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英建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西安 710061）

0 引言

建国之初，我国的税收制度并不健全。从1950年开始，我国的税收制度开始了全面建设，至今已经完成了四次重大的改革，有效地促进了课税方法的立法化，并确立了税收制度在财政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经过这四次重大税改，改善了原有的税收制度单一的境况，形成了中央税、地方税与共享税的税收结构，逐步发展消费税，并通过改革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强化了税收政策的产业调节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这种调节作用，国家一般会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需求而采取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就目前我国的区域税收政策来说，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是政府往往通过区域税收优惠政策来招商引资，缩小各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而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十分不足，导致资金在区域间不能合理流动；其次就是产业优惠政策不突出，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影响生产力的合理布局，造成产业趋同，丧失比较利益；再次是优惠政策对象缺少针对性，没有根据企业污染程度、行业类型、资本投入、利润水平等因素进行企业的筛选，使得一些粗放类、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同样享受到优惠政策扶持；最后在区域税收政策上缺乏一定的规范性和统一性，从而抑制了税收政策更好地的发挥经济调节作用。

为了更好地考察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对国民经济增长的真实效应，以便为改革我国现有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不足提供理论依据，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然而，目前对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由于采用不同的模型和分析方法所得到的结论也不同。有学者认为税收增长阻碍了经济增长，东部地区无论是总体税负还是流转税负，均对经济发展产生负效应[1]，税收负担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影响，或者说抑制经济的进一步增长[2-5]。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税收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经济增长对税收有显著正向拉动效应[6-9]。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在某一条件下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而当条件不满足时就表现为相互阻碍[10-12]。对此，本文特通过建立面板模型，考察我国财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真实效应。

1 模型构建、样本选取和变量描述

1.1 模型构建

面板数据（Panel Data）是指多个经济个体的变量在不同时点上的取值，包含横截面、时间和指标三维信息。面板数据能够更加真实地构造和检验个体行为。本文以Solow模型对经济增长的解释为基础，认为技术进步、资本供给和劳动供给是税收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因此设定模型如下：

其中，Y表示经济发展水平；K和L为控制变量，分别指资本存量和劳动力人数；TTC表示流转税类税收收入；ITC表示所得税类税收收入；PTC表示财产税类税收收入；RTC表示资源税类税收收入；ATC表示行为税类税收收入；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

除此之外，还需要对面板数据模型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进行辨别。当随机扰动项与所有解释变量均不相关,则应选取随机效应模型；当随机扰动项与某个解释变量相关,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识别，最常用的检验方法是豪斯曼（Hausman）检验。

1.2 样本选取和变量描述

本文以1996—2016年我国29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将这29个省市分成东、中、西三大区域，以进行区域研究分析。将流转税类（TTC）、所得税类（ITC）、财产税类（PTC）、资源税类（RTC）和行为税类（ATC）这五大税类代表我国当前的税收制度,并根据上述五大税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区域分析。经济的发展水平使用生产总值来表示；资本积累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来表示；劳动力供应情况用各年就业人数来表示。考虑到价格水平的变动,对除各年就业人数外的其他数据都以1994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数据进行了处理。同时对每个变量取对数，以避免数据异方差性对回归结果的干扰。

2 实证分析

2.1 协方差分析

本文使用EVIEWS6.0软件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在回归分析之前,需要确定是采用不变系数模型、变系数模型还是变截距模型，即需要检验截距项和系数是否随个体和时间而变化。本文使用协方差分析法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模型设定形式进行了检验,以确定模型的正确设定形式。模型检验假设如下：

假设H1：β1=β2=…=βn

假设H2：β1=β2=…=βn,α1=α2=…=αn

为了观测假设的成立情况。在检验假设H2时,构造如下F检验统计量：

判定准则如下：若F2的值小于给定显著性水平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拒绝假设H2,即应选择不变系数模型。如果统计量F2的值不小于给定显著性水平下的相应临界值,则还要使用F1进一步检验假设H1。若F1的值小于给定显著性水平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拒绝假设H1,选择变截距模型。反之,就选择变系数模型。根据上述标准，对式（1）进行协方差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全国及三大区域样本模型设定的协方差分析检验

表1的检验结果显示，各样本的F2均大于临界值，拒绝原假设H2，进一步检验假设H1。由统计量F1的值可知,统计量F1小于给定显著水平下的相应临界值,则表示拒绝原假设H1,应选择变截距模型。除此之外，由于研究的对象选取的是固定的29个省（市、自治区），因此将个体异质性特征的假定为固定效应更为合适,综上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2.2 回归结果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实证研究采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使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的估计,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四个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的值都很高，表明回归方程对样本点的拟合程度很高。F值都很大，表明四个模型的方程显著性比较高。D.W.的值都接近2，表明四个模型不存在一阶的序列相关问题。可见，四个模型的解释变量都可以较好地说明被解释变量的变化情况。同时，不同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和t-统计量的值不同，表明在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资本、劳动和五大税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是不同的，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具体来说，资本能够显著促进全国及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但促进作用的力度并不相同,其在四个方程中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1703、0.2254、0.2978和0.4740，且t值都很显著，表明其影响从东、中、西逐次显著递增。相比之下，劳动力在四个方程中的回归系数较小，t值也都不显著，表明其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作用,特别是对全国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有着一定程度的负效应。

流转税在全国和中部、西部地区的回归方程里，回归系数分别为0.0938、0.2761和0.3080，且具有显著的t统计值，表明流转税促进了上述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且其影响大小依次增加；而在东部地区的方程里，回归系数为负值且不显著。所得税只在中部地区的回归方程里显著且具有促进作用，其回归系数为0.0531，t值也显著。财产税在东部和全国、西部地区的回归方程里，回归系数分别为-0.0647、-0.0811和-0.1536，且具有显著的t统计值，表明财产税阻碍了上述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且经济发展越落后，其影响程度越高。资源税只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回归方程里，具有显著的t值，分别为-1.1591和0.0813，表明其对全国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总体上有着并不显著的作用。但对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对西部地区却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行为税在只在全国和中部地区的回归方程里，具有显著的t值，分别为3.0164和1.6688，且回归系数分别为0.0171和0.0198，表明其对全国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总体上有着显著的作用。但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2.3 原因分析

流转税类税收收入相对规模的增加对全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较为显著。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都经过了以流转税为中心向所得税为中心的过渡。这种转换表明流转税对经济发展的正向推动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弱。因此，流转税较为显著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对东部却有着不显著的负面影响。

所得税的区域差异效应主要是因为我国企业所得税实行的是按企业总部缴纳的原则。相比之下，我国多数企业的总部集中在经济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这造成了中西部的税收来源向东部转移。同时所得税税负的减少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随着产业转移的进程加速以及东部地区日益上升的生产要素成本，中西部地区凭借日益提高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了大批产业的入驻。

财产税的区域差异效应是因为大部分居民的财富积累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增加，可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总体财富水平仍然偏低。增加财产税类的征收势必会削弱居民创造和积累财富的倾向，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资源税的区域差异效应，主要是由于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其地方财政收入会随着资源税类的收入规模扩大而增加,从而有效地促进经济水平的提高。但是东部地区相比之下自然资源比较匮乏,较高的税负还会给企业带来过大的经济负担,打击资源密集型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这必然会给东部的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影响。

行为税的区域差异效应，原因主要在于行为税类中大部分属于地方税种,政府出于对增加财政收入以及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必定会加大对行为税类的管理和征收。因此会大力扶持与地方税相关的企业,这就突显了行为税类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从区域分析角度出发，行为税类收入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相比于东部地区较弱。这是因为东部地区财政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地方政府为了协调经济发展，一般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即适当地放缓税收，以便减轻企业的纳税负担来促进经济发展,因此东部地区会更大限度地得益于行为税类税收。但是西部地区本身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往往使用税收工具作为财政收入来源，即对企业征收较重的税,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西部地区企业以及其整体经济的发展。

3 结论

根据前文的实证分析，财税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存在正向效应，不同税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并不相同：（1）流转税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随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甚至变成负效应；（2）所得税只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财产税阻碍了东部和全国、西部三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且经济发展越落后，其影响程度越高；（4）资源税对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对西部地区却有显著的促进作用；（5）行为税对全国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总体上有着显著的作用，但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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