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光钧

1981年3月，我作为《鄱阳报》复刊后首任总编辑，到农村采访就碰到一场大辩论——暗地里搞起了包产或包干到户的干部和社员，认为“两包”好得很；而一些社队干部则坚称这是“搞资本主义复辟”，认为糟得很。不少乡村因此发生了干群顶牛，乃至罢工、荒田现象。

“好得很”“糟得很”的争论，关系到农村改革能否进行下去，是媒体不可回避的热点话题。为此，报社组织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特别是重温邓小平同志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教导，使我们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实践证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生产关系很不适应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搞得集体空、农民穷，社员整天苦干，连个温饱也得不到保障。这还不是走了错路、碰了墙头吗？怎么还不要改革？我们认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党中央一定会支持农民的改革精神，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党报必须站在改革的前列，旗帜鲜明地为改革鼓与呼！

但是，面对当时的思想政治气候，报纸难以作为。因为那时省、地领导层中也有人认为“两包”是复辟资本主义，省委、地区还派工作组来鄱阳纠过“两包”的“偏”。縣委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更是郑重地交代我“切莫报道‘两包的消息，以免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然而，重学“全党都要在思想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党规，让我们认识到，当领导指示与中央精神有悖之时，报社作为下级有责任向上级提出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