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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障儿童远程听觉口语康复课程满意度探讨

2018-04-12陈桦黄琬琪刘庭维

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 2018年2期
关键词:远程口语康复

陈桦 黄琬琪 刘庭维

1 背景

自新生儿听力筛查普及以来,促进了人们早期干预观念的建立。根据“以家庭为中心”的康复理念,强化家庭功能是构成早期干预有效实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干预对象除了针对儿童外,家庭成员的积极参与同样重要。然而,对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家庭,由于专业人员缺乏及地点限制,使得规律且定期的干预服务并非易事。近年来,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远程通讯技术已逐渐成为实时通讯的主要方式之一,为传统的面对面干预方式带来重要变革,使得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家庭能不因时间及空间的限制,通过远程通讯技术接受定期干预服务,且能让所有家庭成员一同参与课程,将所学技巧更有效地融入日常生活中。

根据美国听语协会(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定义,远程干预是由听力师和言语或语言治疗师等相关工作者,通过通讯技术提供干预服务[1]。其中,听觉口语法是一种常见运用于听障儿童早期干预的教学方式,此种教学法结合应用高科技的听觉辅具,以扩展听障儿童的残余听力,使其能通过听进而学习说话。以远程通讯技术进行康复干预或服务在西方国家普遍开展,但针对利用远程通讯进行听觉口语法为听障儿童进行康复干预成效的相关研究仍较少,针对汉语为母语的听障儿童远程康复研究更缺乏。本研究探讨家长及听觉口语师对远程技术运用于康复课程的满意度差异,希望借此给听觉口语远程干预康复课程规划及改善提供依据。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被试为台湾雅文儿童听语文教基金会听障儿童家长14名,参与远程康复课程儿童的生理年龄为20~92个月,年龄58.2±18.3个月,听觉年龄(配戴助听器时间)为2~32个月,平均配戴时间11.0±8.9个月。其中,5名儿童植入人工耳蜗,平均使用人工耳蜗时间为38.6个月。参与远程康复课程与传统康复课程的儿童语言发育水平无显著差异,同时邀请12名参与远程康复课程的听觉口语师参与满意度问卷调查。

2.2 研究工具

使用Constantinescu[2]的远程康复课程满意度问卷作为研究工具对家长和听觉口语师实施远程康复课程满意度调查。问卷包括5个层面:①声音和影像质量;②设备使用及质量;③一般互动沟通;④服务便利性;⑤整体满意度。问卷翻译成中文后,经3位专家(2名听觉口语师及1名测验编制研究者)进行效度评估,以确保翻译及测验内容的正确性。问卷为自陈式4点量表,分为家长版(16题)和听觉口语师版(15题),两版本问卷最后是开放式问题,请填写者说明其对远程康复课程的建议及感受。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测试时间为参与家庭远程康复课程1年后发放满意度问卷,邀请家长及其听觉口语师进行填答。远程康复课程设备采用Vidyo Protal 1.3.0.2.1版以上系统,安装于Windows或Mac IOS操作系统并以宽带网络环境进行教学。对于无法负担设备费用的偏远家庭,则以租借方式提供设备。如同传统的面对面康复课程,听觉口语师在远程干预课程中着重引导家长在听能、说话、语言、认知及沟通等五大领域的教学训练。在每次远程康复课程开始前,听觉口语师与家长先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讨论及拟定当次课程的教学目标,同时请家长于课前准备合适的教具和教学材料。本研究经台湾长庚医院人体试验伦理委员会同意获得研究许可,研究过程及目的皆告知受试家庭及听觉口语师,并取得家庭知情同意书。

2.4 统计学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探讨个案背景变项(听觉年龄及父母教育程度)与家长对远程康复课程满意度的关系。由于本研究样本数较小(<20),使用无母数Mann-Whitney U比较家长和听觉口语师对远程康复教学满意度的差异。适。整体而言,家长在远程康复课程中与其听觉口语师的互动多感到满意与信任,并认为其听觉口语师即使并非以面对面的方式教学,依然能通过远程康复课程有效了解及追踪孩子的发展状态。

听觉口语师满意度结果显示,除少数听觉口语师反应视频期间偶尔会遇到技术问题需要排除故障,大部分听觉口语师认为,远程康复课程整体的声音和影像质量良好。虽然所有听觉口语师皆表示设备使用容易上手,但仍有一半表示其在第一次使用设备时感到不便。大多数听觉口语师表示对使用网络与家长进行教学讨论感到满意,但仍有16.7%的听觉口语师认为,有些孩子以视频通讯方式进行康复课程感到不舒适。约有75%的听觉口语师表示,他们对使用远程干预方式与家长一同追踪及掌握孩子的语言发展是有信心及感到满意的。总体而言,大部分听觉口语师对远程康复课程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家长比听觉口语师的评分更高。家长和听觉口语师对问卷中5个层面的平均满意度见图1。

3 结果

家长版问卷结果显示,除1位家长表示在康复课程时容易遇到设备及软件的技术问题需要排除故障外,大部分家长对远程康复教学的声音及影像质量表示非常满意。针对设备部分,除2位家长表示在第一次使用设备时感到不适应,其余家长皆对设备感到满意。九成以上家长表示每次进行远程康复课程的质量均为良好,且有一半的家长表示,相较于传统面对面的康复课程方式,通过网络视频进行课程感到更加舒分析个案背景变量及家长评分的相关结果发现,早配戴助听辅具的个案家长对整体远程康复教学相较于晚配戴辅具个案家长显著感到更满意(r=0.551,P=0.041,Cohen’s d=1.320)。当家长对设备使用感受良好时,其对教学时的一般互动及沟通质量满意度极显著提高(r=0.761,P=0.002,Cohen’s d=2.346);另外,家长在远程康复课程中一般互动及通讯的满意程度分别与整体满意度(r=0.600,P=0.023,Cohen’s d=1.500)及服务便利性(r=0.552,P=0.041,Cohen’s d=1.323)呈显著正相关。家长对服务便利性感受越良好,其对整体课程的满意度则越高(r=0.571,P=0.033,Cohen’s d=1.391)。此外,结果显示母亲教育程度分别与服务便利性(r=0.564,P=0.035,Cohen’s d=1.365)及整体满意度(r=0.633,P=0.015,Cohen’s d=1.635)呈显著正相关,而父亲教育程度则分别与设备使用(r=0.576,P= 0.031,Cohen’s d=1.409)、一般互动及沟通(r=0.613,P=0.020, Cohen’s d=1.551)及整体满意度(r=0.615,P=0.019,d=1.559)显著相关,见表1。

无母数Mann-Whitney U型检验显示,相较于听觉口语师而言,家长对声音及影像质量(U=132.00,P=0.013,γ=0.572)及互动沟通两个层面的评分比听觉口语师显著更高(U=135.00,P=0.008,γ=0.559)。

4 讨论

整体而言,家长皆表示远程康复课程相较于传统面对面的康复课程能大幅节省交通时间,且认同此课程方式能为偏远家庭带来更多参与早期干预的机会。在满意度方面,听觉口语师和家长除了对声音及影像质量及一般沟通与互动的感受有显著差异外,对设备使用、服务便利性及整体满意度的态度则呈现一致,即家长和听觉口语师对远程康复课虽然在各层面上有不同程度的满意度差别,但对整体课程模式依然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

对大多数家长而言,远程康复课程的声音及影像质量及设备使用质量良好,只有1位家长在开放式回馈中表示,因硬设备及网络速度导致声音及视频影像质量不良,需要在课程中进行故障排除,导致对课程的过程及质量感受不佳。在此家长改为宽带网络后,其课程声音和影像质量则感觉到有明显改善。相较于家长对远程康复课程皆表示较高的满意度,虽然大部分听觉口语师认为远程康复课程整体的声音和影像质量良好,但仍有少数听觉口语师反应单就声音质量而言,以视讯进行康复课程的声音质量普通,且课程中时常需要技术人员进行问题排除。

不论是家长或听觉口语师皆提及对于远程康复课程声音质量的疑虑,但双方在评分满意度上却呈现显著差异;研究者认为,此差异或许可归因于双方对声音质量要求的标准不同[2]。基于听觉口语法的概念,若能使儿童增加接收清晰音频的机会,则会有更高的可能性促使儿童表现出期待的目标行为(如发音或沟通),因此,让孩子暴露于高质量的语音环境是许多听觉口语师对课程的首要要求,或许也正因为此,听觉口语师相较于家长对声音的质量倾向有更高的要求。此外,即使大部分听觉口语师表示远程康复课程中声音及影像质量大都处于稳定状态,但在开放式回馈中仍有听觉口语师反应,远程视频通讯较传统的面对面课程更难清楚辨识孩子的发音(如音频上的细微变化和特定发音的方式),因此许多时候需让家长来确认孩子的发音方式及正确性,此部分回馈与Constantinescu的研究结果相同[2],认为此因素是使用远程视讯进行康复课程的顾虑;这或许解释了家长与听觉口语师之间在声音质量感知上差异的主要原因,听觉口语师对于声音质量的要求与家长不同,评分上相较于家长更为保守。

过去有关父母教育程度和听障儿童语言发展关联性的研究都着重于探讨母亲教育程度的影响,主要是由于母亲通常是孩子的主要语言输入者,尽管近年对于亲职性别刻板印象有了很大的转变,愿意参与育儿的父亲人数相较以往有显著增加,但母亲仍然被视为孩子的主要照顾者,与孩子教育相关的事务(如参与学校活动或与老师沟通)大多还是由母亲参与,而在孩子的早期干预过程中,也同样多是由母亲担任促进孩子语言学习的主要角色。本研究中,虽然大多数父亲并未直接参与康复课程,仍分别计算父亲及母亲教育程度与课程满意度的关联性,结果发现有关康复课程便利性等直接涉及与课程参与有关的因素,都和母亲教育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即母亲的教育程度越高,则倾向越认同及满意远程康复课程所带来的便利性;但父亲的教育程度则与涉及设备及其质量相关(设备使用和一般互动沟通)等因素的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即父亲的教育程度越高,则越倾向满意远程康复课程使用的相关设备及其质量。

表1 背景变项与远程康复课程满意度的相关性

由于父亲较少直接参与孩子养育相关事务,要搜集足够的父亲样本进行分析较为困难,成为研究推论上的一大限制,此外,过去研究亦多受限于研究方法和抽样策略,难以明确分化父亲与母亲角色对听力损失儿童的影响[3,4]。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针对父亲与母亲对孩子发展的影响差异进行探讨,发现他们对于孩子发展有不同方向的涉入;母亲多倾向直接投入孩子的干预课程活动中,父亲于对育儿和早期干预过程中则较倾向提供额外支持,重点参与有关照顾及治疗的相关决定(如辅具的配戴及开始康复课程时间的安排),但双方的参与度通常与其教育程度呈正相关[3,6~9]。类似结果也在本研究可以发现,研究中父亲虽未直接参与康复课程,但根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父亲教育程度却与非直接涉及课程内容的层面(如设备的使用及其质量)等额外支持的满意度相关,而母亲教育程度则与课程直接参与及互动相关层面(如服务便利性)的满意度成显著相关。此外,由于高教育程度人群往往有较多使用远程视讯的经验,或许也因此较容易使其对利用网络进行干预课程的方式有较积极正向的感受,也更能了解远程干预所带来的优势,如节省交通时间和提升服务便利性等。

综上所述,远程康复课程整体而言为家长和听觉口语师提供了良好且舒适的经验,虽大多数受访者表示若有机会选择,仍然希望进行面对面的康复课程,但远程康复课程仍被视为当个案家庭无法获得定期面对面干预课程时的有效替代方案。由于远程康复课程中,听觉口语师与家长分别在不同地点,听觉口语师仅能通过视讯引导,家长必须独自处理课程中发生的所有状况,这无形中使父母在康复课程中成为了积极的参与者,而非在传统面对面的康复课程中,处于观察及模仿听觉口语师的观察者角色。此外,如开放式回馈中听觉口语师所述,相对于传统的面对面康复课程,远程康复课程更能大幅降低个案取消课程的次数,父母在远程康复课程的参与度较面对面课程更高,结果也与Blaiser[10]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虽属小样本,且个案的主要语言输入者多以母亲为主,但在分别针对父母亲的教育程度进行分析后发现,父亲对远程康复课程满意度影响的层面与母亲不同,父母亲的教育程度与满意度层面有出现特定倾向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倾向的差异是否会进而影响听障儿童在早期远程干预的成效,以及父亲与母亲对于听障儿童分别及共同影响效果,未来应予以深入探讨。以大样本进行纵向研究追踪,并且纳入标准化语言测验以强化远程康复课程效益依据,值得尝试。

参考文献:

[1]American Speech-Language-Hearing Association.Professional issues in telepractice for speech-language pathologists(professional issues statement)[EB/OL].www.asha.org/policy.2010.

[2]Constantinescu G.Satisfaction with telemedicine for teaching listening and spoken language to children with hearing loss[J].Journal of Telemedicine and Telecare,2012,18(5):26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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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illen B.Interdependent determinant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among families of children receiving early intervention services[D].Universi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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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akoama M,Ready B.Fathering quality,father-child relationship,and child’s developmental outcomes[J].American Association of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 Journal,2011,1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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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laiser K,Behl D,Callow-Heusser C,et al.Measuring costs and outcomes of tele-intervention when serving families of children who are deaf/hard-of-hear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lerehabilitation,2013,5(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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