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文

据史料记载，中国对日本的文化影响，可上溯至石器时代。七千年前日本绳文时期的石器文化，与黑龙江、辽宁等地的石器时代遗迹，就有相当明显的相互联系。当年的人类当然造不出能够横渡今天中日之间大海的船只，但在三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河期，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还是连接在一起的。直到距今一万年左右，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才被海洋分开（张碧波著《中日关系史论》，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P1-2）。由于被海洋分开的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在地理距离上最近，在此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的中日关系，始终以朝鲜半岛为接触的前沿。

白村江之战前的中日关系

有文字记载的中日交流，最早见之于东汉时期著名思想家王充（公元27至约97年）的《论衡》（成书于约公元86年），书中有多处关于“倭人”的记载，例如“周时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食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中日关系史论》，P7）此处“越裳”为南海古国，“倭人”即日本人。

成书于公元80年的《汉书》（又称《前漢书》）中，有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中国正史中首次记载倭国事。约成书于公元432-445年的《后汉书》，有了对日本的更多记载。《后汉书·倭传》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时为日本垂仁天皇86年，光武帝所赐之印绶于日本后桃园天皇天明四年（公元1784年）发现于九州筑前志贺岛（《中日关系史论》，P12-13）。这标志着日本天皇接受中国大陆皇帝册封的中日宗藩关系在中国的汉代已经建立。

公元582年，中国历经南北朝270多年的分裂归于统一，建立大隋帝国。此时日本处于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摄政时期。隋文帝杨坚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中国的封建制度日趋完善。公元600年，日本向中国派出第一批遣隋使（《中日关系史论》，P44）。公元607年、608年、610年和614年，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又派遣使者来华（《日本简史》，江乐兴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P22）。

公元607年遣隋使的首领叫小野妹子，名字女性化，却是一个地道的男人，被称为来中国的第一位日本外交官。此时隋文帝杨坚已经作古，其次子隋炀帝杨广即位。小野妹子带来的国书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种口吻把天朝大国与倭人小国相提并论，也显示出日本天皇不愿接受中国皇帝册封的不臣之心和分庭抗礼姿态（冯玮著《日本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P78）。这让隋炀帝很不高兴。在古代东亚地区朝贡体系中，只有中国的皇帝才能称为“天子”，日方把本国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这在隋炀帝看来是僭越，于是吩咐“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不过，此时中国正进行征讨高句丽的战争，也不希望对外增加树敌。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既实现了民族大融合，也实现了南北华夷文化大整合，使得唐朝成为当时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而日本历经飞鸟时代、大化革新，进入封建社会的奈良时代。由于唐朝文化、经济的兴盛而激起的东亚风云激荡，推动了中日友好交流进入高潮。就在此期间，发生了中日史上第一战：白村江之战。

白村江之战的背景

公元4世纪后，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4世纪60年代，百济因受到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之力进行对抗。日本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统治势力。日本出兵侵略新罗并征服了弁韩（今韩国釜山），设“日本府”进行统治，百济也因此成为了日本的朝贡国（《日本简史》，30页）。

公元594年，高句丽、百济、新罗开始向隋朝朝贡。日本也于公元600年向隋朝派遣使节。公元622年，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建立册封关系。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纷争升级。公元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率水陆联军13万前往救援，大败百济，俘获其国王。同年九至十月间，百济遗臣两次遣使日本朝廷，请求援助（《日本简史》，P31）。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开始由农奴制向封建制转化。为了转移国内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日本借机出兵朝鲜半岛。于是，朝鲜半岛的纠纷扩大为东亚地区的国际争端。

公元661年8月，日本中大兄皇子监国；9月，5000日军护送百济余丰璋王子（余为百济王室的姓）归国继位。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5月，日军舟师170艘亦前往增援，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面对日本的挑衅，唐朝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统兵前往，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白村江之战的过程

白村江是朝鲜半岛的一条入海河流，日本渡海援助百济必经此海口入白村江。控制白村江入海口，对唐日双方都十分重要。因此，唐军与日军都志在必得。公元663年3月，日本在原有支援百济军队的基础上，又增兵27000人。唐朝则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兵7000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五六月间，百济君臣发生严重内讧，导致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于8月13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地周留城（今韩国扶安）。惨烈的白村江海战随即拉开战幕。

公元663年8月27日至28日，中日白村江之战激烈展开。当时，唐军在人数上比日军要少得多。唐军一方有13000士兵，战船170艘，日军有42000士兵，战船1000余艘。但在唐将刘仁轨的指挥下，船队利用队形变换，将日军团团围住，被围日军阵脚大乱。唐军四战四捷，日军战船毁灭，被杀和淹毙者达数万人（《日本简史》，P31）。

据朝鲜史籍《三国史记》记载：“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又因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轴不得回旋”。《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百江村之战后，百济王余丰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梦破灭。667年，唐朝和新罗联军继续挥师征伐，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日本通史》，P69）。

唐军大胜的原因

白村江之战唐军大胜荡气回肠、酣畅淋漓，是以少胜多的经典之战。唐军大胜日军的原因，人数以少敌多，但在战船、铠甲等技术上，以及军事思想和战法运用上，都是以优胜劣。

一是在造船技术上唐军占绝对优势（《日本简史》，P31）。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很发达，经南洋、西亚和东非，跨越欧、亚、非三大洲，每年进入广州港的海船约4000艘。因产地而得名的福（州）船和广（州）船，以载重量大、结构坚固、抗风力强和航海性能好而闻名中外，是非常强大的两种船型。据《新唐书》记载：仅广州一地一次“能造海船五百艘”，其中，苍船长二十丈（约66.6米），能载六七百人，木兰舟能载1000人。广式海船在用材上以热带硬木和荔枝木、樟木、乌婪木为主，用铁钉连接铆牢，船型首尖体长，吃水较深，梁拱小，甲板脊弧不高，有较好的适航性能和较强的续航能力。船体结构横向是以密距肋骨与隔舱板构成，纵向强度依靠龙骨；舵板上开有成排的菱形小孔，操纵省力。

先进的造船技术，使得唐军战船作战性能大大优于日军战船。首先，唐军战船体量大、船壁高且坚固，唐军在包围日军于海上之后，形成居高临下的绝对优势，从高处向低处的日军战船投掷火筒、火器事半功倍；而日军向唐军反击势成仰攻，难度大且难以奏效。其次，唐军战船用松香弥缝，使用铁钉的数量也远远多于日本。双方船只在海战中相撞时，日方船只一撞之下就散架了，而唐军战船坚固不散。

二是在铠甲技术上唐军也是明显优势。唐朝时期中国武士所佩戴的“明光铠”堪称铠甲的巅峰之作。“明光铠”由金属、皮革等组合而成，拼接技术复杂，在胸背甲上有一椭圆形，称作护心镜的金属板，提高了胸部与背部的防御力。“明光铠”叫法的来源，也与胸前和背后的圆护有关。因为这种圆护大多以铜铁等金属制成，并且打磨得极光滑，颇似镜子。在战场上穿“明光铠”，太阳照射之下会发出耀眼的“明光”，故称“明光铠”。霸气十足的唐朝“明光铠”，反映出唐朝国力的强盛无匹。

日军的铠甲形制非常独特，日本人对其铠甲各分解部分的制作也非常细致。日军铠甲的原材料是竹条、皮革、麻绳等，装饰华丽，却因很少用钢铁，虽从美观上讲是很好的工艺品，但华而不实，防护能力远不如唐军的“明光铠”。后来日本有了所谓的“大铠”，主要质地是竹、革，亦用到金属。这种铠甲的防护能力有比较大的提高，但其诞生，已是公元794年以后的平安时代的中期了。当时的作战，军士的主要防护来自铠甲，铠甲防护能力差，就会直接导致作战伤亡的大幅增加。

三是在作战理论和战法上（《日本简史》，P31），唐军也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兵学的经典之作《孙子兵法》成书于2500年之前的春秋时期，至中日白村江之战已逾千年，中国兵将对《孙子兵法》之要义，已经熟稔。中日白村江之战中，唐军前敌指挥刘仁轨将军，面对以寡击众的局面，胸有成竹毫无惧色，灵活地变换队形，少数之军反而形成了对多数之军的包围态势。利用唐军战船对日军战船的高低形势，不仅与《孙子兵法》中的“善战者，求之于势”“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等论述非常契合；而且水上火攻，因势利便，“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是对兵学经典的创新运用。《孙子兵法》传入日本，已是公元8世纪之后，白村江之战时的日军，对于《孙子兵法》显然是不了解的，也就更谈不上运用了。

白村江之战的结果与启示

白村江之战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交战，也是东北亚地区较早的一次国际性战役，其以唐朝、新罗联军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日本简史》，P32）。此后数百年间，日本不断派出遣唐使向唐朝学习，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

白村江之战唐军大胜，当然首先是军事上的胜利。它给我们军事上的启示是：作战胜负取决于军事实力的对比，但实力的对比并不是简单的人众多寡，更在于技术、装备、军事理论，以及战法运用等方面，综合起来是否胜敌一筹。这一点即使对于今天信息、网络、智能化战争仍然是适应的，即技术与装备的先进是取胜的基础，军事理论的创新和战法运用的精妙是取胜的关键。只有充分发挥技术与理论、装备与战法的综合作用，扬长避短，形成战场的综合优势，才是制胜之道。

白村江之战唐军大胜，同时也是文化上的胜利。在历史进入近代，西方文化流入日本之前，日本文化主要来自中国的儒教文化，以及从印度流入中国后，再传入日本的佛教文化。直到白村江之战时，日本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当时日本的文化阶层，都是直接用汉语写作，日本文人写的汉诗，和中国诗人的作品一样出色。隋唐之际的日本遣使来华，其中就有很多的文人。他们中的一个杰出代表，日本名叫阿倍仲麻吕，中文名叫晁衡，与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相互唱和，有非常深厚的诗交。直到公元7世纪，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和草写发明了平假名和片假名，日本才有了自己的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之所以叫“假名”，就是相對“真名”，即汉字而言的。以尚在襁褓中的日本文化，对抗已成熟上千年的中华文化（如《孙子兵法》），岂有不败之理？

白村江之战唐军大胜，开启了日本大规模学习唐朝的大门。从日本舒明天皇于公元630年派遣第一批遣唐使，到公元895年的200多年间，日本共向唐朝派遣14批遣唐使（《中日关系史论》，P75-81），大约平均15年派遣一批。白村江之败给了日本以当头棒喝，为了缓和与唐朝的矛盾，也为进一步学习唐朝的技术与制度（《日本简史》，P32），公元665年至669年，四年之间日本向唐朝派出了两批遣唐使。这在整个遣唐使派遣期间，频度是最高的。遣唐使人员数量从开始时的一两艘船十余人到后来的五六艘船七八百人，跨越各种行业，包括官员、商人、巫师、医师、画师等各行各业的工匠。他们之中的留学生和留学僧会在中国长期学习达20年之久。了解这一点后，对日本近代在西方列强武力胁迫下开国后，对西方文明的始惊、次醉、终狂的学习精神和态度，就很好理解了；同时，日本人“畏威而不怀德”的岛国心态，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暴露无遗。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