省江宁府上元县秣陵镇，祖先姓名可考者仅王元之，生卒年不详，被奉为一世祖。康熙年间，二世祖士进(1680—1747年)迁家至太仓州嘉定县南翔镇，其孙廷玉(1739—1803年，字佩声，号振堂)于乾隆中叶至上海谋生并定居于此，遂为王氏上海始迁祖。①廷玉后营第宅于咸瓜街，此处市口极好，咸丰年间徐润记:“咸瓜街当时为南北大道咽喉之区，西则襟带县城小东门、大东门之所出入。东过两街即黄埔，故市场最为热闹。再南则帆樯辐辏，常泊沙船数千号，行栈林立，人烟稠密，由水路到者从黄埔陆行则必从此街也。”见徐润著:《清徐雨之先生润自叙年谱》，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12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页。值得一提的是，八大船号中“郭万丰”、“沈生义”的创始人郭梦斗(1715—1791年，字极夫，号辰斋)、沈志明(1773—1846年，字永安，号卧云)分别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和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离开祖居地福建龙溪和宝山高桥来沪发展。他们的迁移活动映射出上海当时的经济环境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

上海地方经济的发展与航运业密切相关，王韬曾言:“苏郡濒海诸邑镇，聚贾舶，通海市，始集于白茆，继盛于刘河，后皆淤塞，乃汇总于上海。”②王韬:《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通后上海地区的南北洋海运开始勃兴，但上海得以发展为嘉道年间江南海运中心之转机则出现在乾隆年间，一方面清廷对北方豆粮海运贸易弛禁，另一方面原沙船收泊中心浏河镇因浏河日渐淤浅以及浏河海口拦门沙隆起而逐渐衰落。③参见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1368—1842)》，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1—303页。沙船积聚中心向上海转移过程，极大地刺激上海沙船航运业的发展，随之带动地方经济的腾飞。可作为上海市况繁荣注脚的是始于乾隆初年成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耗资巨大的地方公共设施——豫园之建设，邑人毛祥麟记:“乾隆间，阖邑士商，又购明潘方伯豫园故址，为西园，兴修历二十余年始竣，所费累钜万。园基广袤七十余亩，极泉石之美，遂为邑中名胜。”④毛祥麟:《墨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郭、王、沈三人不约而同于乾隆年间陆续来沪创业，并均在航运业中有所成就，正是上海经济发展模式的真实写照，可以为上海地方经济发展的时间、过程、历史和原因作注脚。

《王氏族谱》载王廷玉创业情形:

少颖异，授书即成诵。及长，精会计，擅一掌经，不屑事笔墨。尝创设王永盛沙船号，往来辽东北洋诸省营运油、豆、杂粮，转销川、楚、闽、广各地 …… 又创设王奕盛布号，采购土布运销北洋，遂以懋迁起家。⑤王 焕功纂修:《王氏族谱》卷三，“世传·王廷玉”，1955年稿本，上海图书馆藏。一掌经即一种心算术，以左手每指各三节分定九数，以节代珠。

家谱中寥寥记载尽显廷玉商业才能，却无片言交代他如何涉足获利虽丰但投资也大的沙船业的，不过，其他沙船号创业者的相关经历似可作为参考。

“李久大”的李容(1808—1868，字也亭，号承久)十九岁成为沙船水手，由于船行允许船员自带一些商货贩卖作为跑船的主要报酬，李氏从习钱业的同乡处借款购货贸易，数载奔波获利颇丰，由此买下第一条沙船。⑥参 见宁波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政协北仑区委员会编:《宁波小港李氏家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沈生义”的沈志明初习米业、花业，二十四岁时借钱开设轧场，所产棉布交沙船商人运至北方销售，“积十年财渐充，先买一小沙舟，十一人驾驶，经年不得利，因转售去。又买福州船，十三人驾驶，苦资不足，借郭惠祖室人簪珥质之。南北往来所之如意，渐渐增舟。”⑦沈 维桢纂修:《孝义旌门沈氏北支十三房上海支族谱·沈志明传》，咸丰九年(1859年)木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王公和”的王文瑞(1764—1835年，字南章，号辑庭)十七岁时与人合伙开设“信义”索绹号，“时有告以朽索杂新蔴，计可获利倍，府君(文瑞)戒不可，曰:‘海舶遇风，所恃者此耳，苟不慎倾覆之患，自我致矣’”，因而“远近海商慕其诚而货者踵至，家由是稍给”，后与人“结伴泛海贩鱼鲜”，二十八岁时开始拥有自己的沙船。“严同春”的严正邦“少习油麻业，既而自设肆，晚乃营沙船业”。⑧见《辑庭府君行述》，王寿康等纂修:《上海王氏家谱》卷2《世传》，抄本，上海图书馆藏;吴馨等修、姚文枏等纂:《民国上海县志》卷15《人物上·严应钧》，1935年铅印本。油麻业即桐油苧麻业，主营油漆、绳、油布等船用物品。由上述几家进入沙船业方式看，或在与沙船业相关且投资较小的行业中有所积累后转入沙船业，这一过程一般需要十年;或直接从沙船贸易中获利由水手晋为沙船主。

王廷玉在沙船业中有所发展当不迟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因为这一年，他年仅十三岁的内侄，八大船号之“郁森盛”的开创者郁润桂(1773—1826年，字淮林，号馥山)从嘉定南翔来投奔他。

在众多上海沙船商号中，似只有业界龙头“郁森盛”有较为确切资料表明其名下拥有的沙船数目，即道光年间(1821—1850年)70—80艘、咸丰元年(1851年)60艘、咸丰八年(1858年)50余艘。①参见《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の研究》，第156—159、308页。《上海同仁堂征信录》中依据沙船南行载货量的“饼豆醃猪”提捐数目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商号的运输规模，那么，似可通过各商号的提捐数与“郁森盛”之间比例推算出它们的沙船数。

道光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上海同仁堂征信录》中“王永盛”的“饼豆醃猪”提捐数目均为五两一钱二分五厘，其运输量若折合成豆饼是41000担/年，为“郁森盛”的 15．1%—16．4%(见表 1．1)，由此估算，道光年间王氏拥有的沙船数大约10—13艘。

此外，这两年的《上海同仁堂征信录》中还记录了王氏经营豆、布业的提捐数:豆业提捐数目分别是141文、375文，在所列七十余家豆业商号中位于倒数;布业提捐数目分别是39290文、38170文，在所列布业商号中仅次于沙船郁氏的42550文、40450文。根据提捐规则，估算出这两年王氏豆业交易量，假设以豆饼计，分别为1128担、3000担;沙船运输量也以豆饼计约为41000担;土布交易量为3929包、3817包。②以 上数据及计算结果据《豆业提捐数》《各字号饼豆醃猪提捐数》《布业提捐数》《上海同仁堂征信录(道光二十三年)》《上海同仁堂征信录(道光二十四年)》，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藏。不难发现，王氏沙船贸易内容主要是北行自行贩运土布，南行揽载客货赚取水脚。土布贸易在王氏商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王氏在上海布业中也有着相当影响力，如县志载:“道光壬寅(1842年)，海氛不靖，商人裹足，红女无以为生，学聪兄弟(廷玉诸子)悯焉，以巨资倡各商收之，俾得流通，民以不困。”③应宝时修、俞樾纂:《同治上海县志》卷21《人物四·王学聪》，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王学聪(1784—1839)字达宸，号听庵，廷玉第三子。

表1 ．1 道光二十三、二十四年《上海同仁堂征信录》中部分商号的提捐数目

王氏沙船贸易发展到第三代时，商业信誉和资本实 力稳步提升。咸丰六年(1856年)“王永盛”曾与“郁森盛”、“经正记”两家号商为均平上海洋钱市价受官方委托试铸银饼，所谓“咸丰六年号商银饼”(见图1．1)，其中以“王永盛”银饼发行为多。不过此种银饼制作简单，币面只有文字并无图案，容易伪造，发行后不久市面出现赝品，遂停止使用。①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停止铸造西班牙银元，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初西班牙银元仍是上海市面主要通货。西班牙银元既然已停铸，在市面上逐渐供不应求，导致市价日益增高，银元兑换制钱数由咸丰元年正月的1330文涨到咸丰五年五月的1900文，银元囤积现象严重。参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24页;潘连贵:《上海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8、48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45、546页。

图1 ．1 王、郁、经三家承铸银饼

表1 ．2 王氏三代系谱

二、家族科举成就

廷玉诸子中以学敏(1789—1855年，字尚勤，号勖斋)一支人丁最为兴旺(见表1．2)，家族科举有所成就者多出于该支系。相较于父、兄较单纯的商人形象，学敏“儒商”色彩明显，族谱中记:“性颖悟，读书强记可百余行，终日手不释卷，经、史而外凡韵学诸书靡不遍览”。②《王氏族谱》卷3《世传·王学敏》。本处所言儒商是指商人具有儒学修养，余英时将商人的儒学修养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商人的一般知识和文化的修养，包括经、史、子、集各方面，此种修养须通过儒家的教育才能取得;二是儒家的道德规范对于商人的实际行为所发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将学敏与父、兄儒学修养作比较是就第一层次言。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沈志佳编:《余英时文集: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页。他对诸子的学业督促颇为严格，所谓“子女成行，甫出就傅，即严督责无旷片刻功。夜秉烛课读必成诵而后寝，翌晨，呼起背诵成熟始令就塾。”③《王氏族谱》卷3《世传·王学敏》。率先在科举上成功者是长子王承基(1811—1899，字禹封，号竹鸥)，族谱中载:

十龄失恃，受庭训暨继母李太夫人教育，既受业于学博张嘉仁，年十二毕四子五经。道光八年戊子(1828年)江苏学政朱方增科试，以第十一名入上海县学。仍从张师教授三礼注疏及史、汉书，按日限程记诵……壬辰(1832年)乡试满荐溢额见遗，省吏观风辄列第一。乙未(1835年)江苏学政龚守正岁试一等第一名补廪。丁酉(1837年)科试选拨，戊戌(1838年)朝考一等第六名，保和殿覆试二等第七名，以七品小京官分刑部派云南司行走。①《王氏族谱》卷 3《世传·王承基》。张嘉仁(1798—?)字心轂，号能五，上海人，廪生，道光二十四年岁贡。

学敏第五子承壎(1830—1898年，字叶五，号友篪)于咸丰九年(1859年)中举，此外，尚有二子业儒，并取得生员功名。

学敏孙辈仍然在举业上孜孜不倦，尤以承壎一支表现突出。长子宗沂(1852—1876年，字景舆，号企曾)“力学不倦，才思矫捷，为文详赡淹博，千言立就。同治间补顺天府大兴县籍博士弟子员……十二年癸酉(1873年)拔贡、举人，改归本籍 …… 惜天不假年”;次子宗祐(1856—1883年，号仲皋)“与弟厚生公同居上海，下帷苦读，学业大进，每遇文社辄冠其曹……惜天不假年，染喉疾以卒”。四子宗毅(1863—1916年，字訒盦，号厚生)于光绪七年(1881年)入上海县学，旋补廪，但“秋闱屡踬，自揣功名无分，颇灰心进取”，承壎由京城遗书督责道:“我家世攻读，汝长、次两兄无禄早逝，能继父业者只尔一人，勉子策励，勿辜期望”。宗毅“聆训懔然”，先后求学于海门、江阴等地书院，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拔贡，二十九年(1903年)考取举人。②《 王氏族谱》卷3《世传·王宗沂·王宗祐·王宗毅》。

宣统元年(1909年)，承基孙枚功(1882—1948年，字仲熙，号桐孙)中式拔贡，为家族科举事业画上句号。县志“王承基传”中不无羡慕口吻记道:“丁酉萃科周甲，犹子宗毅又中选，并计宗毅兄宗沂以同治癸酉顺天籍选，孙枚功以宣统己酉选，七十二年间，一门选贡凡四，士林称盛。”③吴馨等修、姚文枏纂:《上海县续志》卷18《人物·王承基》，1918年刻本。

王氏第三代到第五代总计39人(幼殇者不计)，具有生员以上功名者比例高达三分之一(见表1．3)。这样的成就与家族内对科举的重视分不开，家族成员不断取得的科举成绩反过来激励族中后辈在科举苦读中前行。

沪上大船商家族普遍重视科举，但成功者寥寥。比如“沈生义”的创始人沈志明“以始迁祖都远公宋南渡时第进士扈跸守维扬，十七传至公(志明)未有正途成名者，延师课诸孙，待先生必忠且敬”，但沈家在科举上无甚建树，成员仅止步于“邑庠生”;“朱和盛”发家后的第二至四代总计162名男性中，生员以上仅得恩贡1人。①见《孝义旌门沈氏北支十三房上海支族谱·沈志明传》;“朱和盛”为嘉道年间上海沙船业巨擘“朱、王、沈、郁”之一，具体可参见刘锦:《上海本邑绅商沙船主朱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3期。输财捐纳成为沈、朱等船商家族官绅化的重要方式。捐纳职衔于提升家族社会地位尚可，但作为入仕起点毕竟较低，捐纳者的仕途成就往往有限。而王氏家族的官绅化则有条件以科举辅以捐纳，通过捐纳助力有一定科举功名的家族成员入仕和仕途爬升，较之单纯捐纳无疑如虎添翼。

表1 ．3 王氏成员科举成就表

三、由船商向官绅家族发展

《王氏族谱序》中对王氏由商人家族转型为官绅家族有如下一番描述:

我外家王氏自外高祖振堂公(王廷玉)由槎上迁沪以来，历年逾二百，用商舶致素封。外曾祖勖斋公(王学敏)兄弟前猷踵美，家范綦严，闾里矜式。再传至外伯祖竹鸥公(王承基)以酉科起家，仕至陕西布政。嗣是近支三世游庠食饩，膺选拔、登贤书、涉仕途者踵相接，蔚为邑中华族。②严昌堉:《王氏族谱序》，《王氏族谱》。严昌堉(1897—?)字载如，号渊雷，上海人，其父严兆濂为王承基弟承録婿。严氏父子系沙船商号“严同春”家族成员。承基有布政使衔，并数署陕西布政使，故严氏有“仕至陕西布政”之言。

奠定王氏为“邑中华族”的关键人物是王承基。道光十八年(1838年)承基以七品小京官分刑部派云南司行走，后迁浙江司主稿、广东司员外郎;咸丰四年(1854年)以道员分发陕西，八年(1858年)简陕西督粮道并授布政使衔，十一年(1861年)补陕西按察使。

承基晋升为地方大员的同年，家乡上海则因太平军大举进逼而局势紧张。咸丰十一年十二月(1862年)王氏家族九十余口由上海出发赴陕西避乱，次年三月到达承基任上。商号当家人、承基二弟承荣(1812—1884年，字同春，号桐村)则因放心不下生意，“比抵省，以上海布肆需人处理先返”。③《王氏族谱》卷3《世传·王承荣》。然而陕西也不太平，战乱如影随形，同治元年(1862)三月太平军开始入陕活动，不久陕西境内汉回仇杀情况严重。

陕西的军事状况将地方文武官员的腐败无能充分暴露出来，五月御史朱潮奏参多位陕西官员，语涉承基:“署藩司王承基历任贪鄙，此时军情紧急毫无筹画，终日吸食洋烟、演唱昆曲，復徇庇署盐道韩泰华，于防堵局一切支发表里为奸”。清廷即传谕陕西巡抚瑛棨和团练大臣张芾，“按照所奏各情秉公确查，严参具奏不准稍有回护”。闰八月，督办陕西军务之钦差大臣胜保以王承基等“坐拥厚赀、膜视军务，请勒限捐饷”，获清廷批准。④见 《清实录·穆宗实录(一)》第45册，中华书局影印1987年版，第726、1103页。由于陕西巡抚瑛棨本人不断被参，兼团练大臣张芾又为回民所杀，六月清廷命兵部尚书爱仁等赴陕查办，但爱仁等因奉命路经山西时查办当地案件及赴陕西道路不通而迟迟未能入陕。待承基缴纳罚金后，清廷作捐输助饷对待，奖励两子以郎中、员外郎选用，稍稍存其颜面。考虑到咸丰年间捐纳郎中和员外郎官衔的价格，承基此次出血当在万金以上。此时承基已预感到官位不保，兼陕省军情不稳，闰八月底即安排家人回沪。十一月清廷不待调查结果便决定:“陕西按察使王承基、署盐法道韩泰华均著勒令休致，该二员现有被参各款仍著留于陕西听候查办。”⑤《清实录·穆宗实录(一)》第45册，第1290页。之后，陕省被参官员的处理是一部分解赴山西由爱仁审办，一部分由接替瑛棨担任巡抚的刘蓉查办，但不再涉及王承基。参见《复奏奉旨查办事件疏》(同治三年二月十七日)，(清)刘蓉撰:《刘蓉集(一)》，岳麓书社 2008年版，第58—60页。

尽管承基退出官场的方式不甚光彩，但作为沪上品级最高的在籍官员，毫无争议地成为地方士绅领袖。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同仁辅元堂绅董具禀上海知县邀请承基担任首席董事，所谓:

自同治五年经董纬作故后，接办同仁辅元、育婴、全节诸善堂数载至今，罔敢或懈。惟善务纷烦，日甚一日。董等精力有限 …… 因思在籍绅士前陕西布政使王承基素来好善，位分较崇 …… 为特公请到堂，主持诸务。⑥《上海同仁辅元堂征信录(光绪八年)》，转引自［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06页。经纬(1804—1865)字庆桂，号芳洲，浙江上虞人，八大船号“经正记”创始人。

近代在上海像承基这样有影响力的绅士较其他地区绅士有着更广阔的活动舞台。自五口开放通商，上海所在的江南地区作为中国传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受到外来经济力量的冲击后，通过内在机制的调整，其原来蕴含的内部的张力和活力很快显现出来。因此即使有小刀会起义，以及19世纪50年代后期江南大部分地区仍是太平军和清军反复搏杀的战场，上海的出口额还保持着上升的势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近二十年间，上海逐渐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此时的经济规模远非因沙船收泊中心转移而于嘉道年间成为江南海运中心时可比。也因此，当咸同军兴军需浩繁、光绪年间华北等地出现严重灾荒时，上海被视为筹饷重地、赈捐大户。承基成为各地方督抚眼中办局筹饷劝赈的恰当人选，其在籍发挥余热的行为屡获清廷嘉奖，同时也博得“王善人”之誉。①参见《王氏族谱》卷3《世传·王承基》。县志亦载:“解组后，叠办陕、甘、黔、皖军饷，及直、豫、秦、晋、江、浙、闽、粤、齐、皖等省义振，辄首捐为倡”。见《上海县续志》卷18《人物·王承基》。创设于光绪四年(1878)、后发展为晚清华北最大的社会救济慈善机关——天津广仁堂的起始基金之一便是王承基等江南士绅集捐的一万银元。

光绪四年九月王氏家祠落成，主殿“思则堂”有三位官员题联:直隶总督李鸿章题:“明德维馨克昌厥后，孝思不匮永建乃家”;官至台湾巡抚的邵友濂题:“簪缨溯典午名流云礽勿替，祠宇仰春申旧族禋祀维虔”;前江苏巡抚梁章钜之子、曾署温州知府梁恭辰题:“黄浦荐蒸尝长喜香留一脉，乌衣推旧望居然名重三吴”。②《王氏族谱》卷4《世祠》。

共同促成家族官绅化得还有承基几位兄弟:二弟承荣亦是沪上著名绅商，曾担任同仁辅元堂司总、捕盗局③县 志载:“船捐捕盗局初在新码头，道光末年因海盗充斥，由沙、卫、东、宁各船商禀准设立，集捐购置天平、铁皮两轮船巡洋捕盗，兼以拖救遭风搁浅灾船。本系商捐商办，咸丰八年以商办不力改为官办”。见《上海县续志》卷2《各局·船捐捕盗局》。绅董，有盐运使司运同衔;五弟承壎咸丰九年中举，同治元年捐职郎中分户部广东司行走，历充广东司帮正主稿行走、正主稿行走、正主稿;六弟承録于咸丰八年(1858年)钦赐举人，光绪元年(1875年)授沐阳县儒学训导、教谕，后应苏松太道邵友濂聘主持蕊珠书院。

由于王氏官绅化的成就在上海船商中首屈一指，“王永盛”的商业规模虽非业界最大，但在咸同年间占据着沪上首席沙船号的位置。咸丰五年(1855年)清政府平定小刀会事变后为处理复城善后事务而重建捕盗局，公举八位著名船商为董事，承荣列名第一;同治元年关乎沙船业存亡的“豆禁”取消不久，沪上船商由“王永盛”领衔呈禀苏松太道吴煦、并由署江苏巡抚李鸿章转请清廷于上海一口仍行“豆禁”;同治四年(1865年)船商又禀请奉天等处杂粮米谷准许华商贩运，领衔者仍是王氏。④参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4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页;《上海一口豆石请仍归华商装运片》(同治元年六月十三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奏议一》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1—42页;《请将奉天粮谷准内地商船贩运折》(同治四年四月十四日)，《李鸿章全集·奏议二》②，第63—64页。

整体而言，王氏第四代仕途成就不高，但他们依然延续父辈传统成为地方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因承基于同治元年为胜保勒捐巨款助饷，长子宗寿赏郎中用签分刑部贵州司行走，次子宗骏议叙员外郎双月选用，但他们未安心在京城候补，而是请假回籍协助其父办局筹饷和参与漕运、善堂等地方事务。宗寿逐渐成长为上海船商领袖，除家世背景外，还归于他长期办理江苏漕粮海运所积累的经验和人望。家谱载:

以历届委办江苏海运漕米出力，戊辰(1868年)两江总督马新贻题奏赏道衔，辛未(1871年)两江总督曾国藩题奏俟补缺后以知府分省前先补用并加随带二级……戊子(1888年)以后江苏巡抚吴云炳、陆元鼎，江苏督粮道景星、罗嘉毂先后檄请总董漕务，在津、沪两地设局督理装兑。抵津则先尽沙船验卸，俾办理速、耗蚀少，途遇风或霉变则力请宽恤，或贷以赀使免南赔。戊戌(1898年)以官苛缔船商刻意挑剔，船商几至有破产而仍未了者，公抗争不获，愤而咯血，通禀坚辞。船商以公历办海运公正和平、素持大体，一以上裕正供下纾商困为主，群情爱戴，環请赓续。上峰以众怒难犯，俯准收回成命，公迫于公义私情只得勉为其难。上海商船会馆及承善堂，诸船商邀公总理会务，公悉心整理垂二十余年，事无钜细均以船商福利为准绳。⑤《王氏族谱》卷3《世传·王宗寿》。

沙船业衰落的背景下，商船会馆“风霜剥蚀，诸屋倾欹，屡欲嗣而葺之，而筹款甚非易易”。宗寿接手馆务后尽力整修，仅从外观难以窥其为夕阳产业之会馆。宗寿曾记:

光绪十六年庚寅七月，飓风大作，戏台头亭渗漏，估匠重修，三越月而工竣，计费鹰洋柒百四十四元三角。十七年辛卯三月，复筹款修理大殿与南北两厅、钟鼓楼、南北看楼、及后墙等处，四越月而工竣，计费荳规银壹千捌佰柒拾陆两陆钱伍分。十八年壬辰九月，更易戏台新梁，又费工料荳规银捌佰捌拾玖两玖钱贰分肆厘。数年之间，续加修葺，以复旧观。⑥《重修商船会馆碑记》，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7页。

此外，宗寿还兼任沪上果育堂、普育堂、育婴堂、保赤局、保婴局绅董，参与创设清节堂、保节堂，其中果育堂和普育堂是可以和同仁辅元堂并驾齐驱的大型善堂。宗骏在地方上影响力不及宗寿，更多得是作为兄长的帮手参与地方事务，所谓:“兄荣禄公董理积榖、海运、商船会馆及承善堂，每岁护漕赴津，沪事辄代处理，井井有条，十余年人无闲言”。①《王氏族谱》卷3《世传·王宗骏》。

第四代在官场中谋发展者多在承壎这支，值得一提得有三子宗湜(1860—1916年，字涤庵，号水丞)、六子宗城(1867—1914年，字懒渔，号子维)。宗湜以监生考取方略馆供事，积资保县丞改知县分发山东候补，历充抚院文案、承审官、官电局提调。宗城在承壎诸子中教育经历比较特殊，弱年即考取同文馆。承壎此一安排可能缘于总理衙门初设时举人同年、承基的儿女亲家、《校邠庐抗议》作者冯桂芬长子、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吴县人冯芳缉以“总署俸给优、升转捷”劝其调部，并愿代为疏通关系，承壎以不习译务辞。②参 见《王氏族谱》卷3《世传·王承壎》。冯芳缉字申之，咸丰九年举人，同治七年进士。宗城毕业后任外务部供事，后考取军机处供事，在军机处与章京领班、同乡王庆平(字耜云)叙为同宗。王庆平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授浙江盐运使，后历任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自庆平外放后，宗城便作为幕友追随左右，所谓“耜云先生任两浙盐运使，聘公为记室，厥后由晋臬而擢藩、护抚署，以内事恃公如左右手”。③参 见《子维王公圹志》，《王氏族谱》卷6《世章》。王庆平，光绪十六年进士，二十一年考取军机章京，三十年充军机处领班，三十三年授浙江盐运使，宣统元年授山西按察使，三年擢布政使。

四、以政哺商

王氏家族官绅化的过程中，家族财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县志·王承基传》载:“(1848年)丁内艰归，时海氛甚恶，冒险督海运江浙漕两届，(1854年)叙劳铨广西平乐府知府 …… 以赴粤道梗，改道员分陕西”。④《上海县续志》卷18《人物·王承基》。所谓“赴粤道梗”、“改道员”是承基不愿赴任偏远且战乱频发的广西之托词，于是索性捐纳道员而一举两得。⑤承基父学敏墓志记:“咸丰纪元南河漫口阻漕行议海运，时承基服阕将入都，大吏请于朝，令督漕由海北上。将行或以险为说，公曰‘受恩报国，奚险焉?’遂航海达津，既□事，得旨以知府用。次年接运，铨广西平乐府知府，复在农部捐输铜铁，两次优奖，以道员分发陕西”。见《勖斋王公墓志》，《王氏族谱》卷6《世章》。此外，承壎中举后于同治元年捐输军饷，以郎中用分户部，承録因兄长承基在陕西督粮道任上捐输京协饷而移奖举人，准一体会试。反过来，王氏家族在官场的“投资”也带来直接的经济回报。从清廷文件中对承基有“官声甚劣”、“历任贪鄙”、“坐拥厚赀”等评价及被胜保勒捐助饷情形看，其必定宦囊颇丰。即便承基退休在籍，仍有机会为家族成员谋利，如同治年间督办江苏上海甘黔皖筹饷总局期间，侄宗瀚(1830—1894年，字瀛洲，号再香，承列次子)和子宗寿、宗骏均得以入局办事。与承基捞金有术相反，承壎则因不善钻营兼子女众多，经济较为拮据。据家谱记:

部例正途司员每年例存津贴向分三等:一等库平银二百四十两、二等一百八十两、三等一百四两。公(承壎)眷口众多，印给仅少，家计清苦。乃以兄任外省大员目为富有，堂谕列入三等，公乃大荒，幸本司掌印等知公生平，力为申辩，改为二等 …… (夫人葛氏)迨公官户部，随寓京师，支持门户，克勤克俭，尝客至无兼味，质钗珥佐之。⑥《王氏族谱》卷3《世传·王承壎》。

家谱记载对承壎窘境颇有投入未达预期之憾，所谓“古者为贫而仕，而今则为仕而益贫焉”。

官绅化的好处不仅在于承基等人能够从官场中获得经济收益，更重要的是家族可以凭借成员获取的政治资源保障甚而获得商业利益。

1858年6月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有开放登州和牛庄等北方口岸的条款，打破上海沙船独享北洋航线厚利的局面。不过，随后签署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规定“豆禁”的条款仍可为上海沙船业“护身”，即原由上海沙船走北洋航线主要贩回的豆石、豆饼等，在“登州、牛庄两口者，英国商船不准装载出口。”但1862年2月，在“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军的形势下清廷取消了英国人坚决反对的“豆禁”，上海沙船业随即迅速衰落，“豆禁”取消后的十年间沙船数由此前的二千余艘锐减80%，至1884年仍在贸易的沙船不过二、三百艘。⑦参 见萧国亮:《外国资本入侵与上海沙船业的衰落》，《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据1884年10月《字林沪报》报道:

自西人通商后，夹板行而沙船之利夺，自火轮行而沙船之利益夺……时至于今，如前赫赫之船号，故者无存，新者无起，稍有资本者欲望转机，依旧放棹，而年年亏折，终归于尽……夫浦江中常泊之船，不下五、六百号，而近年验取装之船，每岁不过二百号。⑧《论沙船苦况大碍市面》，《字林沪报》光绪十年九月初十日(1884年10月28日)。

其中“赫赫之船号”就包括“郁森盛”、“沈生义”、“王公和”等。“沈生义”家族后人曾叙述其船号在同治年间“欲望转机”，却“终归于尽”之过程:

起初沙船生意很好，因为没有轮船来竞争。后来外国的轮船来了，而且一天多一天，沙船当然失败。晚香公(沈大本)因为做生意难，周转不灵，想把沙船抵债，从此停业……但是生义号里有一个姓陆的舅舅，因为他自己的饭碗起见，竭力反对。他说田地房产利息很薄，不如变卖钱来还债，留着沙船照旧做生意，可以复兴。晚香公耳朵软，听了他的话再做。岂知越做越糟，收场太迟了，沙船愈不值钱，三钱不作两，卖了还债不够，就此穷了。①沈洽编著:《学堂乐歌之父——沈心工之生平与作品》，台湾作曲家协会1990年编印，第10页。沈大本(1802—1867年)，字振华，号晚香，“沈生义”第二代当家人。

尽管沙船业的萧条不可避免，但“王永盛”因家族成员长期担任江苏海运局重要职位得以分漕粮海运一杯羹，这对维持自家沙船生计贡献不小，而不像众多沙船商号那样骤然亏歇。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始由招商局完全垄断江浙漕粮运输之前，江苏漕粮仍有一定比例归沙、卫等船承运，此比例不断被招商局蚕食，光绪年间由六成逐渐减少到不足四成。江苏每年漕粮总数基本维持在70—80余万石，若以每艘沙船运粮1000—1200石、往返两次计，约需沙船120—240艘。②江苏每年漕粮数及招商局运输比例可参见倪玉平著:《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513—515页。此时，运漕收益对于沙船残喘颇为重要，《松江府续志》载:“道光六年(1826年)海运皆雇沙船，其时计有三千余艘。逮通商以来，生计日蹙。近年(1884年前后)海关报税不过二、三百艘，仅恃海运领给水脚银两，非若从前欲避装粮预行出口者矣。”③博 润等修、姚光发等纂:《松江府续志》卷5《风俗》，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个别年份，沙船也能因天时地利在北运漕粮、南捎北货中获得厚利，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月《申报》载:

从来海运粮米沙船、轮船除水脚之外每石加耗米八升，乃轮船之行速而沙船之行迟，故轮船所耗轻而沙船所耗重。惟丁亥(1887年)、戊子(1888年)两年因江浙丰收，秋成以后雨泽稀少，所出米色极为干洁，不独轮船所载并无所耗，即沙船亦有全耗赢余，凡为沙船生意者固已欣喜过望矣。洎乎天津卸载绕道牛庄，所载油、豆、饼等货又皆有利息。如□沪上市面油每担四两有零、豆每石一两八钱、饼每片五钱五分左右，较牛庄市价油与豆皆有数分余利，而饼之余利尤厚，每片约赢一钱二三分，如此厚利为近年所罕睹。溯创设轮船招商局以来，沙船之不振者已历十有余年，以沙船为恒产者皆扼腕太息无可如何，何幸而两年之间得获如此厚利，谓非沙船之一转机乎。④《 论沙船转机》，《申报》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二日(1888年7月20日)。

王氏家谱中记载显示有八位成员因承运漕粮受到清廷奖叙，不过难以确定他们参与海运的具体年份。可作为沙船业萧条时期王氏参与海运的依据是光绪二年(1876)承运江苏漕粮船商名单中有冯桂芬之孙、冯芳缉长子、王承基之婿冯世澂，运粮数目为2万石，这应是王氏出船，冯氏挂名受奖。⑤另 外，王宗瀚开设“汇丰米行”可能与征收漕粮有关。参见《王氏族谱》卷3《世传·王宗瀚》。

王氏第五代——他们绝大部分出生于光绪年间，由政返商趋向明显，代表人物为王焕功(1884—1958年，字纪孙，号叔炎，宗骏次子)。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焕功游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回国应学部考试中式赏给法政科举人，后签分农工商部在农务司任劝稼科科员。民国初一度在北京政府工商部任职，因父病危归里后便不再出山，积极在地方上倡办实业，家谱载:

(焕功)组织申市交易所有限公司任常务理事，中孚绢丝厂有限公司任董事，鸿生火柴厂无限公司、大中华火柴有限公司任监察董事垂三十余年，投资江苏铁路、粤汉铁路、华商电气、沪闵南柘长途汽车、大中华纺织、纽盘汽车及上海渔业等各股分有限公司为股东，在江苏海门县长乐镇创设奕盛百货商行任经理。⑥《王氏族谱》卷3《世传·王焕功》。

焕功夫人罗氏夫唱妇随，也拿出体己投资鸿章染织厂股份有限公司。王焕功的兄弟们投资经营近代工商业情况:⑦据《王氏族谱》卷3《世传》。树功(字伯森，号稚眉，宗骏长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理事、瑞兴股票公司经理、懋鑫股票公司经理;集功(号季林，宗骏四子)创中兴股票公司、集成建筑公司、嫣声拉绒公司，筹组利农车水碾米公司;澄功(号益寰，宗骏七子)合资创设兆容仓库，任经理;枚功(字仲熙，号桐孙，宗骏三子)为亨利皂烛碱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王氏第五代成员的投资经营近代工商业活动表明，相较于许多沙船家族，王氏后人仍有一定实力在新经济领域内闯荡，换而言之即王氏几代人在沙船业积累的财富未像大多沙船家族那样随着沙船业败落而早已消耗殆尽。

结 语

何炳棣在《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中曾总结盐商家庭的衍变轨迹，指出:“平均商人家庭经过二代或三代之后，即非原先同样的社会身份。事业上几乎当盐商家庭达到小康时，年轻的成员就被鼓励从事学术方面，最终是从政，结果使得商人家庭的商人成份愈来愈淡。”①何炳棣著、巫仁恕译:《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71页。除科举成就外，王氏成员在诗文、书画、音乐等方面也有不俗的造诣，可参见杨逸等著:《海上墨林·广方言馆全案·粉墨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王氏族谱》卷3《世传·王承基·王承壎·王承録·王宗骏·王宗毅》;《上海县续志》卷18《人物·王承基·王承壎·王承録》。这一中国传统商人家族常见演变路数，在王氏发家后，尤其在第三、四代成员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过，除此“贾而好儒”一面，也应当注意到王氏家族对商业利益的重视。如前文所述，即便是举家赴陕避难，仍有成员不惧战乱回沪照料布肆;在沙船业全面衰落之际，通过运漕尽力维持家业。官绅化转型的同时，并不轻易放弃家族生意，反而借助获取的政治资源保障家族的商业利益。也因此，当沙船业萧条诸多著名沙船家族就此败落，王氏第五代仍有一定实力投资经营近代工商业。从中不难看出，王氏在政商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形成“以商济政”、“以政哺商”的良性互动。

回顾王氏家族一百多年的衍变史，主要成员由传统沙船商人，逐渐官绅化，进而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成为近代工商业者，表现出近代性的一面。这一转型，由于近代沙船业的衰落，在上海船商家族衍变中并不常见，但也非特例，如“李久大”的后人在近代工商业领域内更为活跃，涉足的范围包括轮船、铁路、银行、保险、丝织等行业。此外，上海船商家族后裔在新式教育领域内也有所建树。比如本文研究的王氏家族第五代王蕴功(1885—?年，字涵青，宗毅女)曾创建上海允中女子中学，还担任过务本女校的校长，该校的前身即是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务本女塾。“王利川”后人王维泰(1854—1921年)、王植善(1871—1952年)叔侄曾创办以出洋游学为目标的育材书塾(学堂)——沪上名校南洋中学的前身，培养了诸如顾维钧、曹汝霖等近代名人。“沈生义”后人沈心工(1870—1947年)为近代著名音乐人，他兼容中西音乐风格，推动“学堂乐歌”的发展，其成就获得黄炎培、李叔同、邹韬奋等人的推崇，被誉为“学堂乐歌之父”。包括王氏在内的沙船商人曾经为上海传统城市化进程发挥过主导性的作用，在近代的剧变中，他们的后人逐渐走上与先辈完全不同的近代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职业道路，对上海乃至中国社会的近代变迁作出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