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国学”教育日益广泛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其前提性或基础性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从而为“国学”的春天添加一抹绿色。本刊特邀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副会长，黑龙江省国学学会会长柴文华老师为读者深度剖析“国学”的界定、历程与传扬，期望通过此文使广大读者对“国学”有更为清楚和深刻的认识。

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这个民族文化的复兴。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甚至世界的影响已经成为“实然状态”，“国学”的“一阳来复”毋庸置疑。“国学”正在越来越多地走进基础和高等教育的课堂。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国学”教育的前提性问题进行反思：“国学”到底是什么？“国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我们如何对“国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国学”的界定

对“国学”的界定，学界可谓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最流行的是把“国学”界定为中国传统文化，类似于近现代所说的“国故”，即古人留下来的所有东西。这在逻辑上显然说不通，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范围甚广，包含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与“国学”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而不是等同关系。换句话说，“国学”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学者认为，“国学”是相对“西学”而言的“中学”，它是中国近代以后的产物。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一是与“西学”相对的“中学”即“中学为体”的“中学”主要是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价值系统，其范围要比“国学”狭窄，不能划等号；二是“国学”的概念绝非产生于近代，古代已有，只是所包含的内容不同，如《礼记·王制》有“此四代之国学”的说法，《周礼·春官》有“乐师掌国学之政”的说法，这里的“国学”是指国家教育制度，亦可简称“国立学校”。还有学者把“国学”界定为“中国学”，亦似是而非，因为每个概念都有自己特定的语境和关联，外国人的“中国学”（China Studies）不限于中国传统，也包含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倒是“汉学”（Sinology）与我们说的“国学”在内容和范围上比较接近。

今天我们界定“国学”，有两层最基本的含义需要把握：第一，“国学”即中国传统学术。按照“学衡派”主要代表吴宓的话说，“国学”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陈来认为吴宓对“国学”的界定“是当时各个国学院所表达得最清晰的概念。一方面是因为他使用了“学术文化”的概念，这样就与非学术文化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他使用了“全体”的概念，避免了由某一或某几学派代替“全体”的偏颇。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传统学术的主要内容：按照传统的分类，包括经、史、子、集；按照现在的学科分类，涵盖文、史、哲、政、经、法、艺、农、地、医等诸多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按照思想史发展的學术特性分类，有先秦的经典和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明清实学等。第二，“国学”即“国故学”，也可称作“国学研究”，这是中国近代产生的一个学术领域。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的历史，都是我们的 ‘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 ‘国故学 ，省称为 ‘国学 。”陈来指出，从晚清以来到20世纪30年代，“国学”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即是指一个学术研究体系。这个学术研究体系不是指一个过去的文化体系，而是我们现在研究它们的体系。也就是说，“国学”代称“国学之研究”者，即指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

“国学”上述两层含义差别很大，一个指古代的学问，一个指近现代的学问。但二者也有联系，作为近现代学问的“国学”是以作为古代学问的“国学”为研究对象的，换句话说，作为古代学问的“国学”是作为近现代学问的“国学”的基础，离开作为古代学问的“国学”根本就不会有作为近现代学问的“国学”。但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人谈论的“国学”是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意义上的“国学”，而非作为近现代学问的“国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对“国学”做出更多的思考。

二、“国学”的历程

与任何其他学说一样，“国学”也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衰落、复兴的时期，其命运多舛，一波三折。

1.“国学”的生长。“国学”的生长期是指从先秦直到1840年前后这样一个漫长的时期，从发展论的角度来看，属于“肯定”时期。其中，先秦既是整个中华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也是“国学”的奠基时期，后来成为儒家经典的《诗》《书》《礼》《易》《乐》《春秋》《论语》《孟子》等以及诸子如《老子》《墨子》《庄子》《孙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等均出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先秦构成“国学”发展的母体，现代学术分类上的文史哲等一切学问均发源于此。汉代是经学、史学、农学、天文、医学、算学、神话学兴盛的时代，是儒学开始走向中国思想界中心地位的时代，也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纲常法典化的时代。魏晋南北朝隋唐是中国“纯哲学”“纯美学”“纯文学”出现的时代，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并逐步中国化的时代，是儒释道三教由不断冲突到不断融合的时代，是以诗歌为重心的文化辉煌时代。宋元明清时期是理学、心学、实学等兴盛的时代，是词曲小说的辉煌时代，是史学、经学发展的重要时代，是早期启蒙思潮兴起并被窒压的时代。总体而言，“国学”在这一时期是经先秦的奠基而得到不断发展的时代。

2.“国学”的式微。进入近现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国学”逐步被边缘化，这一过程从1840年开始直至“文革”结束，从发展论的角度来看，属于“否定”时期。在中国近现代始终存在着三种主要学派或思潮：自由主义西化派、以现代新儒家为中心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以现代新儒家为中心的文化保守主义对“国学”持维护的态度，并结合西学和时代精神对之进行了传承和转化，但他们在时代大潮中的声音是微弱的，影响是有限的。自由主义西化派分温和、激进两种类型：温和的西化派，如戊戌维新派、革命派等，对“国学”虽以批判为主，但多有宽容，尤其以孙中山最为突出，他肯定和弘扬了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革命文化、伦理文化，在对“国学”的态度上，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激进的西化派以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吴稚晖、陈序经等为代表，其特征是整体性反传统和整体性西方化，反对文言文，反对古典文学，反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价值系统，甚至主张废除汉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国学”持分析态度，主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但在把中国传统文化定位为封建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和否定的成分居多。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语境中，“国学”式微是难免的。其更深层的根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解体，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展开。

3.“国学”的复兴。我们虽然反对历史循环论，但不能否定历史有循环现象；我们虽然反对文化复古论，但不能否认文化有复兴的现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后，“国学”逐步走向复兴，从发展论的角度来看，属于“否定自己否定”时期。我们已经看到，小学、中学教材和参考读物中，“国学”的份额越来越多；高校纷纷成立国学院、国学研究所，并为把“国学”设为一级学科而努力；类似古代书院的现代书院蜂拥而起；党校也在倡导领导干部学“国学”；大陆新儒家的崛起和发展；海外现代儒家学派的形成；等等，种种表现不一而足。究其原因：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崛起；二是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三是社会的广泛响应；四是“国学”内在的现实生命力。总体而言，“国学”在诸多元素的综合作用下，其复兴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国学”的传扬

在“国学”复兴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其进行传扬，也就是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呢？途径和方法很多，最主要的应该是“掘井及泉”“平理若衡”“推陈出新”“研精静虑”。

1.“掘井及泉”。《孟子·尽心上》：“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掘井及泉”也就是胡适所说的“整理国故”，用现代的方法对“国学”进行科学化、逻辑化的处理。“国学”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学术系统，所包含的内容难以计量，加之历史悠久以及语言的艰涩，其真实面目如在云里雾里，很难看清。然而，要想复兴“国学”，认清其原貌是充分条件，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所以，我们必须做“掘井及泉”的工作，通过持久的功夫，深入挖掘“国学”的内蕴和精髓。我们虽然很难做到像现代国学大师马一浮那样把四库全书倒背如流，但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对“国学”的“掘井及泉”虽不是一时一人之力可为，但可以分工协作，持之以恒，必能挖出“活水源头”。

2.“平理若衡”。“平理若衡”语出刘勰的《文心雕龙》，用现代语言翻译，即指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价值评判时要做到公平公正。“国学”之中鱼龙混杂，国渣和国粹同在，糟粕和精华并存。我们“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分清这些东西，从而为弘扬国粹奠定基础。“平理若衡”的关键是正确把握评价尺度，即用什么标准去确定“国学”中哪些是渣滓，哪些是精粹。宏观而言，我们的评价尺度应该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是否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普遍价值。按照张君劢的说法，各种文化“各有其优劣”，而优劣的确定要看它们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适于时代者优，不适于时代者劣”。在当下中国，我们的具体评价标准应该是看它是否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否能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3.“推陈出新”。“推陈出新”即在分清糟粕和精华的基础上，对其中优秀的东西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中国近现代一些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主张。

“推陈出新”是中国近现代以来许多思想家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比如严复说：“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書。四子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他主张对“国学”中的“最富矿藏”“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梁启超提出“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主张对“国学”可继承的精华部分做加工提炼、充实改造的工作，使之萌发新芽、涌出新泉、日新光大。除此之外，还有张君劢的“继既往而开将来”，冯友兰“在道德方面继往”“在知识、技术、工业方面开来”，贺麟的“取精用宏，含英咀华”“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等。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比如艾思奇在《共产主义者与道德》中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本来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优秀的子孙。“共产主义者必须而且已经在继承着和发扬着中国民族的优秀的传统。”中国历史上许多宝贵的伦理思想是可以在共产主义者身上获得发展的，无产阶级的新的道德，并不是简单地对旧道德的否定，而是对它的精华的提高和改造，是使旧道德中的积极内容获得进步。毛泽东提出了“古今中外法”，亦即“综合创新法”，徐特立对此有过解释：“古今中外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成我的。就像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把它变成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就变成了狗肉。”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多次提到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用以强调共产党员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同志2014年2月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来的。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十九大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也指出：“要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再次被提及，而且写进了党章，令人十分振奋。尤其是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中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的文化身份，让我们重新找到了文化的民族之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学”的精华部分，我们应该在“掘井及泉”“平理若衡”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精神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4.“研精静虑”。“研精静虑”指在精研“国学”的同时还要对“国学热”保持一种冷静理智的态度。一是反对二元对立的绝对主义思维方式，不能好的一切皆好，坏的一切皆坏。“国学”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命运，在古代曾经被套上过“神圣化”的光环，在近现代也有过被“妖魔化”的经历，原因都在于把一个方面强调过了头，我们应该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国学”持一种严谨的分析态度。二是不能回避“国学”中的糟粕，也就是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揭露和批判的负面元素，如狭隘的血缘意识、等级观念、奴性人格等，就此而言，我们仍需追寻启蒙理性，传承五四精神，当然也要反思启蒙理性和五四精神中的激进元素，尤其是对“国学”的情绪化否定。三是继续反对把“国学”功利化、庸俗化，防范急功近利对“国学”的伤害，特别是防范被我们曾经清除的庸俗、迷信、丑陋现象的沉渣泛起，从而保证“国学”的健康复兴，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编辑/魏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