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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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那本书是在1981年，我17岁。

那一年，“文革”平反仍在进行，女排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托福考试首次在中国举办。而我在前一年的高考中落榜，没有留城指标，只得从县城回到乡下复读、补习。

全世界都在剧烈变化，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倒退回了以前。就在那时，我读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

我小时候，局势动荡，我家一直在苏北的各个村庄和小镇中搬来搬去。我出生在杨家庄，五岁时去了陆王村，11岁又去了中堡镇，15岁去了兴化县城。我的生活一次次被连根拔起，所有玩伴一次次杳无踪影。

漂。漂啊漂。有一样东西在我的血液里反而根深蒂固了：远方。我知道我来自远方，我也隐隐约约地知道，我的将来也在远方。我唯一不属于的仅仅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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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去远方呢？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考大学。

我父亲因为家庭成分差，没机会上大学，他便把所有期望都放在我身上。我初中成绩不错，还考上了中专——要知道，当时上中专是个好出路，我们镇上也只有两个人考上。

我母亲特别高兴：中专毕业就可以有铁饭碗了，就有工资了。但我父亲坚决不同意。他步行了一百多里路，走到城里的招生办公室，请求办事人员把我的档案撤下来。在那时，这是很疯狂的举动。我父亲坚信我一定能“放个卫星”，考上大学。

但我不争气，高考数学考得惨不忍睹，落榜。对我父亲来说，这无异于是场灾难。

我不得不去的戴窑镇，一个典型的苏北小镇，百废待兴，贫乏无聊。因为贫困，镇上在每晚天黑以后才开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