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

梁金生69岁了，老北京人，整日骑着自行车进出故宫，同事叫他“大内总管”。他在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放大镜比脸还大，对着几本古籍缓慢移动。古籍卷了边，黄纸上用毛笔写了些数字。他的工作就是数数，故宫180多万件文物，是他一个一个数出来的，用了7年。“数清楚了，对得起前人，对后人也是个交代，”不光是数，还得核对尺寸、重量、时代、级别……文物都有编号，像人的身份证，“编号能反映它流传的过程。”

溥仪出宫后的第二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第一个编号取的《千字文》。后来又添上南迁时期的号、日伪时期的号，等到了梁金生手里，号签贴得有的落款都看不见了。梁金生得查明白。这么几经周折，梁金生却不着急。“我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

紫禁城墙厚近10米，气温总比外面低个三五摄氏度，花开得也比外面晚一点。墙里的人不急不躁。“故宫一直四平八稳的。”梁金生说。他这一辈子，和他祖上的几辈子，都是这样“四平八稳”的。

文物南迁

梁家的命运与故宫文物的命运紧密相连。在整个押运国宝的过程中，梁家陆续迎来了几个孩子的出生。

大哥出生于四川峨眉，父亲梁匡忠为其取名梁峨生；大姐在乐山出生，乐山古时叫嘉定府，所以叫梁嘉生；梁金生是老三，生在金陵南京；还有个妹妹也生在南京，索性取了梁宁生；最小的弟弟在北京出生，叫梁燕生。“十多年，文物走到哪儿，我们一家就跟到哪儿。”梁金兄弟姐妹的名字，就是文物流转轨迹。

1933年2月5日，几十辆板车从神武门出发，直奔火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