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谊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泛道德化批判是将一切社会现象道德化后再用理想主义乃至双重道德标准予以否定性道德评价的一种批判方式[1]。目前学界对泛道德化批判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泛道德化批判的各种表现出发概括其特征。如，有学者从公众舆论和学术研究中对偶发或个案事件的任意放大、以偏概全式的否定性评价以及对整个社会群体道德面貌的怀疑主义态度等现象中概括出泛道德化批判的三大特征，即在对象上将非伦理现象伦理化，在标准上理想主义化和双重化，在逻辑上将特称判断全称化[1]。二是从科学合理的批判观中入手探寻克服泛道德化批判思维的路径。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的特征在于科学性、辩证法与理性三者的内在统一，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批判观，必须避免将科学批判与道德批判割裂，特别要防止脱离科学精神而将马克思主义批判观蜕变为泛道德化的批判”[2]。三是从泛道德化批判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及后果出发对其进行批判。如，有学者认为泛道德化批判的逻辑前提是对社会行为主体以及社会现象的过度抽象，这种批判的逻辑结果必然造成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虚假性紧张，从而导致个人与现实社会的疏离[3]。

随着泛道德化批判研究的逐步展开，我们对泛道德化批判的认识也从模糊走向了清晰。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重新审视泛道德化批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首先是泛道德化批判的性质或定位问题。当用泛道德化批判指称这一现象时，我们便隐含地将它理解为一种批判方式。那么，我们便要先行审视泛道德化批判的性质到底是一种道德批判抑或是一种道德评价，对这一问题回答要求我们要明晰道德评价的定义以厘清二者的内涵。其次是泛道德化批判评价异化之表现及其形成机制问题。当我们将泛道德化批判理解为一种异化了的或者错误的评价方式时，已然蕴含着它的问题以及最显著的特征并不在于道德评价本身，而在于道德评价之“泛化”。对“泛化”这一概念的考察要求我们要进一步对泛道德化批判得以形成的中介及其形成机制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媒介中泛道德化批判形成机制进行研究。最后是泛道德化批判的表现方式问题。以往研究认为“否定性评价”是造成泛道德化批判不良影响的直接原因，也是泛道德化批判的重要特征，因而对这一概念的考察要求我们要审视为何泛道德化批判更倾向于否定性评价以及它是否有其他评价方式等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厘清泛道德化批判中的核心概念或对它们重新做一番阐释，并重新审视当下泛道德化批判研究。

一、泛道德化批判本质上是异化的道德评价

毋庸置疑，在分析社会现象时，首要的便是概括这一现象的特征，并对这一现象概念化，泛道德化批判研究(为避免混乱，以下仍用“泛道德化批判”而非“泛道德化评价”来概括这一现象)也是如此。泛道德化批判是将一切现象道德化后再用理想化、双重化的标准进行道德评判的一种批判方式[1]。笔者认为，虽然一方面，这一定义较为准确地概括了泛道德化批判这一现象的特征，但另一方面，将“道德批判”当作泛道德化批判的核心概念或用“批判方式”来描述这一现象却是不甚准确且容易产生歧义。

第一，泛道德化批判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种道德批判。目前学界对于道德批判一词尚无一个完整和准确的定义。试从经典著作以及目前学界研究道德批判的文本入手，我们可以看到道德批判的两种基本含义：第一种是对“道德”或道德体系本身的批判与反思，表现为对道德的依据、准则、界限的考察，康德的道德批判便属于此类。我们知道，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他明确指出了他的道德批判即是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由于这种缘故，我不用纯粹实践理性批判，而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这个名称”[4]5。第二种是站在道德情感或价值立场上对社会制度或社会现象的善恶所做出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德批判即是价值批判。当今学界对马克思道德批判的研究多属于此类，如，张志丹教授便区分了马克思道德批判观中对资本的强道德批判与弱道德批判[5]。由此看来，以往的泛道德化批判研究采用的应是道德批判的第二种含义，但细究起来，泛道德化批判与道德批判的第二种含义仍然有较大差别：首先，道德批判是一种有意识与目的的批判，而泛道德化批判则不完全是。不管是青年时期马克思抑或是成熟时期马克思的道德批判都具有鲜明的目的性，是有意识地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的道义谴责。在泛道德化批判现象中，不可否认的是存在着一些有意识、有目的的群体试图通过道德话语引导舆论方向以达成某一或数个利益集团的目的，但其中更多的是无目的甚至对后果无意识的“跟风党”。其次，道德批判或价值的批判需要以科学的批判为前提。从这一点上看，真正的道德批判只有与其他的批判方式(如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结合，才可能是科学合理的批判方式。否则那不过是在嘟囔几句气话的道德宣泄而已，真正的批判不应当是“头脑的激情”而是“激情的头脑”[6]6。与此相反，泛道德化批判先验地将道德当作衡量社会好坏的唯一标准，它是无理论的，并且对其得以成立的前提是无反思性的，因而与其说它是一种科学合理的道德批判，毋宁说它是一种道德情感的宣泄。最后，道德批判不仅能运用于批判道德现象，也能用于批判非道德现象。如，马克思便对资本范畴以及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过道德批判，“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7]871，“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7]10。这恰恰表明，马克思对社会现象的批判是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道德批判三者的结合。对于泛道德化批判来说，我们用“泛化”“泛道德化”这些术语来描述这一现象，明显已经蕴含着道德批判不能越界评判非道德现象这一内涵，这与上述所讨论的道德批判内涵不相符合。基于上述三点，笔者认为用道德批判来概括泛道德化批判是不准确的。

第二，泛道德化批判实际是一种泛化了的道德评价。相较于道德批判，道德评价一词则有较为明确的定义。道德评价是“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规范准则体系，对社会中的个体或群体的道德活动做出善或恶、正或邪、道德或不道德的价值判断，以达到‘褒善贬恶’、‘扬善抑恶’的目的”[8]405。它具有这几方面的特点：首先，在道德生活中，道德评价所凭借的手段是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8]405，而非一套成熟的道德理论。因此，较之道德批判一词它更能说明出于道德情感以及以社会舆论与风俗习惯为中介的泛道德化批判现象。其次，道德评价对象是道德现象，目的是对道德活动做出善恶判断，因而道德评价本身有其适用领域。区别于道德批判，道德评价与泛化并不冲突，反而能更好地突出泛道德化批判的问题在于将非伦理现象伦理化。最后，道德评价具有正反两种功能。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道德评价对照自己的道德行为，对于自身符合准则的道德行为体验到道德崇高感以及尊严感；另一方面，通过道德评价，人们也可以谴责那些违反准则和不道德的行为，进而去恶改善[8]405。一旦道德评价发生泛化，其功能也会发生异化，表现为对自身道德评价标准上的理想主义化和双重标准化[2]以及对群体道德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因此，泛道德化批判准确地说不是一种道德批判或批判方式，而是一种异化了的道德评价。

第三，道德批判需要建立在对道德评价反思的基础上。既然道德批判不同于道德评价，那么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首先，笔者认为道德评价是道德批判的出发点和终点。换言之，道德批判是道德评价的升华或是在理论层面上对道德评价的反思，道德批判的科学性需要通过道德评价来验证。对此，康德有过经典的论述，他尤其让人们要留意各种群体在日常生活，如社交聚会或闲聊中的道德评价，以便于人们从中提取出道德法则，从而为道德批判做准备，因此他的道德哲学有着一个从下至上的分析过程以及从上至下的综合过程：从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通的道德例子开始，然后过渡到道德理性知识，再过渡到纯粹实践理性批判，最后回到道德的普通认识，“它分析地从普通认识过渡到对这种认识的最高原则的规定；再反过来综合地从这种原则的验证、从它的源泉回到它在那里得到应用的普通认识”[4]5。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现实的理论反思，最终才以道德批判的方式指出资产阶级道德评价中的虚假性质的。其次，虽然道德批判以道德评价为出发点，但前者并不以后者为依据。道德评价以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规范准则为依据，而道德批判的依据并不在于道德准则本身，而是他物。例如，康德将他道德哲学的最终依据诉诸实践理性，而马克思则将道德批判的依据诉诸根植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发展规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6]525据此，笔者认为泛道德化批判至多只停留于道德评价的层次，还未达到道德批判的层次，因而还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批判。

二、泛化是泛道德化批判问题之所在

泛道德化批判的第二个核心概念是泛化。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道德批判以及道德批判观的研究，反而忽略了对泛化形成机制的研究，因而主要将泛道德化批判当作一种应当被扬弃的批判方式而不是一种现象来理解。笔者认为，对泛道德化批判的批判应当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既需要对主体的道德评价方式进行批判，指出这种评价方式的不良后果，以合理、健康的批判方式纠正其弊病，另一方面还需要对客体环境做一番审视，指出使道德评价得以泛化的根源。

第一，泛化的特征在于非伦理现象伦理化与特称判断全称化。“泛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苏联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巴甫洛夫的著作《大脑半球的功能讲义》中，它意指“条件作用的效果迁移(或转移)到其他反应或刺激物的现象”或是“人工环境(如治疗室或训练场合)中所获得的学习效果或经验迁移到病人或受训者真实生活情境中的现象”[9]235，但泛道德化批判中的“泛化”并不是指心理学或生理学中的泛化现象，而是特指将道德评价运用于非伦理现象的评价越位现象以及非法地将个别事例随意放大的逻辑谬误现象。从字面的意义上看，“泛”既是指普遍性或一般性(如泛指、泛称、广泛等)，也意指不切实际(如空泛、泛泛之交、泛泛而谈等)，“化”意味着一种渐进性或表示一种转化过程。“泛化”意指扩大了某事物的适用范围，让其超出本身的界限并被普遍化。因此，当我们用“泛化”来描述泛道德化批判这一现象时，也就隐含着道德评价的越位与其自身的非现实性。首先，对一切社会对象的伦理化是泛道德化批判泛化的第一个特征。道德评价有其适用边界，它适用于我们评价道德现象而不是非道德现象。所谓道德现象是指“人类现实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用善恶标准去评价、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维持的一类社会现象”[8]7。因此，面对不能以善恶标准去评价的非道德现象便不能简单地对其进行道德评价。道德评价一旦发生越位，便会导致其功能的异化。一方面，人们不能通过道德评价体验真实的道德崇高感和尊严感，反而沉醉于虚假的理想主义道德满足之中；另一方面，道德评价的越位不仅不能达到去恶改善的效果，还使得人们产生道德畏惧感并忽视现象背后隐藏的除了道德之外的多重因素。如，在某些老人反污扶人者的案例中，媒体泛道德化批判的最终结果并没有扬帮扶老人之善，反而使得人们对这一道德行为敬而远之。不仅如此，在媒体一味挥舞道德大棒的同时，它们也遮蔽了诸如新闻监督机制不合理、司法公开制度仍存缺陷、讹人者肇事法律成本太低等社会问题。其次，泛化的第二个特征是它在逻辑上的特称判断全称化。这尤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将对个别群体评价上升为对整体群体的评价上；二是将对个别事例评价上升为对现实整体的评价上。黑格尔告诉我们，要把握现实首先需要抓住它的本质规定，而抓住这些本质规定则需要发现本质中包含的必然性，停留于偶然性阶段的现实并不是真正的现实：“将偶然的现实性或条件的自身反映或自身扬弃证实为另一现实性，为实质的现实性……发展了的现实性，作为内与外合而为一的更替，作为内与外两个相反的运动联合成为一个运动的更替，就是必然性。”[10]305不可否认的是个别群体或个别事例中也包含有必然性，因而我们也应当从这些现象中反思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但一旦我们不考虑个别事例自身的偶然性并将其任意放大时，我们便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理解社会真相与社会现实。

第二，过度抽象是泛化得以成立之前提。我们知道，泛道德化批判中的泛化是一种将道德评价普遍化的过程，它隐含着对社会的主体、现象及其产生原因的过度抽象[3]。所谓过度抽象即是指那些只抓住了片面规定而忽略本质的抽象。泛道德化批判先验地对社会主体祛人化以及对社会现象祛情境化，将行为与现象产生之根源抽象地归结为道德因素，这往往使得它们的结论更具有迷惑性与吸引力。毋庸置疑，抽象思维是我们赖以认识客观现实的重要思维方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将抽象分析法当作他分析现实以及破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武器：“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6]526但是科学的抽象不同于过度抽象，它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要求我们要牢牢把握本质所包含的特殊规定性。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分析中，马克思正是抓住了资本得以成为资本的特殊规定性，才能科学地得出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结论，从而在对资本特征的分析中得出资产阶级社会必然灭亡的规律。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泛道德化批判、泛政治化批判抑或是民粹化批判，背后都隐藏着过度抽象的思维，它们也运用抽象分析方法，将现象之根源归结为道德、制度或人民等较为抽象的范畴，甚至于也谈论社会关系。例如，在陕西榆林产妇跳楼事件的舆论中便夹杂着对婆媳关系与医患关系的道德评判，在这些热敏标签之下，这一事件瞬间引爆了网友们的审丑式狂欢。但他们所谈论的抽象范畴或关系仅仅只抓住了表象而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或内在规定性，更多的倒是泛道德化批判者们在情绪宣泄之下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偏差或是以个人偏见代替现实的荒诞逻辑。在这种抽象逻辑与网友们的惶恐喧哗之下，各种社会事件俨然成为一桩桩悬案，真相变得一波三折、扑朔迷离。这种抽象性思维导致的结果之一便是“后真相”(post-truth)现象，它意指当我们在塑造公众舆论时，情感的诉求大于客观事实的影响。如，2015年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一篇关于“坚持对贩卖儿童者判死刑”的图文帖子，此帖子一出便在社会上引起轰动，瞬间点燃了网络民众的道德情感，一时间民众议论的话锋从“是否要坚持贩卖儿童判死刑”转向“如果法律不能响应我们的呼声，那我要这个法律干吗？”，欲以“情理”代替“法理”，以“民愤极大”来左右法律的制定，对我国法制建设带来极大的不良影响，后经证实，这篇图文帖子实际只是某机构为了获取利益所导演的一场互联网营销。真相虽已明了，但对我国法制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持久未散。

第三，泛道德化批判以网络媒体为传播中介，网络社会的发展扩大了泛化的影响范围以及影响力度。首先，网络社会中信息的碎片化是过度抽象思维产生之来源。荷兰学者简·梵·迪克曾将数字化归结为六个倾向：标准化又分化的文化、碎片化的文化、拼贴状的文化、加速度的文化、直观的文化以及海量的文化[11]206。网络已经成为人们获取各种社会信息的主要来源，它在给予人们信息直观的极大丰富性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信息选择。但这种信息的丰富性是以信息的碎片化以及事件的抽象化为基础的。一方面信息的碎片化使得信息接受者被碎片化了，主体以碎片的形式流散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之中，从而被抽象化与多重化了，换言之，主体的“身份在电子交流网络及电脑存储系统中消散了”[12]165。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虚拟世界，在这世界之中，人们通过媒介传播的有限信息模拟着现实，并在不自觉中将这种模拟的现实或幻想的情境代替了真正的现实，因而更容易使网络主体以抽象和片面的形式去认识社会现象，并在网络主体面对各种社会现象时，使他们更热衷于抽象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网络主体的知识体系也呈现出碎片化与抽象化的特征。信息的碎片化使得人们的时间也趋于碎片化，人们更乐于不断将时间进行分解以便于去接受网络上各种各样的信息，这带来的结果便是肢解了知识的系统性，人们更倾向于以简单和片面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或分析社会现象，道德评价作为人们生活中最为迫近与简单的评价方式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评判各种社会现象的工具。其次，网络社会信息传播的高连通性或便捷性一方面使得网络社会中更易滋生泛化思维，另一方面也给泛化思维的蔓延提供平台。网络信息传播具有极高的连通性，这种连通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流通速度的迅捷性，它缩短了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与时间，使得信息能瞬间为多个节点发出与接收，但它在大大加速了各式各样信息传播的同时，也减少了信息的生命周期。二是流通信息的过量传播。在网络社会中，信息并没有质量，它易于复制与生产，这导致网络信息的供给极大地超过人们的需求。不仅如此，网络虽然是信息的加工与传播工具，但它并不是信息真假的过滤器，它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有用的信息，还带来一些无用甚至是负面的信息。这些特征都给道德评价的泛化提供了理想的扩散平台。在网络社会中，网络访问或流量与利益相挂钩，因而谁只要能率先发布更劲爆的信息，谁便能率先占领网络舆论的高地并获取高额利益。这里所谓的“劲爆”，一般包含两个特征：一是信息的标题简短且易勾起人们的调侃或猎奇心理，即所谓的标题党现象。这些标题一般极具倾向性与引导性，极易点燃人们的道德情感，并在舆论的轰动中将个别案例事件不断放大，从而达到道德评价泛化的结果。二是信息在内容与结论上的艺术化与戏剧化。这些内容真实与否已然不再重要，但却经常性地披着真相的外衣，取而代之的是事件中的各种无关紧要情节。这些情节又往往被无限地放大甚至被夸大、泛化成为了事件的“本质”以满足广大网友们的围观与侦探式心理。最能体现出这种艺术化与戏剧化的表现是，一方面，网络媒体习惯性地将各种社会热点事件定义为一出出悲剧，另一方面，它们又以“春秋笔法”的手法将各种社会事件演绎成为各种看似意味深长的悲剧。因此，一些网络媒体在利益的侵蚀之下，为了保持自身的网络流量与竞争力，往往便会利用网络的这些特征刻意炮制一些噱头甚至假新闻来吸引人们眼球。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更具有煽动性或易挑起观众情绪的激进道德话语便成为它们的首要选择。一旦这些道德话语或虚假信息占据了网络舆论的高点，事情的真相往往便会处于次要地位甚至于被假象所掩盖。最后，网络社会中信息传播的难控性导致泛化结果的不可控性。区别于传统的大众传媒，互联网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丰富性与迅捷性，这使得每一个网络个体都能参与进来成为信息发布者，并使信息迅速扩散开来。如，南京南站女童猥亵事件经某作家在微博上曝光后，经大量网友的转发和评论，次日早晨便得到了当地铁路公安处的回应，并在回应后的第二天将嫌疑人抓获。互联网的这些特征使得政府或某一利益集团难以有一个有效的手段控制互联网中各种负面与消极信息的传播。不仅如此，网络舆论热点的生命周期极短，事件真相往往在被澄清之前便失去了而热度不为大众所关注，但是泛化思维所带来恶劣的影响却难以清除。如，“彭宇案”“辱母杀人案”“贩卖儿童是否判死刑”等事件的真相虽然最后被揭示，但它们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都带来了恶劣影响。

三、否定性评价是泛道德化批判的表现方式

泛道德化批判的第三个概念是否定性评价，否定性评价是导致泛道德化批判消极影响的直接原因。从以往的研究上看，学者已总结出了否定性评价的特征以及它的消极影响。但我们仍然能继续追问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否定性评价的成因是什么，为何泛道德化批判更倾向于否定性评价；二是泛道德化批判除了否定性评价之外是否还有肯定性评价，泛道德化批判的肯定性评价有什么样的消极作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泛道德化批判给社会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一，否定性评价既是泛道德化批判自身逻辑之使然，又是评价主体深层的不自信之表现。否定性评价是泛道德化批判的显著特征之一，它表现为对社会现象的全盘否定。首先，否定性评价乃是泛道德化批判逻辑之结果。泛道德化批判以道德作为评价社会现象的唯一决定因素，并以过高的理想主义道德标准衡量社会现象。这种应然逻辑一旦遭遇现实，便必然会对社会状况诉以否定式的基调。其次，对社会的否定评价反映了评价主体不自信的心态。否定性评价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主体批判意识的觉醒，事实上却源自主体的深层不自信。笔者认为，这种深层不自信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评价主体对自身评价标准的过度自负，表现为评价标准的理想主义化、极端化以及在逻辑上的排他性。从这种理想主义标准与排他性逻辑出发，那些志同道合的评判者们往往会有意识地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虚假的自我群体，对观点相异的“他群”进行盲目的消极性的丑化，这便在无形之中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颠覆了人们对社会的认知。二是评价主体对社会现状的过度自卑，表现为对社会现实的轻视、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这些评价者往往只看到当下我国社会中阴暗的或不尽如人意的一面，并将它们随意放大，刻意制造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立。当这些不自信的论调充斥着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时，便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成为我们实现中国梦的阻碍。笔者认为，实现自信最首要的是要做到自觉，所谓自觉即是评价主体对自我价值的合理肯定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客观估价。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即是要积极摒弃过度自卑的心理，既要以包容与理性的态度看待社会现实，又要以参与者而非旁观者或犬儒主义者的态度融入社会生活中。对社会现实的客观估价即是要摒弃盲目自负心态，以开放性的心态积极面对社会各种现象，并在社会生活中注重自我反省和自我超越。这里的自我反省既包括了对社会现象的理性反思，又包括对自身衡量社会评价标准的再审视。正如网上一些理性的舆论评论道：“突然觉得中国真心不容易，国力要和美国比，福利要和北欧比，环境要和加拿大比，机械要和德国日本比……”只要重新审视下泛道德化批判中的评价标准，便能得知其中的荒谬性。

第二，对社会的怀疑主义态度与悲观失望的情绪是否定性评价之结果。对事物的单纯否定是一种消极的评价方式，它要么对社会进行整体性的抹黑，要么是只看到社会中消极的一面而忽视了其积极的一面。不仅如此，当人们习惯于这种批判方式之后，便会越来越依赖于这种片面的思维方式，甚至依靠贬低和否定社会现状来让自己得到崇高感和自信感。这种虚假的崇高感与自信感带来的结果是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悲观失望态度以及对未来理想的消极态度。更值得警惕的是，泛道德化批判者们往往是在不自觉中产生上述不良影响，一旦这些舆论被敌国意识形态或媒体有针对性地加以放大和利用，会直接给我国社会的发展带来恶劣影响。与单纯的否定性评价相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认为，真正、积极的批判从来就不是对事物的简单否定，而是一种辩证的否定，这种否定的实质即是扬弃。所谓扬弃就要求在否定中要包含肯定，新事物对旧事物既包含有保存又包含有抛弃，具有消极与积极两种含义，“扬弃一词有时含有取消或舍弃之意……又含有保持或保存之意……这个字的两种用法，使得这字具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意义”，这种批判方式能很好地克服“单纯理智的非此即彼的抽象方式”[10]213。因此，马克思在“对现存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同时，还强调批判不仅要批判旧世界，还要发现新世界，“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3]7。这种评价方式要求我们要树立一种历史评价而非道德评价优先的观点。从道德评价的角度上看，非道德现象是需要被谴责甚至是要加以否定的存在，但从历史评价的观点上看，批判或者评价并不单纯只是为了否定或者肯定，更重要的是要“从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出发,去阐明这些现象何以在历史发展的一定的阶段上成为可能”[14]。

第三，否定性评价中蕴含着对道德万能论的肯定，在杜绝泛道德化批判的片面否定性评价的同时也要警惕其片面的肯定性评价。首先，泛道德化批判中隐含着对理想主义道德标准以及道德万能论的肯定。泛道德化批判以理想主义的道德标准评判社会中的一切现象，其前提是将道德当作事物出现之根源。换言之，它是一种对道德万能论的肯定评价。这种肯定性评价的特征在于它带有强迫性与排他性，它往往给观点相异者贴上不道德的标签来彰显自身主张的“优越性”，通过道德罪恶感强迫他人赞同其观点。其次，道德评价的泛化现象并不总是以否定性评价出现，还以肯定性评价出现。这种肯定性评价表现为以单一的道德标准对社会现象的过度肯定。如，数年前风靡全球的“冰桶挑战”一开始只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渐冻人”这一罕见的疾病，并以此达到募款帮助治疗的目的，但在媒体大肆宣扬与道德肯定之下，这种善举逐渐变质为商业炒作，活动与慈善的初衷渐行渐远。区别于前一种评价，它的特征在于它极具误导性与隐秘性，人们往往看不到这种肯定性道德评价背后的危害。另外，这种肯定性评价的危害还在于，它人为地抬高了道德的地位与作用，一旦在现实中遭遇了挫折，势必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反弹，这无疑在不自觉中为泛道德化批判的否定评价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道德评价是人道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泛道德化批判则是一种异化了的道德评价现象。因此，对泛道德化现象的完整批判应包括对这种评价方式的批判以及对泛化成因与其形成机制的批判。在对泛道德化现象中否定性评价进行批判之时，还应警惕泛道德化现象中的肯定性评价。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泛道德化批判有更为全面的认识，从而为树立和培养四个自信提供思维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