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频

大卫·波德维尔或许是中文电影学术界被引介和翻译次数最多的欧美电影理论家之一。这一方面得益于他在电影研究领域巨大的影响力：其与妻子克里斯汀合著的《世界电影史》《电影艺术》等书早已成为电影研究入门级的经典教材；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他横跨众多领域的研究兴趣：其专著不仅涉及法国、日本、苏联等各类国族电影，而且广泛覆盖了从编剧、导演到技术、产业等电影生产的各个环节。与此同时，随着《后理论》《电影诗学》等著作的先后引进，波德维尔作为一名电影理论家的批评观念，尤其是其对所谓“宏大理论”的批评以及“中间层面理论”的主张，也逐渐为中国电影研究学界所熟知。但是早在这两本书出版之前，波德维尔其实已经通过专著的形式对“电影阐释”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反思，并提出了日后将被进一步发展的“电影诗学”观念。作为波德维尔最早的一部关于电影批评和阐释的著作，《构建电影的意义：对电影解读方式的反思》（以下简称《构建电影的意义》）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和引进，也为我们更加全面地把握波德维尔的思想谱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二战过后，电影研究逐渐进入欧美学术世界。随着这一年轻学科的快速发展，电影批评也日益走向了专业化和机制化。而到了《构建电影的意义》出版时的上世纪80年代末期，无论是电影流行杂志还是专业期刊，都深刻地受到了当时盛行的精神分析、意识形态批评、符号学等理论流派的广泛影响，并逐渐走向僵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波德维尔提出了全书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我们是否仍然需要解读电影？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波德维尔首先梳理了“阐释”这一词语和批评行为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历史及意义演变，并在第二到第四章中详细分析了“解析式阐释”和“症候式阐释”这两种阐释机制如何得以成为二战后欧美主流电影研究学科中最具影响力的批评模式。在接下来的第五到第八章中，波德维尔又进一步阐明了不同的阐释方法如何能够构建出各自不同的语义场及相对应的图式，并以此对电影文本做出不同的解读和分析。在波德维尔看来，这种本质上相类似的批评思路并不足以生产出新的知识，而只能不断地陷入自我重复和反复操演，最终仅仅成为其在第九章中所勾勒出的那种日益模式化的修辞策略。在随后的第十章中，波德维尔又以七篇对希区柯克经典作品《精神病患者》的批评研究为例，进一步阐明了不同阐释机制的具体运作和发展趋势。如果说书中之前的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更多的是一种学术层面的思考，那么第九和第十章的内容则将同样吸引着非专业的电影爱好者和普通读者。在这两章中，波德维尔通过生动而又不失敏锐的解读，不仅直观地展示出电影批评的不同面向及其历史脉络，同时也在对比罗列中强化了不同解读方法之间的差异甚至矛盾。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波德维尔最终提出了自己对之前核心问题的解答：即我们应该要摒弃这种以阐释机制为中心的电影解读方法。在他看来，这种解读方式过分依赖理论的生产，同时运用理论的模式也日益单调和重复，无法为我们真正理解电影提供有益且开阔的思路。更重要的是，这种阐释机制以理论演绎为出发点，恰恰忽視了电影这一研究对象自身的媒介特性以及观众特定的观影经验，因而背离了我们欣赏与解读电影的初衷。在这种情况下，波德维尔最后提出了一种与之相反的“历史诗学”的解读方式：一方面以观众实际的认知经验为出发点，重新回到电影的形式及风格分析；另一方面则需要不断地重返电影文本具体的历史语境，并分析其对电影面貌的形塑作用和影响。在波德维尔看来，只有从这两个方面重建电影解读的思考路径，电影学科才有可能真正打开新的研究局面。波德维尔对于欧美电影学科“宏大理论”的批判无疑是准确且具有说服力的，但是他对于电影形式风格的过度强调同样遭到了一些质疑，甚至被称为“新形式主义”：即仅仅关注电影文本的形式内容及其组合，却忽略了隐含在这背后的文化内涵以及可能的意识形态运作。除此之外，尽管波德维尔同时也注重对文本历史语境的梳理和考量，但他仍然存在着将电影经验普遍化的倾向。例如在电影发明之初，对于欧美早期电影观众而言，电影显然是一个独具吸引力的、新奇的视听媒介。但是对于众多非欧美国家而言，电影技术从一开始就带有深刻的殖民印记，当地观众对于电影形式风格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文化意义上的解读。因此，是否可以主张一个跨文化、跨历史、普遍化的电影认知经验，显然是波德维尔理论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当然，这些质疑同样也不能抹杀波德维尔《构建电影的意义》一书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其中对于理论僵化的反思和批评，实际上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二战之后欧美整个人文学科研究的普遍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反思在当前的数字媒体时代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随着电影本体论危机的加深，电影研究学科已经开始重新审视电影理论和电影解读的可能性。当传统的电影定义在数字时代已经无可避免地失去了自身的立足点之后，我们应该呼唤一种怎样的电影理论，或者如何可能进行新的电影解读呢？与此同时，对于八十年代末以来“爆炸式”地接受西方理论的中国电影研究而言，如何辩证地看待西方不同的理论流派及其观点，如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脉络、并重新构建自身的理论发展历史，也是一个需要并行思考的重要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波德维尔《构建电影的意义》一书的再度翻译和引入，或许正可以为我们重新打开电影理论的思考提供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新出发点。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专业博士候选人，《构建电影的意义：对电影解读方式的反思》一书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