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升级的特征、度量与发展

2018-04-09黄隽，李冀恺

中国流通经济 2018年4期

黄　隽，李　冀　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市100872）

消费既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更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目的和归宿，其状况的优劣直接反映社会发展境况及人们生活水平。学术界对消费的研究从未间断，纵观已有研究成果，可将其分为消费需求总量、消费需求层次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等内容。

需求总量研究是消费理论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其理论基础包括从初期的绝对收入假说、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到包含理性预期的随机游走假说，再到目前以心理特征为对象的消费行为假说，分别从收入水平、生命成本、流动性约束、心理预期等视角剖析了消费需求总量的变动规律，为解释消费现象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消费需求层次变动主要体现为消费内容的不断上台阶，无论马克思、列宁或马斯洛，均阐述了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需求层次上升是人们消费需求发展的普遍规律。有关消费刺激经济的研究，本质上是对消费是否以及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开展的讨论。从早期重商主义及古典经济学家普遍持节俭观点，主张抑制消费推崇投资，到以凯恩斯为代表的需求管理理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再到供需均衡理论，目前学者普遍认为消费需求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2014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消费连续4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2016年消费贡献率更是高达64.60%，为近年来的峰值。居民消费升级已成为我国新时代经济结构调整、提质增效的关键因素。

一、消费升级的特征

消费升级最明显的特征是消费内容的优化。学者一般以消费结构在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下遵循着“生存—发展—享受”或“物质—服务”的演变路径来对内容优化进行分析。从供给端看，供给能力和结构是制约内容升级的核心，供给不仅为需求的实现提供物质保障，还对消费结构产生引导作用。从需求端看，内容的升级受制于“人的需要”，其无限发展性和丰富多样性等特点为消费内容升级的多维度提供了可能。正是供给端与需求端互相促进，造就了消费内容的多样性，也促使消费升级在遵循“人的需要”更迭规律下，因受供给能力、收入水平等约束而呈现出时代特征。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逐年缩小是当前消费结构变动的一大特征。城乡消费环境和收入差异是导致城乡消费差距的主因，农村商品流通成本偏高、收入偏低、消费信贷体系不完善均抑制了农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等有序开展，家电、汽车下乡等惠农政策稳健施行以及网络购物在农村市场的逐渐普及，农村消费环境得到改善。城镇化也是改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转变农村消费习惯和观念的过程。近年来，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速快于城镇，我国城乡消费水平之比已从2001年的3.6降至2016年的2.72。①

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其消费内容均呈现出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升级的态势，即在消费物价指数权重占比较高的食品衣着等生存型消费方面的比重下降，而交通通信、文娱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占比稳步上升，②具体结果参见表1和表2。

就生存型消费而言，农村食品类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下降幅度超过城镇。以恩格尔系数衡量，我国城乡居民均已迈入富裕阶段（该阶段食品类支出占比30%～40%）。享受型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舒适、快乐等享受而进行的消费，如旅游休闲和文化娱乐等精神消费。最近几年，城镇居民尤其是经济发达的一二线城市居民的享受消费比例一直保持较高水平，而农村居民则有明显改善。发展型消费是人们为了寻求更高、更远的发展而产生的消费需求，如教育和健康消费。目前我国城镇及农村居民发展型消费占比均稳步提升。而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出现优化升级的同时，两者之间结构上的差距也正逐步缩小。

从“物质—服务”升级视角进行研究，消费内容优化同样明显。囿于数据可得性，我们将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文教娱乐这三部分的支出总和作为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支出，③2013—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支出分别从5 442.22元升至7 442.3元、从2 297.7元增长到3359.4元，农村居民的增速快于城镇。在居民服务型消费支出显著提高的同时，其增长速度也明显快于商品消费。以北京市为例，2016年服务型消费已经占到消费总额的45%左右，其增速高于商品消费3.5个百分点。④伴随着电影、旅游等传统消费热点的持续及“互联网+服务”新型消费热点在网上订餐、购票、约车、教育培训、二手货、小时工等各层面的涌现，个性化和定制化等品质消费已经成为消费升级的另一大特征。

表1　2013—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 %

表2　2013—2016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约4亿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是推动商品消费转向服务型消费的中坚力量，说明我国人口结构梯度特征是服务型消费热点种类的核心影响因素。目前我国所经历的1949—1957年、1962—1970年和1981—1990年3次出生高峰，构成了当前老中青三大消费主体，因各自生理特征诱发出不同消费需求。随着1950年后出生群体逐渐步入老年，养老医疗、家庭服务等消费需求逐渐旺盛；1960年后出生的群体也因子女外出逐渐步入空巢期，相应推动了医疗保健、休闲旅游需求的增长；而1980年后出生群体作为新兴消费主力，带动了我国文化娱乐、网络消费等服务消费的增长。

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及服务型消费热点的不断涌现，强化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消费作为需要的最终调节者，通过促进经济结构变迁和诱发技术进步而促进经济增长。克拉克[1]明确指出消费结构能影响产业结构，相关研究也表明消费结构升级是推动我国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而服务型消费需求的增加更是推动产业结构变动的根本原因。[2]此外，众多研究表明消费具有惰性和刚性，相较于投资和净出口而言更稳定，一般不会出现大幅度变化。[3]近年来在投资效率逐年递减、出口不畅的大环境下，消费总量始终平稳增长，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二、消费升级的度量

对于消费升级的界定和度量存在着争议。较为常见的是将消费内容划分为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型三大类，并以发展型和享受型占总消费支出比例的提升作为消费（结构）升级的表现。有学者基于恩格尔系数，提出了一系列新型恩格尔系数指标，如“新恩格尔系数”——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消费总额的比重[4]，“发展系数”——采用医疗、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5]，对消费升级进行描述。还有一些学者根据自身研究目的，对消费升级采取不同划定方式，俞剑、方福前[6]将家庭消费工业品和农产品、服务品与工业品的支出比例作为消费结构升级的核心变量，用以解释消费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魏勇、杨孟禹[7]则通过使用2003—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将居民八大类支出按平均需求收入弹性为界，以高档品支出总量的变动作为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的替代变量，分析居民收入结构和社会保障对城镇消费升级的影响。由于研究的角度和目的不同，所以消费升级的测算方法存在着差异。本文借鉴以往研究，通过对消费升级度量方法的探讨，体现此轮消费升级的特征。

消费升级的核心是以消费结构优化为代表的消费内容的变动。一是表现为消费对象的选取从一般商品逐渐转向高层次商品或服务；二是表现为不同项目支出占比此消彼长。综合两方面考虑，若能在消费结构的研究中突出高层次消费支出占比的变动，便能较好解决消费升级的度量问题。本文使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中收入需求弹性的计算结果，将居民消费结构中的支出项目划分为一般商品和高层次商品，并以高层次商品和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比的变动情况作为居民消费升级的度量指标。

ELES模型是基于斯通[8]所提出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LES）做了两点改进，一是以收入代替总支出，二是以边际消费倾向代替边际预算比。该模型可将消费分为维持居民生存和与可支配收入相关的需求，优势在于能在未知价格参数条件下，得到居民的基本支出额和需求收入弹性。其计量模型为：

其中，ai、bi为待估计参数，εi为随机扰动项，ci为第i种商品的总支出，y为居民可支配收入。根据定义可得需求收入弹性计算公式：

其中，xi为第i种商品实际需求，pi为其价格，EMi大于1的商品为高层次商品。

自2013年起，国家统计局对分城镇和乡村进行的住户调查施行了一体化改革，使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数据更加规范、可比，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在居民居住消费支出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统计中，新增居民自有住房虚拟租金一项。为剔除其对消费支出结构变动的影响，并体现近年来居民对各类商品和服务的偏好，本文采用《中国住户调查年鉴》（2014—2017年）所公布的全国居民分地区消费支出数据，计算相应参数的估计值及各项支出的需求收入弹性（参见表3）。

根据表4结果，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及医疗保健项目三类项目收入弹性均大于1，属于高层次需求，我们将其在总支出中占比变动情况作为消费升级的变化趋势。此种划分方式所得结果既突出了当前居民对服务型消费需求偏好的特征，也符合学界根据需求层次理论对升级的界定。计算结果见表5，可以从中看出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升级态势明显。

表3　ELES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表4　居民各项消费需求收入弹性

三、中国消费升级的潜在问题

一方面，根据上述测算，2016年我国高层次商品和服务支出占比为32.5%，较2013年提升了近3个百分点，消费升级趋势显著。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平等、供需错配、居民负债高等问题，将制约和影响消费升级的持续性。

已有文献表明收入分配不均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原因[9-10]。在平均消费倾向不发生结构性突变的情况下，居民消费率低与其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值偏低有关。通过表6可知，我国居民消费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存在显著正相关，且自2004年起二者之间的差距始终维持在5个百分点左右。

分配制度是造成当前可支配收入占GDP比值偏低的主要原因，从表7可知，无论是基于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我国居民部门所得占比相较于早期仍处于低位，均未有明显提升。通过比较两次分配情况可见，在初次分配中出现向企业部门倾斜的趋势，居民部门初次分配占比明显下降，而在再分配中政府占有份额相较初次所得提升明显，居民份额却变化不大。可以说，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格局导致了居民收入分配比重偏低。

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均同样影响着消费。陈斌开[10]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平均消费倾向随收入的提高而降低是收入差距造成居民消费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表5　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比%

表6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与消费率%

表7　我国两次收入分配情况（2000—2015年）⑤%

我国消费率近年来虽略有回升，2016年为39.21%，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低于亚洲平均水平（亚洲均值约为50%）。正如臧旭恒[11]所言，目前我国消费市场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消费贡献率近年来屡创新高，而另一方面消费率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在消费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最近几年投资放缓、出口负增长是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上升的原因之一，一旦这两项需求回暖，将会影响消费的贡献率。2017年我国消费贡献率便因外贸回稳向好而下降为58.8%，较2016年低了近6个百分点。为此，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需从提高居民消费率着手，而居民收入分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供需错配是消费升级过程中面临的另一问题。供给能力和结构是制约内容升级的核心，其不仅为需求的实现提供物资保障，还对消费结构产生引导作用，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不匹配必然会影响消费升级的持续。当前我国消费市场低质、低端产品的供给过剩与高质、高端产品的需求旺盛之间的矛盾，促生了居民海购热潮，导致消费外流。世界旅游组织（UNWTO）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消费者境外消费额近年来持续增长，2016年跨境消费总额约2 610亿美元，同比增长12%，海淘用户约为0.41亿，比上年增长了78.3%。

在此次消费升级中，服务型消费需求旺盛，但是服务领域供给短缺却是我国消费市场一大软肋。当前，医疗、教育等服务产业中门槛过高、审批烦琐、地位歧视等问题，抑制了民间投资意愿，致使服务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明显，2016年增速仅为2%，连续两年低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2]国人对海外服务需求的上升反映了我国服务业供给不足的现实，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08—2016年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年均增速超过15%，2016年我国留学人数已超54.45万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及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人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占总人口比重将提升到17.8%左右，其中独居和空巢老年人更将增至1.18亿人左右，⑥同时婴幼儿也将在2017—2018年形成出生小高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必将加大居民对服务业尤其是养老、医疗、幼儿教育等服务的需求。

最近十年，我国居民负债增长过快同样值得关注。无论是迪南（Dynan）[13]针对次贷危机后美国居民消费下降的研究，还是许桂华[14]关于家庭债务波动对居民敏感性的研究，均认为居民负债率过高会导致消费下降。当前去杠杆的重点一直在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对于居民部门，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居民杠杆率（居民负债总额与GDP的比值）较美日高达70%以上的数值还存在广阔的加杠杆空间。但是深入研究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居民杠杆率近年来上升过快，从2007年的18.74%上升到2017年的48.97%（参见表8），短短十年间提高了30个百分点，增长速度惊人。

如前所述，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因分配制度而明显低于人均GDP水平，相关杠杆率很可能低估我国居民部门的债务风险，故使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与可支配收入比值）数据进行描述（参见表9），可知我国居民债务收入比在2017年已高达112.18%，居民债务总额已超可支配收入，如再考虑民间借贷，该值还会有更大的上升幅度，由此可见我国居民债务可承受空间问题值得关注和警惕。

表8　2007—2017年我国居民杠杆率变动情况

表9　2007—2017年居民债务收入比变动情况

此外，作为居民偿还债务保证的居民储蓄可能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由表10可知，来自于政府和企业两部门储蓄的贡献率超过居民部门。

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房价的过快上涨会导致居民负债率攀升，这不仅可能影响中国居民消费升级的可持续性，甚至危及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

四、中国消费升级的发展

推进消费升级需要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时发力，以稳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对中国消费升级的未来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深化市场化改革，填补服务型供给缺口，促进中高端消费回流

在供给侧，关键是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供需之间的错配是造成中国消费市场外流现象严重的主要原因。目前在中国商品质量监管体系逐步完善、“国民品牌”和“工匠精神”理念普及、口岸进境免税店数量增加、进口关税降低等措施影响下，我国消费回流已初见成效，⑧但政府仍需理顺流通体制，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消费市场的市场化改革。

针对中高端消费市场外流严重问题，应通过市场和政策双向引导，促进产品侧改革升级，开发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满足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首先，充分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市场化改革能消除行政垄断与寻租空间，为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创新领域。其次，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利用科技创新增加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含量，让消费更加便捷和优质。倒逼企业提高生产标准，改进生产技术，满足和引导消费升级过程中居民对品质商品与服务的追求。通过设立多层次税收优惠政策和创新性人才奖赏机制，激发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创新积极性；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建设，严厉打击各种侵权违法活动，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创新信心；通过顶层设计，推动企业产品标准与国际接轨，对内外同销日用消费品实行“同线同标同质”生产；通过推广“国家品牌计划”，在全国各行业内选取一批代表性龙头企业，全面提升企业品牌意识，并支持其打造成国际品牌，最终吸引境外消费资金回流。

我国服务领域存在大量的事前审批和行政垄断，阻碍了社会资本的进入和高效服务的供给。为有效缓解供需矛盾，需深化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推动政府简政放权，以打破行业垄断，激发市场活力，提高市场供给效率和供给数量，填补供给短缺。以养老领域为例，首先应降低养老市场准入门槛，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养老服务设施的审批时限，吸引民间私人资本及海外资本进入养老市场，激发市场活力，提高市场供给质量。其次应加快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创新社会资本与公办机构的合作模式，鼓励向公办养老机构注入新活力，创造新供给。最后应制定设施布局规划，引导养老资源进行整合，使其规模化、专业化发展，以此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服务质量，减少供需矛盾。

表10　2000—2015年部门储蓄率⑦%

（二）改革收入分配，严控居民负债，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受人口红利减少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影响，我国净出口和投资增速必将放缓，而人口市民化过程的提速将释放更多消费潜能，可预见近期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将会增强。

在需求侧，最关键的是增加居民收入。我们需要警惕由居民收入问题而导致的消费率不足，应从居民收入水平的绝对量和相对量着手，提高居民消费能力。首先，要从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出发，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根本，在刺激居民需求不断优化升级的同时，重视技术创新投资，以此带动产值提升进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让百姓充分享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红利；建立工资增长与物价、经济增速的联动机制，调控整体工资水平。其次，在通过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以改善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在再分配中通过建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房产税等个人财产税为辅助的税收调节机制，缩小部门内收入差距。再次，重视广阔的农村市场和农民工群体，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目前农民工已迎来生命周期的消费高峰，⑨应尽快促进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加快培育和发展更具开放性和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稳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确保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及合法权益，激发该群体消费潜能释放。

针对目前我国居民杠杆率增长过快问题，首先，抑制热点城市房价过快攀升，继续实行或出台限购限贷政策，打击投机炒房行为，以实现房屋的居住属性；应明确公布土地建设规划，引导居民合理流动，并通过设立财政专项资金以及开展与社会资本多形式合作模式，保障公租房供给能力稳步提升，稳定市场供求关系，抑制热点城市房价过快攀升。其次，抑制热点城市房地产泡沫，规避居民高杠杆风险。加强对消费者普及金融风险教育，提高防范债务风险危害的意识，以避免家庭部门过度加杠杆；政府监管部门加强对消费信贷部门的监管和治理，严厉打击“首付贷”等行为，加强房地产业务合规性管理，防范居民借道消费贷款甚至互联网金融、非银行金融机构“过桥贷款”等，过度加杠杆进入楼市，造成居民债务偏高等问题，保障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

注释：

①根据中经网数据库公布的数据资料整理获得。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用数据均由国家统计局和中经网数据库整理获得。

②本文以食品类和衣着类消费作为生存型消费，居住、生活用品和服务以及文教娱乐支出作为享受型消费，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支出作为发展型消费。

③处理方法参考了张颖熙、夏杰长发表于《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的《服务消费结构升级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一文。

④数据来源于http：//m.news.cctv.com/2017/02/21/ARTIwW-na7PKCnELABixB5Ovk170221.shtml。

⑤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发布时间一般滞后当期统计年鉴2年，故截至完稿时最新的2017年统计年鉴只能提供2015年资金流量表数据，故表7和表10的数据只能到2015年。

⑥数据来源于国务院刊发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⑦在储蓄数据处理上，参考了徐文珂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1期的《国内总储蓄率高企及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分解与探究》一文中对统计误差的修正。

⑧贝恩咨询公司发布的《2016年全球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个人奢侈品市场规模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首次出现负增长，但国内奢侈品消费支出却3年来首次上升，总值高达170亿欧元，消费回流成效明显。

⑨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可知，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82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后出生群体）占比已达49.7%，成为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STOLPER W F.Reviewed work（s）：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by colin clark[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41（2）：351-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