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奇，刘　赫，林　巧

(1.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2.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在当今迅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公司创业是在位企业保持并增强自身竞争力的关键手段[1][2][3]。尽管如此，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开启，新的创业机会不断涌现的背景下，一些企业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创业导向，而一些企业却安于现状。那么，在位企业为何在创业导向上表现出极大的异质性？已往研究从多个视角探索了创业导向的前置因素。值得强调的是，创业导向作为一种战略姿态，是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内容[4]，因而不可忽略对其决策主体——董事会或高管团队的考察。高阶梯队理论指出，高管人员的认知和价值观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人口统计学变量可作为高管认知和价值观的代理变量[5][6]。因此，有必要考察董事会或高管团队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异质性对创业导向的影响。然而，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相关讨论还不多见。进一步地，在为数不多的、有关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创业创新关系的研究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例如，有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职业背景异质性与公司创业战略负相关[7]，也有研究发现董事会成员职能背景异质性与企业创新战略正相关[8]。

上述情况或与以往文献选择单一的、有差异的高管团队特征维度有关。正如以往群体多样性研究表明的那样，忽视群体不同维度之间的相互影响，仅从某一多样性特征出发考察群体效能将形成不一致的结果，使研究陷入困境[9][10]。研究者有必要考察群体成员的多重特征及其协同作用，从而对群体成员特征与群体过程和产出间的关系做出更为准确的解释。基于此，Lau和Murnighan (1998)提出了“群体断裂带”概念。所谓群体断裂带就是以多种成员属性为基础，潜在的、能将一个群体划分成多个子群体的虚拟的分割线[9]。考虑到董事会是群体的具体形态，而群体断裂带概念考虑了群体多重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且更具有预测力，因此本文首先探讨董事会断裂带对创业导向的影响。从实践看，董事会的确并不总是“铁板一块”。众多知名企业的董事会曾曝出严重分歧。这些分歧甚至是争斗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董事会决策的有效性，进而影响了包括公司创业在内的企业战略选择。

同时，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的后续研究表明，群体的行为整合(behavioral integration)是调节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战略行为与绩效间关系的重要变量[5]。所谓行为整合，就是在多大程度上高管团队从事相互间和集体间的互动[11]。Hambrick (1995； 2007)指出，很多高管团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团队，而是由几个“巨头”领导的“准自治小组”的集合[5][11]。每个小组与CEO进行双向沟通与联系，但相互间几乎没有联系。而在行为上整合的团队，成员之间分享信息、资源并共同决策。以往研究发现，行为整合对组织绩效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但就高阶梯队理论而言，行为整合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增强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战略选择之间的关系[5]。那么，行为整合的具体实现机制是什么？行为整合对董事会断裂带与创业导向关系起到了何种作用？这些问题亟待探讨。为此，本文提出董事会成员的交叉任期以及董事长的职能背景广泛性是董事会“行为整合”的重要机制，建构并检验两者对断裂带和创业导向关系的调节效应。

一、理论基础

(一)高阶梯队理论

自Hambrick和Mason (1984)提出高阶梯队理论以来，学术界已将其运用于解释价值创造、组织创新和产品多元化等诸多管理现象。高阶梯队理论的主要命题有二：第一，高管人员基于其认知、经验和价值观等进行战略选择并采取行动。要想了解一个组织的运作方式及其内在逻辑，首先应了解其高管人员。第二，人口统计学变量可作为管理人员认知和价值观的代理变量。综合前述两点，战略决策者的性别、年龄、任期等易于观察和量化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可作为其认知方式和价值观等难以测量的个人特质的代理变量，并预测企业的战略选择与绩效。这是高阶梯队理论的核心命题。或是由于这一命题在操作化方面具有优势，后续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目前，高阶梯队理论呈现出三个重要趋势：第一，更多聚焦于高管团队而非首席执行官等个体，研究者普遍认为高管团队的总体特征较之个别代表人物的特征更能预测企业的行为与结果；第二，通过影响力加权等策略精确量化高管团队不同成员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并用其更为准确地预测企业行为与结果；第三，通过增加调节变量来增加核心命题的预测力，例如，后续研究者提出了“管理者自由裁量权”、“管理者工作压力”和“行为整合”等调节变量，使得核心命题内涵更为丰富。总体而言，三十多年来高阶梯队理论已成为组织和战略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然而，未来研究在三个趋势方向上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特别是，“行为整合”作为影响“高管团队总体特征—战略选择”这一对关系的重要情境因素，其具体的实现机制是什么？这不仅关乎高阶梯队理论的完善，更影响其实践指导意义，有待未来研究探索。

(二)群体断裂带

Lau和Murnighan (1998)将群体断裂带概念化为整合多个特征维度而将一个群体划分成多个子群体的“虚拟分割线”。后者在特定环境下被激活，其作用结果是一个群体内生成内部同质、彼此异质的多个子群体[9]。由于彼此存在明显的身份特征差异，子群体相互间容易产生激烈的冲突和严重的沟通障碍，从而对群体绩效产生消极影响。最初的群体断裂带研究主要聚焦于实验环境下的群体，探索断裂带如何影响实验中临时组建的团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断裂带理论解释企业的战略决策行为。尤其是，考虑到董事会和高管团队在企业决策中的关键性作用，一些学者围绕董事会断裂带做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研究。如Barkema和Shvyrkov (2007)发现，高管团队断裂带强度与企业投资地点的新颖性负相关[12]。Tuggle等 (2010)发现，较之较强的董事会断裂带，较弱的董事会断裂带更能促进董事对于创业问题的讨论[13]。目前，有关董事会断裂带与公司创业领域重要构念——创业导向的关系，还未有专门研究，更遑论影响上述关系的权变因素。

二、研究假设

(一)董事会断裂带与创业导向

国内外研究者对创业导向有多种定义，代表性观点有三：一是将其定义为企业在进行战略选择时所秉持的倾向或态度；二是界定为新进入的过程、实践及决策活动；三是理解为一种嵌入企业日常运营的、能为组织提供持续竞争优势的组织文化体系。虽表述不尽相同，但研究者同意创业导向在本质上刻画了企业对于创业活动的偏好与倾向。

董事会的战略任务包括向高管团队提供建议、保证公司获取关键资源、参与公司战略的制定与执行以及评价和监督战略决策过程。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董事会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当董事会由于成员间任务相关属性的高度聚合而形成高强度的断裂带时，董事会成员很可能分裂为内部同质而相互异质的子群体。这种分裂本质上就是社会分类过程，将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个体将对自己所在的子群体产生社会认同并给予其较为正面的评价，而将负面的评价强加于其他群体。子群体成员将会以一种“圈内人-圈外人”的视角看待其他成员，随之而来的是日益严重的刻板印象、歧视、群体凝聚力的降低、沟通不畅和冲突的加剧。

具体到公司创业情境中，由强断裂带引致的子群体对立以三种方式影响创业决策：(1)降低董事会成员间信息沟通的频率和质量，从而不利于企业对创新创业机会的搜寻和捕捉；(2)无法有效地获取、配置和使用个体董事所拥有的资源，破坏董事会对战略资源的整合过程，从而不利于企业开展公司创业活动；(3)基于认知方式的巨大差异和对其他子群体的偏见，董事会难以就具有冒险倾向的行动方案达成共识，使得企业更为保守。总之，董事会断裂带对创业导向的三个维度——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产生负面影响，进而降低创业导向。基于此，提出假设：

H1：董事会断裂带与创业导向负相关。

(二)董事会成员交叉任期的调节作用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的后续研究表明，群体的行为整合(behavioral integration)是提升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战略行为与绩效间关系的重要权变因素[5]。所谓行为整合，就是在多大程度上高管团队从事相互间和集体间的互动[11]。在行为上进行整合的团队，成员之间分享信息、资源并共同决策[5][11]。

董事会成员的交叉任期是董事会行为整合的重要机制，因而影响董事会断裂带与创业导向的关系。具体而言，随着共事时间的增加，董事会成员间互动趋于频繁，对彼此各方面情况的了解更加深入，由断裂带引起的刻板印象和情感冲突将逐渐消解。一些在开始时将董事分成不同子群体的个体属性此时已不受关注，“圈内人-圈外人”的界限将逐渐模糊，原属不同子群体的成员之间也可以做到相互接纳。董事会成员将更充分地认识到其他人所拥有的信息、资源和技能的价值，并给予其他成员更为客观的评价。另外，共事时间较长的董事也能更好地磨合，对彼此的思维方式、沟通方式、问题解决方式都有一定了解，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曾经的良好合作体验也会对后续合作产生积极影响。因此，随着任期重合时间的增加，断裂带及其对团队沟通、意见交换和战略创新的负面影响将逐渐减少[12]，企业更有可能呈现较强的创业导向。基于此，提出假设：

H2：董事会成员交叉任期对于董事会断裂带和创业导向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董事会成员交叉任期越长，董事会断裂带对创业导向的负向影响越弱。

(三)董事长职能背景广泛性的调节作用

高阶梯队理论认为，高管的背景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认知方式、问题解决方式甚至是所做出的战略决策[14]。而在众多高管背景特征当中，职能背景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因为它是高管认知与职业技能的主要来源，影响着高管对问题的定义、信息的处理以及如何做出战略选择。考虑到董事长在董事会中的特殊地位及其职能背景对董事会断裂带形成和作用发挥的重要影响，本研究认为董事长职能背景的广泛性也是董事会行为整合的重要机制。特别是在中国公司治理实践中，董事长往往是企业决策层的核心人物，握有重大事务的最终决策权。因此，董事长的职能背景是否广泛，会影响董事会断裂带与创业导向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若职能背景较为单一，董事长的认知方式更可能与具有相似职业经历的董事相近，从而对他们产生较强的社会认同，也更容易接受他们提出的意见。其他与董事长职能背景差异较大的董事则可能与董事长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沟通障碍，并预期自己的建议得不到有力支持和采纳，进而在工作中表现出较为消极的态度。这一情形导致创业事项难以在董事会中获得充分的讨论和论证，掌握在不同董事手中的创业资源也难以得到有效利用。相反，当职能背景较为多元时，董事长将具有较高的经验开放性，不会对不同职能背景的董事产生偏见，也不会按职能背景将自己归类，而是会客观评价异质信息和资源的价值，从而增加捕捉创业机会的可能性；同时也会充当成员间的桥梁和纽带，促进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和融合，使董事会能就创新创业问题进行科学合理的决策。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董事长职能背景广泛性对于董事会断裂带和创业导向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董事长职能背景越广泛，董事会断裂带对创业导向的负向影响越弱。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为减少非观察异质性的影响，本研究依据《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2012版)》选择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为确保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研究剔除了2012年之前上市的企业而以2012～2016年为观察期。另外剔除了被ST、*ST及退市处理的企业、包含缺失值的企业和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更的企业。最终，进入样本的共有125家上市企业。本研究相关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同花顺数据库。董事个人信息来源于WIND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中的个人简历以及证券之星、新浪财经等网站，经人工整理而得。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创业导向(EO)。借鉴以往文献，本研究将创业导向划分为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三个维度，并参考Miller和Le Breton-Miller (2011)的操作化方法，将这三个维度的标准化得分之和作为创业导向的测量指标[15]。

本研究以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来测量创新性，以留存收益与营业收入的比值来测量企业的先动性[15]，以企业近三年ROA的标准差衡量风险承担水平[16]。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可表示为：

(1)

其中，N=3，为观测期长度，i代表企业，n代表在观测时段内的年度，取值1到3。

2.自变量

董事会断裂带(Fau、Asw)。本研究借鉴Barkema和Shvyrkov (2007)以及Kaczmarek等 (2012)的做法，将董事类型、职能背景、任期和教育程度四个与战略任务高度相关的人员特征作为断裂带的构成属性[12][17]。具体而言，董事类型是指董事会成员是独立董事还是执行董事，用0-1变量来表示。董事会成员职能背景分为生产运营、会计财务、营销、研发、政府官员、法务、一般管理、学者和其他九类，分别赋值1～9。任期用董事任职的月数来衡量。董事会成员教育程度分为博士、硕士、本科、专科及其他五个等级。

本文按照Thatcher等(2003)开发的Fau指数计算董事会的断裂带强度[10]：

(2)

(3)

其中，ai成员i与子群A所有成员的差异程度，bi成员i与子群B所有成员的差异程度。

Asw取值范围为-1到1，取值为1划分出来的子群内部完全同质，即断裂带强度最大；取值为0表示不存在内部同质的子群，取值为负表示该分类方式下子群体内成员的差异性大于子群内成员与子群外成员间的差异性。

3.调节变量

(1)董事会成员交叉任期(Overlap)。借鉴Barkema和Shvyrkov (2007)的做法，本研究采用TLAP指数来衡量[12]。该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TLAP=1/N∑i≠jmin(ui，uj)

(4)

其中，N为从团队中选出两人来比较任期的选取方式的总数，ui、uj为团队中任意两人的任期。

(2)董事长职能背景的广泛性(Bcfunc)。当董事长同时涉猎两类以上职能背景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职能背景的分类原则与前文所述一致。

4.控制变量

(1)任职状态(Dua)。设置0-1虚拟变量，若企业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2)独立董事比例(Idratio)。即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3)企业所有制(Ownership)。设置0-1虚拟变量，国有企业赋值为1，非国有企业赋值为0。(4)企业年限(Firmage)。即截止统计日期企业成立的年数。(5)企业规模(Lnassets)。企业规模对于创业导向的影响方向未有定论[19]，但有必要对其进行控制。本研究以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表示。(6)董事会规模(Lnbsize)。董事会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董事会履行职责的能力，进而对创业导向产生影响[20]。本研究以董事会总人数的自然对数来表示。(7)董事会持股比例(Bstock)。以年末董事会成员所持股份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来衡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和表2分别列示了各变量的主要统计指标和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本研究所涉及变量既包括连续变量，也包括二分变量。连续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为Pearson相关系数，二分变量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为点二列相关系数。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　相关系数表

注：*** 表示p<0.01， ** 表示p<0.05， *表示p<0.1。

(二)模型估计

对于“大N小T型”的短面板数据，研究者需要在混合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间进行选择。首先，根据沃尔德F检验结果在混合OLS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之间进行选择；其次，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中进行选择；再次，根据拉格朗日乘子检验结果在随机效应模型与混合OLS模型间进行选择。

表3列示了对表5中各模型的三类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六个模型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Wald检验和LM检验的原假设，且均接受了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因此，本研究的计量模型以随机效应模型为基础进行估计。

表4报告了各模型的Pesaran截面相关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各模型在该项检验中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5%，说明六个模型存在截面相关问题。为规避截面相关问题，本文所报告的标准误为经过聚类稳健调整后的标准误。

表3　模型筛选的检验结果

表4　截面相关检验

(三)回归分析

表5报告了回归分析的结果。模型1作为基准模型，只包括控制变量。假设1提出，董事会断裂带与创业导向负相关。模型2 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小于1%的水平上，董事会断裂带(Fau)对与创业导向(EO)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b=-1.789，P<0.01)，因此假设1得到支持。假设2提出，董事会成员交叉任期对于董事会断裂带和创业导向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在5%的水平上，董事会断裂带(Fau)与董事会成员交叉任期(Overlap)的交叉乘积项(Fau×Overlap)对于创业导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055，P<0.05)，因此假设2得到支持。假设3提出，董事长职能背景广泛性对于董事会断裂带和创业导向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模型5的回归结果显示，在5%的水平上，董事会断裂带(Fau)与董事长职能背景广泛性(Bcfunc)的交叉乘积项(Fau×Bcfunc)对于创业导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1.578，P<0.05)，因此假设3得到支持。

表5　回归分析结果

续表

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Lnassets-0.287**-0.208-0.238*-0.235*-0.241*-0.237*(0.131)(0.127)(0.130)(0.129)(0.128)(0.127)Lnbsize0.2790.2120.2400.1750.3100.247(0.394)(0.385)(0.377)(0.373)(0.372)(0.366)Bstock1.2331.0881.1411.196*1.245*1.310*(0.781)(0.707)(0.722)(0.713)(0.712)(0.700)Constant5.687*5.464**6.078**6.168**6.292**6.397**(2.928)(2.749)(2.748)(2.732)(2.702)(2.682)Rho0.6770.6910.6870.6920.6900.696R2(overall)0.1080.1240.1220.1210.1250.125Waldχ244.5775.1484.8481.5090.5987.40Prob>χ2000000

注：*** 表示p<0.01， ** 表示p<0.05， *表示 p<0.1；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我们依据表5中模型4和模型5绘制了调节效应图。由图1可见，在董事交叉任期水平较高的情形下，董事会断裂带对创业导向的负向影响较小；由图2可见，在董事长职能背景广泛性水平较高的情形下，董事会断裂带对创业导向的负向影响较小。

图1　董事交叉任期对董事会断裂带与创业 导向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2　董事长职能背景广泛性对董事会断裂带与 创业导向关系的调节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根据Meyer和Glenz (2013)开发的Asw指数重新操作董事会断裂带，并替代Fau指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2中，Asw指数与创业导向在0.01水平上负相关(b=-1.697，P<0.01)，从而假设1得到支持。模型4中，Asw指数与董事会成员交叉任期(Overlap)的交叉乘积项(Asw×Overlap)对于创业导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050，P<0.05)，因此支持假设2。模型5中，Asw指数与董事长职能背景广泛性(Bcfunc)的交叉乘积项(Asw×Bcfunc)对创业导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1.866，P<0.01)，因此支持假设3。可见，表6所得结果与表5基本一致，据此认为表5统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6　稳健性检验

续表

五、讨论与结论

(一)研究结论

以往研究发现，存在于企业高管团队中的断裂带对于企业的创新绩效、国际化战略以及高管团队讨论创业问题的时间都存在负面作用[13][21]。与这类研究发现一致，本研究表明董事会断裂带对创业导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董事会成员在多个属性维度上的过大差异将直接影响董事会功能的正常发挥，进而导致企业在创业问题上的消极决策。这一发现印证了断裂带不仅影响群体层面的结果，而且对组织层面的结果变量也存在消极影响。与Barkema和Shvyrkov (2007)关于高管团队交叉任期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12]，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董事会成员的交叉任期能够正向调节董事会断裂带与创业导向之间的关系，确认了以共事经历为基础的人际互动有利于增强团队凝聚力、整合董事会资本这一观点的合理性[22]。另外，与李小青和周建 (2015)的研究结论类似[23]，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董事长职能背景广泛性能够正向调节董事会断裂带与创业导向之间的关系。这一发现表明，职能背景除了能够通过塑造高管认知模式直接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还可以作为重要的情境变量调节董事会构成特征与企业战略导向之间的关系。

(二)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本文的理论贡献如下：(1)本研究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董事会断裂带——揭示了创业导向的动力机制，丰富了创业导向前因的研究。以往有关创业导向的研究聚焦于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因素的影响，对团队层面因素特别是董事会断裂带与创业导向关系的探讨还不多见。在屈指可数的相关文献中，研究者通常聚焦于董事会成员的某一维度，而不考虑不同维度之间的交互影响，进而得出冲突的结论。而本文调用群体断裂带概念，突破了以往研究只检验单一特征异质性的做法，综合考虑了四个与战略任务高度相关的人员特征，构造断裂带指数并用其预测企业的创业导向，得到了有意义的发现。这在创业导向前因研究中具有创新意义。(2)本研究通过将群体断裂带理论延伸到创业导向领域，扩大了这一理论的解释和运用范围。回顾以往文献，前人对断裂带影响效应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企业绩效上，而较少关注对企业决策和行为的影响。本研究探索群体断裂带与创业导向这一具体战略决策的关系，有效补充了相关研究的不足。不仅如此，前人在断裂带相关研究中大多将注意力集中于主效应的分析上，对重要的情境变量考虑较少。本研究则分别从董事长个人特征以及董事会成员任期特征两个角度识别影响董事会断裂带与创业导向关系的重要调节变量，探索了理论的边界条件，有助于形成对董事会断裂带与创业导向两者关系更为全面的认识。(3)本研究还通过具体探讨行为整合的实现机制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以往的高管团队研究主要基于心理学结合群体研究的理论成果考察高管或董事会成员间的异质性对一系列结果变量的影响。在探索主效应的基础上，后续研究进一步探讨高管的工作压力、自主裁量和行为整合等情境因素对主效应的调节效应，然而有关上述因素的具体实现形式还缺乏充分的讨论。本研究围绕行为整合的核心意义，选择并验证董事成员的交叉任期和董事长的职能背景广泛性两个具体的行为整合机制，从而丰富了高阶梯队理论，对未来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就公司治理结构而言，董事会不仅承担着提供创造性思维、分配战略资源和建立外部联系的任务，而且对企业的战略决策具有决定性作用。董事会功能是否能够正常发挥将对企业的战略导向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本研究对于企业通过调整董事会进而提升创业导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由于断裂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董事会的分裂，而董事会的分裂又会导致企业呈现较低程度的创业导向，因此企业应将董事会断裂带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这就要求企业在提名董事会成员时不仅要考虑候选人的能力，还要关注他们其他方面的特征，以及各候选人之间的差异程度，以期在获得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正面效应的同时最大化地形成董事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凝聚力。其次，当董事会断裂带过高从而阻碍创业导向提升时，也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消弭断裂带的不良影响。例如，应尽量保持董事会的稳定性，避免频繁更换董事。再如，可通过任命具有多种职能背景的董事长来充当不同子群体间的“粘合剂”，促进这些子群体在创业问题上的沟通与协作。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为未来研究开辟了方向。第一，研究样本取自单一行业的上市公司，因此相关研究结论对于其他行业的企业以及非上市企业是否具有普适性，仍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验证。第二，研究数据主要是二手数据，虽然相对问卷调查的数据搜集方法更加客观、准确，但对于一些可能构成断裂带的主观层面的个人属性，如能力、心理特征等，则无法进行测量。未来研究可结合问卷调查法，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的断裂带对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第三，本研究对于影响董事会断裂带与创业导向二者关系的权变因素的探索仅限于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未来研究可在更高的研究层面(如行业竞争环境和制度环境)上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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