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本栋

对于发生在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的那桩著名的“东坡乌台诗案”，学界虽已有不少研究①，然今日重勘此案，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认识。以苏轼这样的大文学家而遭受如此严酷的文字狱，历来论者多为其鸣不平。然而，平心而论，在这些被作为苏轼讽刺新法证据的诗歌中，虽有些确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以此加罪东坡，不免冤屈，但其中多数作品意在讽谏却也是事实，而且苏轼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哲宗元祐三年(1088)，苏轼回忆起此事，曾说道：“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勅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诽谤，臣遂得罪。然犹有近似者，以讽谏为诽谤也。”②意思很明白，他是在相关政见未得到朝廷重视的情况下，才又创作诗文，用比兴寄托的方式来讽谏朝政，希望能得到皇帝关注。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认为他诽谤朝政，并以此追究罪责，虽然是把“讽谏”诬蔑为“诽谤”，“然犹有近似者”。如果要全面考察“东坡乌台诗案”的话，苏轼本人的话实不应忽略。

“吾穷本坐诗”：“东坡乌台诗案”新勘

东坡“乌台诗案”的始末大致清楚，然有些细节还需略作辨析和补充。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苏轼考取进士，嘉祐六年(1061)，又通过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的考试，授官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通判。在进入仕途的最初几年中，苏轼还是很顺利的。然而从熙宁二年(1069)始，情况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