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国

尚永亮是中国古代贬谪文学研究的开创者，其《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文津出版社1993版）、《贬谪文学和贬谪文化——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版下文简称《贬谪》）、《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版）等系列论著已成为该领域的奠基之作。这些成果凝聚着一套研究范式，其基本路径为：通过文献考证辨析贬谪事件，梳理文人贬谪历程；基于文本以意逆志，理解文人心态，探寻生命情感体验；运用文艺心理学和形式批评分析文学创作，发现美学新变。三者融汇，得以窥探唐代精英文人如何以文学的方式执著理想的追求，超越生命的悲剧，使民族的心灵史更为斑斓绚丽，并可由此旁涉制度与文化等多个维度。这套范式的有效性已获得学界的充分肯定，循此理路，尚先生大可轻车熟路，顺流而下，全面研究宋元明清历代的贬谪文学与贬谪文化，成果之丰硕、效率之便捷可以想见。但是，无论对他个人的学术事业还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整体而言，那只是学术“量”的增长，而缺乏“质”的突破。这也是当下大多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尴尬，更是学界的困境。因此，作者毅然舍弃自己熟悉的范式，知难而上，返本溯源，从发生学视阈研究贬谪文学的文化之根——上古弃逐文化与弃逐文学，遂有现在这本《弃逐与回归——上古弃逐文学的文化学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版，下文简称《弃逐》）。它既是作者学术突破的尝试，也是对学界困境的成功突围之一。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弃逐》具有史诗的品格。所谓学术著作的史诗品格，大致应该呈现这样一些特点：所研究的对象范围涵跨较宏阔的纵向历史时段，并能揭示各历史阶段或环节的逻辑关联；所运用的理论方法体现较多元的横向学术视野，并有自己的“理论”创获；所阐发的学术见解超越本研究对象甚至研究领域，能提供新的普适知识。具体到《弃逐》，其史诗品格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贬谪前史的构建、从理论运用到理论创造、从感性心灵史到理性思想史。

贬谪前史的构建

如尚先生在《弃逐》“后记”中所言，欲掘进唐宋以降贬谪文学研究的深度，必须将研究视野前移，通过寻觅其文化原型和集体无意识的形成及衍化，才能把握更关键、更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而在《贬谪》“自序”中他曾指出中国贬谪文学的开端在屈原那里，其鼎盛期则在唐宋两代。那么，仅仅从屈原开始，仍是就贬谪论贬谪，不足以直探贬谪文学的文化深层内核。因此，研究视野必须进一步前移至屈原之前。

《弃逐》从蒙昧时期的神话传说入手，审视英雄型弃子后稷之故事，归纳出中国弃逐文化的母题——“弃逐与回归”的深层结构模式；再以虞舜、宜臼、重耳为例，探讨文明初期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忠孝型弃子，发现中国弃逐文化的伦理内涵和文化史意义；通过对《诗经》弃逐诗和《离骚》美人之喻的重新考释，描绘出基于家国同构的，由弃子、弃妇而逐臣的弃逐文化之文学表达历程；进而由屈原、贾生之贬逐，揭示出中国弃逐文化“回归”主题的嬗变深化，以及屈贾“执著与超越”精神模式的典范意义；最后以伯奇故事在汉晋时期的演变为个案，考论弃逐文化原型在新历史阶段所发生的文学变奏。这番追溯构成了一部宏大的贬谪前史。

贬谪前史的探索为研究后世贬谪文学解脱了伦理的逻辑尴尬。弃逐与贬谪的区别，不仅在于语词的历史变迁，更标识着作为发生学意义的前者对制度化的后者之本质规范。制度性的贬谪作为官僚体系内的惩罚机制，具有必然合理的成分。在前期的唐代贬谪文学研究中，尚先生不得不从理论上设计出“正向贬谪”和“负向贬谪”的分类，以“负向贬谪”来确立贬谪文学研究的伦理合法性。但是，所谓“正向、负向”又往往具有较为主观的色彩。以元和贬谪士人之突出代表刘禹锡、柳宗元为例，通过《新唐书》本传及《资治通鉴》的相关内容可知，欧阳修、司马光等北宋文人绝不认为刘、柳二人之贬属于“负向贬谪”，这种认识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颇有代表性。正负向的不确定性就会导致论述“执着意识”与“超越精神”的逻辑尴尬，因此，分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当研究视野回溯至上古之弃逐文学，此难题方迎刃而解。经过《弃逐》全面深入的辨析，无论是故事形态的英雄型弃子后稷、忠孝型弃子虞舜，还是历史真实的伯奇、宜臼、申生、重耳，无论是《诗经》中的不知名的弃妇、逐臣，还是作为贬谪始祖的屈原、贾生，无论是在家庭层面还是国族层面，他们的伦理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遭遇和悲剧正建立在此伦理合法性基础之上。由上古弃逐文学所凝构成的文化心理原型和集体无意识，由此而蒙上了先验的伦理光环，不断刺激着后世历代的贬谪文人，回响不绝，历久弥新，超越了基于不同价值取向的贬谪之因果关系，具有普遍而永恒的价值。《新唐书》的作者们虽不同情刘、柳之贬，却敏锐地指出了上古原型对于二人的深刻影响，充分说明了这种普遍永恒价值的效应。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涵跨较长历史时段的著作很多，其中不少徒具史之形，缺乏史之实，各历史环节的知识仍处于碎片化的罗列，没能建立必要的逻辑联系。《弃逐》各章节之间有着严密的逻辑关联，体现了史诗般的绵密质感。从神话学视角的英雄型弃子到伦理学视角的忠孝型弃子，外在的视角变换，内在的逻辑正是文明的演进，历史与逻辑在此完美统一。从后稷到虞舜再到周代诸弃子废后，历史的时间延展之下，潜藏着文本形态由传说—传说与历史杂糅—历史的演化。以《诗经》弃逐诗的考释为中心，既勾连起宜臼、申后的经典历史案例，又展示了弃子、弃妇、逐臣与父子、夫妇、君臣由家而国的逻辑模式如何初步在经典文本中得到文学印证。第四章《弃逐诗的内在关联及其发展演化》尤为突出。《离骚》的美人象喻与《诗经》弃妇诗的关系以及它们与三纲的同构，本是古老的议题，然而此章却在上古弃逐文学发展的视野之下，基于文化学视角，重构了中国两大文学元典之间的动态历史脉络，令人拍案叫绝。重新审视屈贾弃逐文学，又揭示了精英文人对《诗经》模式的思想深化和意识超越，上古弃逐文化的文学表达历程就此完成。

有些具有史诗样态的学术著作，其逻辑架构往往是预先设定的，容易导致一种材料填充式的空疏论述。《弃逐》的逻辑绵密则完全建立在若干异常精致的微观个案研究基础之上，这些精心选择的个案一旦串联起来，浑然天成地构筑起严整的历史与逻辑序列。正因为微觀个案研究的深耕，作者对《诗经》中《小弁》《白华》《四月》诸作及弃妇诗之考辨解析，对《离骚》悲怨情怀与美人象喻文化内蕴之阐幽发微，新意迭出，令人目不暇接。

从理论运用到理论创造

不可否认，国内的古代文学研究，固然有积淀深厚的优势，也伴生了些许保守的气息。新的理论、新的研究方法进入该领域，往往会受到一些质疑非议。尚先生心态开放，乐于尝试，比如运用传播接受理论的著作《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版）、《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版）等就是代表。在《弃逐》一书中，研究对象形态的浑沌和复杂决定了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多样化。对后稷之弃的研究，涉及神话学、文化人类学、原型批评等多种理论和方法，并具有跨文化比较的视野。对虞舜及后世弃子、弃妇、逐臣的研究，既有历史学的史实辩证，又有伦理学、政治学、心理学、哲学、文艺学诸学科理论的综合运用，同时还适度使用了社会学中计量分析的方法。最后一章所讨论的已非上古，而是贬谪文学的发展期，即汉晋时段，但作者以传播接受的理论视角来考察上古弃逐事件在此时期的文本嬗变，遂有继往开来之气度神韵。

也有人认为，国内学界近三十多年并不保守，相反，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纷纷登场试验，热闹有余，披沙拣金，真正的经典不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人皆运用理论，但能创获理论者罕有。过于强调理论的工具性，思辨能力和创造意识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提升。把理论简单化为方法的运用，掩盖了自身的思维惰性。《弃逐》的学术突破，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作者对自己的挑战。尚先生本有诗人的情怀，对元和贬谪文人的生命体验独具理解之同情，前期的研究范式与其性情特别契合。在《弃逐》一书中，诗人之初心未变，但研究的理论色彩和思辨力度空前强化，不仅理论的运用多元，理论的创造更有价值。而诸如对周代弃子史事的考辨及与《诗经》文本的诗史互证，也是对自己思维惯性的自觉疏离。《弃逐》对“弃逐—回归”模式的发见，是其最大的理论创造，对这一模式的政治、伦理、文化、心理等维度的深入分析，是其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最终形成了一套能够有效阐释中国贬谪文学与贬谪文化的基本体系，并能促使人们从哲学层面反思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悲剧。

从感性心灵史到理性思想史

无论弃逐还是贬谪，都是将个体从群体或体制中抛离，被抛离者固然面临本能的身心安全焦虑与恐惧，但也未尝不是一个获得人格完全独立和自由的绝佳契机。尤其是作为文化精英的知识分子，可以借机反思体制对个体的伤害，而得以思想觉悟，摆脱体制的桎梏。然而《弃逐》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弃逐与回归”的原型牢笼无遗，对回归的渴望使被放逐者永远无法冲决家国一体的温柔陷阱。群体和体制带给他们安全与慰藉，同时还有服从与驯化。

上文曾提到，在前期的贬谪文学研究中，作者以诗人之心对贬谪文人的悲剧性生命体验有理解之同情，对他们文学创作所作的美学分析，也皴染了浓丽的悲情，从而使民族心灵史更为斑斓炫丽。《弃逐》因其理論色彩和思辨力度的强化，沟通了文学史与思想史，富于启迪。作者对《离骚》“美人”象喻的重释，总结出：从屈原开始，“家之弃妇”与“国之逐臣”间的结合由隐微转向明朗，由浮泛转向真切，由局部转向整体，由随意转向自觉，遂产生了典型的范式意义。作者置这一分析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架构之中，具有巨大的理性力量，让人在感叹屈原的悲剧和艺术创造力的同时，不得不陷入沉思：屈原的自觉创造也标示着精英文人的自我人格矮化，这种自我矮化既是文化原型的逻辑衍生，也离不开精英文人主动的合谋参与。作为中国文化轴心时代最具个性的典范作家，屈原的选择应被视为思想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附庸型人格因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而凝固。

弃子、弃妇、逐臣的异体同构源于家国一体的政治文化形态，以及专制态势的逐步强化，《弃逐》对此作了精深的探讨，亦有鲜明的批判。弃逐和贬谪就是专制文化和体制对正义者的伤害，贬谪文学也可视作对专制的控诉，因而具有思想史的价值。然而，《弃逐》通过理性的分析指出，无论是屈原深沉博大的执著，还是贾谊转向自我生命悲情的超越，都无法抗拒“回归”的终极诱惑和渴望。“弃逐与回归”的原型结构，实际上隐喻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专制体制的永恒关系，成为他们生存悲剧的源头。对回归的终极企盼，尚先生善意地解释为人类寻求安全的自我保护本能，但他同时暗示我们：逃避孤独，也就是逃避自由。在《弃逐》所归纳的“弃逐—回归”原型母题中，本还有“救助”一环。唯有“自救”方能拯救自我生存的悲剧，在专制体制之下，“自我放逐”，也就是与体制彻底割裂，是精英文人重获自由的唯一途径。并非弃逐者的陶渊明自觉选择了这条道路，七百年后，身为弃逐者的苏轼重新发现了陶渊明的魅力。然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允许他们这样“自我放逐”吗？

（作者系三峡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