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步克

提要： 據禮書記載，在先秦的鄉飲酒禮上，有一種參與者稱“遵”，還有一種參與者稱“僎”。前者見於《儀禮·鄉飲酒禮》及《鄉射禮》，後者見於《禮記·鄉飲酒義》。多數人的看法是把遵、僎認作一事的，二字被認爲是通假關係。但哪一個是本字，學者有異説。人們繪製的鄉飲酒禮圖，也相應形成了兩個類型： 以《儀禮》爲本的禮圖取“遵”，以《禮記》爲本的禮圖取“僎”。進而遵或僎的具體身份是什么，也造成了若干經學糾葛，諸説紛紜，並影響到了宋明清王朝的鄉飲酒儀注。有一種觀點認爲，“遵”是到場觀禮的高官，而“僎”爲幫助主人行禮的屬吏，把他們混爲一談是鄭玄注造成的，二者以區别開來爲好。本文把初步梳理提供給相關研究者，以供研判參酌。

關鍵詞：鄉飲酒禮 遵 僎 禮圖

鄉飲酒禮是一種古老禮俗，因其强化長幼尊卑秩序的社會意義，爲很多王朝所重視、施行。爲此，傳統學者在這種古禮上傾注了大量心血，而現代學者對其各個細節也有深入研究。似乎題無剩義了，然而眼下還是遭遇了一個小小疑難。

據《儀禮·鄉飲酒禮》及《鄉射禮》，普通來賓的席位按年齒排序，長者居上；而擁有爵命者不同，若有諸公、大夫到場觀禮，其席位别在酒尊之東。酒尊之東的這種貴賓，經文稱爲“遵”或“遵者”。而另據《禮記·鄉飲酒義》，鄉飲酒禮上還活動着一種輔佐主人的“僎”。傳統的説法是“遵”即“僎”，二字是通假關係。然而似乎又並不如此，認爲“遵”未必是“僎”的不同意見，古代也有。“遵”“僎”之間的糾葛，還波及了歷代禮圖的繪製，波及了宋明清王朝頒行的鄉飲酒儀注。

本文隨後將對這個糾葛的來龍去脉作初步梳理，就管見所及，列舉相關史料與論點，提示疑難之所在，以俟禮學專家取捨定奪。

一 遵與僎的糾葛： 《儀禮》《禮記》之間

先來看幾條記載：

1. 《儀禮·鄉飲酒禮》：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席於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

鄭玄注： 不干主人正禮也。遵者，諸公大夫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席此二者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注]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989下欄。

2. 《儀禮·鄉射禮》：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席於尊東。

鄭玄注： 尊東，明與賓夾尊也。不言東上，統於尊也。[注]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993中欄，995上—中欄。

3. 《周禮·地官·黨正》： 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 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

鄭玄注： 齒於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於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於尊東，所謂遵。[注]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718中欄。

鄉飲酒禮的座席布局，堂下爲鄉人衆賓所居。堂上的北牆放置着兩個酒壺，酒壺西側爲父族、年長者之席，他們按年齡南面東上。至於擁有朝廷爵命者，其一命者在堂下與鄉人齒列，再命者在堂上與父族齒列，三命以上者及諸公、大夫稱“遵”，其席位在酒壺之東、主人之北。宋人楊復的《儀禮圖》和清人張惠言的《儀禮圖》，對鄉飲酒禮各環節都用圖展示。我們在兩種《儀禮圖》中各選一幅，以供理解“遵者諸公、大夫”的席位所在。請看：

圖一 杨復《儀禮圖》卷四《鄉飲酒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04册，頁58

圖二 張惠言《儀禮圖》卷三《鄉飲酒禮》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

圖一的“尊尊”，就是圖二中的兩個酒壺，爲顯示左側酒壺裏盛的是玄酒，圖二逕標爲“元(玄)酒”。圖一兩個酒尊之東的“遵”，就是圖二的諸公、大夫。主人、大夫、諸公之席依北上排列，主人、大夫西面，諸公南面。就是説，“遵者諸公、大夫”的席位，位於整個場面的東北處。

不過，《鄉飲酒禮》“遵者降席”鄭注又云：“今文遵爲僎，或爲全。”又《禮記·少儀》“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鄭玄注“古文《禮》僎作遵，遵爲鄉人爲卿大夫來觀禮者。……僎或爲馴”；同書《鄉飲酒義》“介僎，象陰陽也”鄭玄注：“古文《禮》僎皆作遵。”[注]分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515上欄，1683上欄。依鄭玄之説，古文《禮》的“遵”字，今文《禮》中是别作“僎”“馴”或“全”的。遵、僎、馴、全同音，可以通假。[注]如胡培翬論遵、選、僎相通：“按《史記·周本紀》‘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一作選’，以遵、僎相通之一證。”《儀禮正義》卷七《鄉飲酒禮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401。又如宋世舉《儀禮古今文疏證》卷上《鄉飲酒禮》論僎、全音同義近：“《説文·人部》：‘僎，具也。’《玉篇·人部》：‘全，具也。’《論語》：‘異乎三子者之撰。’《釋文》：‘撰，鄭作僎，讀曰詮。’《説文·言部》：‘詮，具也。從言全聲。’”《續修四庫全書》，91册，頁298上欄。那麽這幾個字中，哪個是本字，哪個是假借字呢？

宋人楊復、清人張惠言的儀禮圖均采用“遵”字。元儒敖繼公取“遵”，還提出了兩種推測：“謂之遵者，以其遵承主人之命而來與？或曰‘遵之爲言尊也’，大夫尊於士，故以是名之。未知孰是。”[注]敖繼公《儀禮集説》卷四《鄉飲酒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5册，頁128上欄。清人朱駿聲：“據鄭則遵爲本字。”[注]朱駿聲《説文通訓定聲》乾部第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765上欄。胡承珙、俞樾二人也討論了遵、僎、馴、全幾個字的通假關係，認爲“遵”是正字。胡承珙：“是古文作遵者正字，今文假僎爲之。僎或爲全者，聲近假借。”[注]胡承珙《儀禮古今文疏義》卷上《鄉飲酒禮》，《續修四庫全書》，第91册，頁519上欄。俞樾：“是遵正字，僎假字。”[注]俞樾《禮記異文箋·僎爵注古文禮僎作遵僎或爲馴》，《春在堂全書》，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3册，頁413—414。今人楊天宇亦以“遵”爲本字：“是當以作遵爲正字。今文僎則是遵的音近通假字。……或本作馴者，馴、僎古音叠韵，皆屬文部；馴是邪母，僎是床母，邪床准旁紐，故二字亦音近可通，是馴又僎之通假字，則義迂遠矣。故鄭寧從通假字僎，而不從或本通假字之通假字。”楊天宇還把鄭玄對相關諸字的處理，歸入“從通假字而不從通假字之通假字”的義例。[注]楊天宇《鄭玄校〈禮記〉不從或本異文的五原則》，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編《禮學與中國傳統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253；《鄭玄三禮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553。他意思是説，在面對“遵→僎→馴”這樣的通假關係時，鄭玄儘量選擇前一個字。

然而今之學者也有以“僎”爲本字的。如張富海：“今文之‘僎’似可看成本字。”[注]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190。又華學誠：“陸德明《釋文》：‘僎音遵，輔主人者。’是古文《儀禮》之‘遵’乃‘僎’之假字，爲典禮時輔佐主人導行儀節之人。”[注]華學誠《方言校釋彙證》，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64。

古文禮出自先秦舊本，劉歆强調古文經的價值高於今文經。古文經一個“遵”字，在今文禮中却衍生出了僎、馴、全好幾個字。暫不考慮其他因素，僅此而言，“遵”是本字的可能性似乎稍大一些。然而“僎”也未必没有道理。“僎”見於《禮記·鄉飲酒義》：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

介、僎並稱，各輔賓、主。主與賓，介與僎，由此對稱化、鏡像化了。

視遵爲僎，《禮記·鄉飲酒義》就是依據。明人張自烈徵之《鄉飲酒義》，稱“僎有毗輔陪貳之義”，批評鄭玄“何所見而必變其音義、改僎爲遵與全也”，“鄭注誤也”。[注]張自烈《正字通》卷一《亻部》，《續修四庫全書》，234册，頁85上欄。他以僎爲本字，身份是“毗輔陪貳”。清人齊召南：“按《儀禮》……獨於遵不言坐處。遵坐東北，賴此《記》以明之。”[注]齊召南《禮記注疏考證》，《禮記注疏》卷六一卷末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6册，頁506上欄。説是《儀禮·鄉飲酒禮》中的遵席不明，靠着《禮記·鄉飲酒義》纔爲人所知，也是以僎爲本字的意思。現代字典釋“僎”，或云“鄉飲酒禮輔主人者”，[注]王力主編《古漢語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47。或云“典禮宴飲時輔佐主人行儀節的人”，[注]如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6年，第1册，頁16；冷玉龍等編《中華字海》，北京，中華書局，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4年，頁91右欄；徐中舒主編《漢語大字典》，武漢，崇文書局，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年，頁262右欄。大抵都是以《禮記·鄉飲酒義》爲本的。

遵、僎問題上的《儀禮》《禮記》之異，直接影響到了後儒所繪禮圖。南宋杨復的《儀禮圖·鄉飲酒禮》圖中，位於東北的是“遵”，南宋楊甲的《六經圖·禮記圖·鄉飲禮圖》就不同了，位於東北的是“僎”而不是“遵”。可參以下兩圖：

圖三 楊甲《六經圖·鄉飲禮圖》(A式)吴承仕《七經圖》，《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第150册，頁569

圖四 楊甲《六經圖·鄉飲圖》碑本(B式)吴長庚《六經圖碑本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508

圖三與圖四兩種樣式，我們分稱A式、B式。據吴長庚揭示，楊甲《六經圖》在流傳中，形成了書本、碑本兩個不同版本系統。而上列A式、B式，恰好分屬書本系統與碑本系統。[注]兩個版本系統，即宋撫州本系統、昌州石本系統。前一系統的版本如吴承仕《七經圖》，潘采龍《六經圖考》，四庫全書本《六經圖》等；後一系統的版本如盧謙、章達《五經圖》，鄭之僑《六經圖》，盧雲英《五經圖》，江爲龍、葉涵雲《朱子六經圖》，楊魁植《九經圖》等。吴長庚《六經圖碑本書本之流傳與演變》，《江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六經圖碑述考》，《孔子研究》2003年第2期；《六經圖碑本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緒言頁12以下。我們對各版本中的《鄉飲禮圖》加以核對，看到宋撫州本系統的均作A式，昌州石本系統的均作B式，恰好對應着兩個不同的版本系統。至於哪一式是楊甲《六經圖》的原作，哪一式爲流傳之中後人所另繪，還有待研究。無論A式、B式，主、賓、僎、介都位於堂上四隅，處於東北的都是“僎”，而不是“遵”。

同爲宋人，杨復之圖以《儀禮》爲本，故取“遵”；而楊甲之圖以《禮記》爲本，故取“僎”。楊甲之圖，圖三所見的“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等語，圖四所見的“三賓”“三光”等語，都出自《禮記》。圖三表現的是“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的場面，圖四表現的是“工入，升歌三終”的場面，都是依據《禮記·鄉飲酒義》的。後代續作的鄉飲酒禮圖由此分化爲兩大類型，一類是本於《儀禮》的“楊復型”，一類是本於《禮記》的“楊甲型”。

《禮記·鄉飲酒義》那段論述，可以從理論與實用兩個層面來審視。從理論層面説，以賓主象天地，以介僎象陰陽，讓他們分居西北、東南、西南、東北,东西兩方分别體現嚴凝尊嚴之气，温厚盛德之氣，或“義氣”與“仁氣”，顯係神秘主義、形式主義思維，應屬戰國儒生的踵事增華。古人也有不以爲然的，如朱熹云其“何相戾之甚耶”，王應電云其“皆不免於傅會也”，姚際恒云其“取象之説近迂，然圖行文好看則可耳”。[注]分見朱熹《儀禮經傳通解》卷七《鄉飲酒義》，《朱子全書(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册，頁307；王應電《周禮圖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96册，頁337上欄；姚際恒《禮記通論》，引自杭世駿《續禮記集説》卷九九《鄉飲酒禮》，《續修四庫全書》，102册，頁738下欄。鄉飲酒禮發源於氏族時代，相當古老，最初似不會有那些複雜念頭。而從實用層面説，以介輔賓、以僎輔主人，其實相当合理。鄉飲酒儀節繁多、事務瑣碎，當然需要有人“輔主人”了。若没人輔，主人就成“光杆司令”了。賓、主各有其輔、輔主人者爲僎，這個説法應有現實禮俗做基礎，並非無因而發。當然，問題在於這些“輔主人”的人具體是誰，當時他們被稱爲什麽。

二 宋明清鄉飲酒禮中的大僎、三僎

南宋之後，采用“介僎模式”的“杨甲型”經圖、禮圖就繼踵而來，占據了官方鄉飲酒儀注的頁面。在官方頒行的鄉飲酒儀注中，“僎”變成了一個常駐角色。“僎”鮮明起來，“遵”便黯淡下去了。宋明清的鄉飲酒禮都設僎，而且一度還有了大僎、一僎、二僎、三僎之别，却都没有“遵”的身影。

然而對大僎及一僎二僎三僎，楊華指爲一個“歷史烏龍”：“原來《儀禮》《禮記》中講到鄉飲酒禮時，偶爾會有一種位‘遵者’參與儀式。而根據鄭玄的注釋，‘遵’字在今文經的版本中(漢代經學有今文與古文兩個系統)寫作‘僎’。……然而不知從什麽時候起，這個‘僎’竟成爲鄉飲儀式中位僅次於正賓的一個常客了。乾嘉年間，正是中國考據學的鼎盛時期，豈能讓這種歷史烏龍再得延續。於是朝廷頒詔，規定今後的鄉飲酒禮中，省去僎之名，只設賓、介。”[注]楊華《從鄉飲酒禮到千叟宴(上)》，《武漢文史資料》2017年第9期。按，校定本文清樣時，又獲楊華近作《僎的“復古”與鄉飲酒禮流變》一文，載《中國經學》第22輯，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其觀點略變，轉取遵、僎爲一立場。讀者可參看。

那麽來對宋明清的僎做一個粗線條的回顧吧。先來看乾隆十八年(1753)禮部議准，其中對遵、僎的辨析，頗清晰明快：

其賓介之數，據《會典》所載《鄉飲酒圖》，有大賓、介賓、一賓、二賓、三賓、衆賓，與大僎、一僎、二僎、三僎之名。按《儀禮》：“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注言：“今文遵爲僎。”又曰：“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或有無、來不來，用時事耳。”又曰：“不干主人正禮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又疏言：“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乃入。即是作樂前入。”又《戴記》：“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所謂“席於賓東，助主人樂賓者”也。其言“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義(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卒飲、不酢而降”，皆無一言及僎者，所謂“不干主人正禮”者也。[注]索爾訥等《學政全書》卷七五《鄉飲酒禮》。霍有明、郭文海《欽定學政全書校注》，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95—296。按其他諸書引此詔，“據《會典》所載《鄉飲酒圖》”一句中的“《會典》”二字，多作“舊禮”“舊儀”。《學政全書》的“《會典》”提法更爲具體，似乎更接近原貌，故選引此書。又據《清實錄》，其事起因是陝西布政使張若震上奏各省鄉飲酒禮事，禮部因有議覆，得乾隆詔准。參看《清高宗實錄》卷四三八“乾隆十八年五月丙辰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704。張若震的奏摺，又可參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朝鄉飲酒禮史料》，《歷史檔案》2002年第3期。

這番辨析徵之古禮古注，要言不煩地指示了關鍵所在： 第一，遵或僎其實也是一種賓，“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第二，他們或有或無，可能來也可能不來；第三，他們“不干主人正禮”，即不參與獻酬正禮；第四，他們直到“一人舉觶”之後、作樂之前纔入場，换句話就是中途入場就座的。(按，鄉飲酒禮的過程，大致分主賓獻酬、樂工奏樂、旅酬、無算爵等階段。“一人舉觶”在獻酬之後、奏樂之前)那麽，把這種到不到場都不影響禮典進程的遵或僎説成是“輔主人者”，若就《儀禮·鄉飲酒禮》本文而言，很難説就没有牽强之處。

據此乾隆重新規定：“其本地有仕至顯官、偶居鄉里、願來觀禮者，依古禮坐於東北。順天府及直省會城，一品席南向，二三品席西向；各府州縣三品以上席南向，四五品席西向，無則闕之。不立一僎二僎三僎之名。”“一僎二僎三僎”之名，至此而廢。但“大僎”還在，只是改由“仕至顯官、偶居鄉里、願來觀禮者”擔任，並省稱爲“僎”了。[注]《清史稿》卷八九《禮志八》對乾隆十八年詔(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2655)的敍述，出現了兩個錯誤。第一，云“乾隆八年，以各省鄉飲制不畫一”，“八年”應作“十八年”，漏掉了一個“十”字。(《清史稿校注》參據《光緒會典則例》，指出了這一錯誤。臺北，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4册，頁2826。)第二，云“或鄉居顯宦有來觀禮者，依古禮坐東北，無則寧闕，而不立僎名”，“而不立僎名”五字扭曲了禮部議覆的原意，造成了誤導。因爲議覆原文只是説“不立一僎二僎三僎之名”，却没有説不立僎，這句話是不可以簡化爲“不立僎名”的，因爲此後僎依然存在着。雖然狃於積習，没有改用“遵”名，但其“輔主人者”的意味大爲淡化了。既把“僎”認定爲“觀禮者”而非“輔主人者”，可是仍不稱之爲“遵”，算是《儀禮》《禮記》之間的調和折衷吧。

在兩漢魏晋南北朝的鄉飲酒禮中，遵或僎情况不明。唐代的鄉飲酒禮和正齒位禮上，也看不清遵或僎的身影。也許在這時候，將遵、僎視爲一種或有或無、或來或不來的人，是多數人的看法。

至南宋初，“僎”嶄露頭角了：“(紹興)十三年(1143)，比部郎中林保乞修定鄉飲儀制，遍下郡國，於是國子祭酒高閌草具其儀上之，僎介之位，皆與古制不合，諸儒莫解其指意。慶元中(1195—1201)，朱熹以《儀禮》改定，知學者皆尊用之，主賓、僎介之位，始有定説。”[注]《宋史》卷一一四《禮志一七》，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8册，頁2722。高閌對主賓、僎介的具體設計如下：“主，州以郡守，縣以縣令，位於東南。賓，擇鄉里、寄居年德高及致仕者爲之，位於西北。僎，州以通判，縣以丞或簿，位於東北；介，以次長，位於西南。”[注]《宋會要輯稿·禮四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册，頁1759以下。按，在《宋史》中，這段文字被説成是朱熹改定儀禮的内容。而據王美華所考，這是“誤將紹興禮文納入朱熹名下”了。見其《唐宋時期鄉飲酒禮演變探析》，《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2期。這麽一來，在主、賓、介之外，“僎”閃亮登場了。僎、介一在東北、一在西南，當然是本於《禮記·鄉飲酒義》的。讓州縣佐貳做僎，佐貳的身份、職責確實也很接近“輔主人者”。

從“諸儒莫解其指意”一語看，高閌這個“僎介之位”隨即引發了異議非難。至於慶元中朱熹以《儀禮》改定的主賓、僎介之位，若繪製成圖，應該跟杨復《儀禮圖·鄉飲酒禮圖》相去不遠。因爲杨復是朱熹弟子，他之所以作《儀禮圖》，本來就源於朱熹的啓諭。[注]可參《四庫全書提要》：“嚴陵趙彦肅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於朱子，朱子以爲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並考之乃佳。(楊)復因原本師意，錄十七篇經文，節取舊説，疏通其意，各詳其儀節陳設之方位，繫之以圖，凡二百有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04册，頁1。又查明人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卷一《地字號第四厨書目》，有“《朱子儀禮圖》一部四册”“《朱子儀禮圖》一部五册”“《朱子儀禮圖》一部六册”“《朱子儀禮圖》一部十册”，共四種，列於朱熹《儀禮經傳通解》之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675册，頁128。四種《朱子儀禮圖》疑皆楊復《儀禮圖》。也許是因爲把楊復《儀禮圖》看成了輔朱熹《儀禮經傳通解》之作，所以逕題爲“朱子儀禮圖”了。這部《儀禮圖》被譽爲“朱子學派禮學思想發展的結晶”，[注]王志陽《論楊復〈儀禮圖〉與張惠言〈儀禮圖〉之關係》，《中南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其中的鄉飲酒禮諸圖，想必是恪守師法、伸張師説的。當然，杨復《儀禮圖》似乎没有影響宋朝儀注。

明初的統治者對鄉飲酒禮相当重視，[注]對明初鄉飲酒禮，邱仲麟、許貽惠有文詳考。分見《敬老適所以賤老——明代鄉飲酒禮的變遷及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6本(轉下頁)所定鄉飲酒儀注，上承宋禮設僎。洪武三年撰成的《明集禮》，對僎的來龍去脉很有一番考索推求：“唐禮無之，宋禮有僎而與《儀禮》不同，今擬特存此條，以待致仕而有德行者。”這時候的僎的遴選對象，變成了“致仕而有德行者”、“鄉人嘗爲大夫士而致仕者，或寄居之士大夫年德可尊者”了，這個僎又近乎《儀禮》中的遵了。然而同時又注明“如無，則以縣丞、主簿爲之。無則闕”，還是給“輔主人者”留下了一個後門。讓縣丞、主簿給僎當“備胎”，就是宋禮“僎，州以通判，縣以丞或簿”之法的餘緒。相對於宋僎，有損有益，體現了《明集禮》“取《儀禮》及唐宋所行，參酌損益，爲鄉飲酒禮”的“損益”宗旨。[注](接上頁)第1分，2005年3月，頁1以下；《明代鄉飲酒禮的社會史考察》，《明史研究》第9輯，合肥，黃山書社，2005年，頁160以下。關於明清鄉飲酒禮還有不少相關著述，不具引。因圍繞“僎”而生發的禮學糾葛過於細碎，這些文章未予贅論。[注]徐一夔等《明集禮》卷二九《鄉飲酒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50册，頁2，7，9。洪武十六年十月頒布《鄉飲酒禮圖式》，仍云“鄉人爲官致仕者，主席請以爲僎”，席位安排是“僎、主、僚屬居東，賓、介、三賓、衆賓居西”。[注]《明太祖實錄》卷一五七“洪武十六年十月乙未”條，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頁2438；弘治《明會典》卷七八《鄉飲酒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17册，頁749—750。“弘治《明會典》”通常被稱爲“正德《明會典》”。原瑞琴認爲“‘正德《大明會典》’改稱爲‘弘治《大明會典》’則更妥當些”。《大明會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頁86。這裏採納了原瑞琴的意見。在這個場面上，僎與僚屬同時並存。

洪武年間所撰《皇明禮制》之中，又能看到僎、三僎、衆僎之名。約成化、弘治之時，文林有言：“伏睹《皇明禮制圖》： 僎居東北，三僎次之，衆僎傍列，皆致仕及僚屬位尊者爲之，屬官職卑，列在庭下。大賓西北，三賓次之，衆賓傍列，皆林下布衣年高者爲之。五十者列於庭下。”[注]文林《文温州集》卷四《陳言禮儀三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40)，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頁314。僎、三僎、衆僎顯然是比照大賓、三賓、衆賓而設置的。“僎”不但增殖繁衍了，而且“僚屬位尊者”與致仕官同時成了僎，聯袂出臺了。明代鄉飲酒禮上的僎，自初就不止一人。如洪武六年蘇州知府魏觀所行之鄉飲酒禮，“其大賓爲前進士魏俊民，介爲先聖五十四世孫思賙，僎爲推官王芳，三賓爲范廷徵，衆賓爲邵允禮、錢瓊等十有一人，次僎爲知吴縣事曾黼、知長洲縣事張其”。[注]王彝《鄉飲酒碑》，《明文海》卷六七《碑甲》，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600—601。洪武年間，魏觀作爲“議禮臣”曾參與了多種禮書的撰作，包括《皇朝禮制》《明集禮》等，參看《明史》卷四七《禮志一》。他對僎的認識也許會影響官方儀注。這次行禮有僎、次僎之分，分别由王芳、曾黼、張其三人擔任。三位僎全都是官员。

很有趣的是，文林又指責説：“奈何近世經生俗吏，不肯考究，或以己意臆度，或惟逞己壓人，輒將《皇明禮制》更改不一，或以見任佐貳官爲僎而居西北，又或以致仕官爲大賓而居東南。”他所指責的僎賓、大賓间的身份、方位混亂，我們發現都殃及《明會典》了。試比較弘治《明會典》與萬曆《明會典》的鄉飲酒禮圖：

圖五 弘治《明會典》卷七八《鄉飲酒禮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617册，頁751

圖六 萬曆《明會典》卷七九《鄉飲酒禮圖》臺北，文海出版社，1988年，第3册，頁1254

一望便知，圖五的大賓與僎賓位置，與圖六是相反的。查弘治《明會典》所載洪武二十二年再定《鄉飲酒禮圖式》：“大賓以致仕官爲之，位於東北；僎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位於西北。”可見不光圖上畫反了，正文中的東北、西北也寫顛倒了。萬曆《明會典》把方位改正爲“大賓以致仕官爲之，位於西北；僎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位於東北”，所附禮圖也做了相應改動，變成了圖六那個樣子。

萬曆《明會典》的改正猶非完璧，仍有瑕疵，因爲弘治《明會典》所載洪武二十二年再定《鄉飲酒禮圖式》，把大賓、僎賓的身份也給寫反了：“大賓以致仕官爲之”、“僎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之語，本應作“僎賓以致仕官爲之”，“大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的。對比洪武十六年《鄉飲酒禮圖式》即知：“選鄉里年最高有德、人所推服者一人爲賓。……如有鄉人爲官致仕者，主席請以爲僎。”賓由年高有德者擔任，僎則是由致仕官擔任，這纔比較接近《儀禮·鄉飲酒禮》的本義呢。洪武二十二年的《鄉飲酒禮圖式》不會没來由地把這個賓、僎規定給改了吧。又如前引，文林所見《皇明禮制圖》，也是“僎居東北……皆致仕及僚屬位尊者爲之”，“大賓西北……林下布衣年高者爲之”的。這一訛誤，萬曆《明會典》未能發現更正，甚至一直被沿用到了清乾隆時期，詳後。所以，文林所説的“以己意臆度”、“輒將《皇明禮制》更改不一”之類混亂，我懷疑是官方頒布的儀注——包括《明會典》在内——先出了問題，然後纔招致了民間“經生俗吏”以意調整、擅加彌縫，以至自出心裁的。[注]又《明史》卷五六《禮志十》：“(洪武)十六年詔班《鄉飲酒禮圖式》於天下，每歲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於儒學行之。其儀，以鄉之致仕官有德行者一人爲賓，擇年高有德者爲僎賓。”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419。然而現在知道，這個“儀”並非洪武十六年之儀，而是洪武二十二年之“儀”，而且很可能是後來被編纂寫錄者弄反了的“儀”。

眼下就有這麽一個“以己意臆度”的例子——駱問禮。駱問禮所看到的《明會典》，據他所説是“大賓以致仕官爲之，位於東北；僎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位於西北”，那麽這是弘治《明會典》了。駱問禮指責其席次不妥，“豈當時寫錄之訛，纂緝諸臣未暇考正然歟？”“此係寫錄之誤無疑”。於是他忍不住“以己意臆度”、自出心裁了：“按參酌古今，其次當如此： 賓位東北，介以次賓爲之，位西北，俱南面。主位西南，僎以佐貳爲之，位東南，俱北面。三賓位賓左，西面。”參看圖七。

圖七 駱問禮《續羊棗集》卷三《鄉飲酒禮席次圖説》

此圖甚爲詭異，令人耳目一新： 賓、主、介、僎的席位，比同類的鄉飲酒禮圖順時針右旋了90°。駱問禮鑿鑿有據：“我朝尚左，賓位東北，則主當在西南可知。”[注]駱問禮《續羊棗集》卷三《鄉飲酒禮席次圖説》，《續修四庫全書》，1127册，頁306。倒是蠻有創新意識的。文林要求朝廷下狠手，把那些被肆意更改刊刻的朝廷禮典燒光。但駱問禮並未更改朝廷禮典，他的圖只是私人著述而已，可以免遭一炬吧。

嘉靖時沈槩指出： 《明會典》所載《鄉飲酒禮圖式》正文並無“三僎”，“附載禮圖則有三僎，位於大賓之左，西上”，“三僎者初無明文，今以佐貳官爲之”，“僎以致仕官爲之，則又稍合於古也；三僎次於東北，僚屬西面，而衆賓東面，此則古未詳言之耳”。[注]沈槩《鄉飲酒禮考》，《明文海》卷一二○《考》，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195。沈槩之所見，當然也是弘治《明會典》了，“三僎位於大賓之左”之辭可證。又明末李之藻亦云：“《會典》迎送設席，並不及於三僎，惟圖式列之。”他推測“當由佐貳充僎，佐貳不止一人，故編纂者因訛混列，遂若以三僎配三賓者”。對於讓佐貳來擔任三僎，李之藻頗不以爲然。[注]李之藻《泮宫禮樂疏》卷九《僎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651册，頁305—306。李之藻認爲，以佐貳爲“三僎”是很荒謬的，將造成身份衝突：“主人率僚屬迎賓庠門之外，以入揖讓；行禮畢，又率僚屬出迎僎。夫僚屬，即佐貳以下也。既率僚屬，又迎僚屬，於義爲贅。及其獻賓禮畢，又詣僎前獻爵交拜。夫守令正官，固無率屬以迎僚友之禮；况禮名鄉飲，而正官與佐貳獻酬交拜於黌序之堂，置介、置衆賓於度外，是何義耶！”

李之藻還提到，弘治十七年(1504)規定“以禮致仕官員，主席請以爲僎”。查《禮部志稿》：“弘治十七年題准，今後但遇鄉飲酒，延訪年高有德、爲衆推服者爲賓，其次爲介。如本縣有以禮致仕官員，主席請以爲僎。”[注]林堯俞等《禮部志稿》卷二四《鄉飲酒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597册，頁454上欄。弘治十七年的這個新規定，顯然是對洪武十六年《鄉飲酒禮圖式》相關内容的重申。怎麽忽而要重申舊制了呢？估計是什麽人發現矛盾了、提出疑問了吧。萬曆《明會典》增錄了“弘治十七年題准”之文，把它置於鄉飲酒禮圖之後，但前文中的“大賓以致仕官爲之”、“僎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却没有據改，可見編纂者是很粗枝大葉的。還有，明代的僎賓已稱“大僎”了，[注]如《文武諸司衙門官制》卷五《鄉飲酒禮律儀》：“大僎以致仕官爲之，位於東北。”《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748册，頁575。《皇明制書》卷一九《大明官制·新官到任儀注》引《鄉飲酒禮律儀》同，《續修四庫全書》，788册，頁727。這便是清初“大僎”一名的來源。

清廷也很重視鄉飲酒禮。府州行禮時使用的實物如衆賓插牌、儒學信帖及相關的耆賓匾額等，都有發現。[注]衆賓插牌,參看唐翔《會理發現的鄉飲衆賓插牌與古代的鄉飲酒禮》，《會理年鑑》2013年，頁264以下。儒學信帖、耆賓匾額，參看王惠瑩《“清道光汾州府儒學信帖”考辨——兼談清代鄉飲酒禮》，《孔廟國子監論叢(201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頁310以下。清初的鄉飲酒禮，沿襲明禮設僎。萬斯大早年在寧波府郡庠中觀看鄉飲酒禮，看到“郡丞而下爲僎，丞席東北向二賓，通判、推官席東而西向”。[注]萬斯大《學禮質疑》卷四《鄉飲酒禮席次》，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29册，頁472—473。“郡丞”即寧波府同知。“郡丞而下爲僎”的“而下”二字，表明禮典上的僎不止一人。也就是説，同知及後文的通判、推官都是僎，三僎都由官員担任。

《清史稿》：“順治初元，沿明舊制，……以致仕官爲大賓，位西北；齒德兼優爲僎賓，位東北。”[注]《清史稿》卷八九《禮志八》，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2654。康熙《清會典》、雍正《清會典》中的“大賓以致仕官爲之，位於西北；僎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位於東北”之文，均直抄萬曆《明會典》。乾隆《清會典》雖然没抄這段文字，但三部《清會典》中的《鄉飲酒禮圖》却陳陳相因，都跟萬曆《明會典》如出一轍，皆有三僎，乾隆《清會典》也不例外。[注]分見康熙《清會典》卷五四《鄉飲酒禮》，《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本，頁2636，2637；雍正《清會典》卷六八《鄉飲酒禮》，《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本，臺北，文海出版社，頁4251—4252，4255；乾隆《清會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619册，頁262上欄。可見乾隆《清會典》的修撰者一時馬虎，他們本應依據乾隆十八年廢三僎之詔，把禮圖也修改了的。[注]查乾隆《清會典則例》卷七一《鄉飲酒禮》，其中是收錄了乾隆十八年的廢除三僎之詔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622册，頁359以下。乾隆《清會典則例》與乾隆《清會典》是同時修成、相輔相成的，那麽照理説，乾隆《清會典》鄉飲酒禮圖中的三僎，就應作相應改動。

至嘉慶朝，鄉飲酒禮圖終於焕然一新，跟此前明清官方儀注中的各種禮圖都不相同的一幅畫面，展現在人們面前了：

圖八 嘉慶《清會典圖》卷二二《鄉飲酒禮位次》《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頁695

這幅畫面，馬上讓人聯想到楊復《儀禮圖》，以至張惠言的《儀禮圖》了——它們遵循着共同的構圖原理和布局原則。如前所述，南宋楊復的禮圖以《儀禮》爲本，而楊甲的禮圖以《禮記》爲本，由此分别發展出了兩大類型的鄉飲酒禮圖。從明初到清乾隆的王朝儀注中，“楊甲型禮圖”一直占據着上風；而嘉慶之後，“楊復型禮圖”時來運轉、取而代之了。

清後期的相關情况，可以徵之光緒《清會典圖》：

圖九 光緒《清會典圖》卷二九《鄉飲酒禮圖》《續修四庫全書》，795册，頁322下欄

較之圖八，圖九光緒《清會典圖》在東北處增繪了“一品卿大夫席”(南面)和“二三品卿大夫席”(東面)。這些一二三品官，乾隆十八年詔把他們定義爲“仕至顯官、偶居鄉里、願來觀禮者”，其席次是“依古禮坐於東北”。據《儀禮》經注，這些人“或有無，來不來”；據乾隆十八年詔，這些人“無則寧闕”。可知圖八東北處的留白，所表示的乃是觀禮者們“不來”時的景象，或“無則寧闕”時的景象；圖九增繪的一二三品官，則是他們欣然到場的景象。乾隆十八年詔仍把這些觀禮者稱爲“僎”，實際却是視之如“遵”的。

以上的粗略勾勒顯示，遵、僎的糾葛確實影響到了王朝禮制的搖擺變異，以及禮圖的不同類型。“禮時爲大”，禮俗總是適應社會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變化本身未必可非，不妨與時俱進。但主動適應是一回事，被動變化又是一回事，禮學分歧又是一回事，粗疏致誤又是一回事，在分析時有必要把它們區分開來。

三 另一種可能性： 遵、僎爲二？

以上所述遵、僎何爲本字的各種觀點，對僎及大僎、三僎的各種觀點，都是以“遵、僎爲一”爲前提的，或認爲遵即是僎，或認爲遵與僎非此即彼、只能二中取一。

今人對遵、僎間的矛盾處，關注無多。各種《儀禮》《禮記》注本，各種介紹鄉飲酒禮的著作，以及工具書中的詞條，大抵謹守注疏，以遵、僎爲一事，或者只説僎，不言遵。在解釋清華簡《耆夜》的“辛公甲爲位，作册逸爲東堂之客”時，若干學者就借助遵、僎以釋之。李家浩讀“東堂”爲“東上”，認爲“東上之客”相當於三賓，但其席位北面東上；“辛公甲爲位”的“位”應讀“僎”，辛公甲擔任主人周公叔旦的僎。[注]李家浩《清華竹簡〈耆夜〉的飲至禮》，《出土文獻》第4輯，中西書局，2013年，頁19以下。曹建墩則認爲“東堂之客”類似僎賓，“僎賓爲主人之副手，雖爲賓，其實是屬主人之相”，作册逸擔任周王之相，又作爲僎賓居畢公高之東，武王之北。[注]曹建墩《清華簡〈耆夜〉篇中的飲至禮考釋二則》，收入羅運環主編《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352—353以下。陳鵬宇贊成這個意見，並有補充論述。[注]陳鵬宇《清華簡中詩的套語分析及相關問題》，清華大學2014年博士論文，頁56—57。又陳魏俊也把“東堂”讀爲“東上”，“東上”即賓東或尊東，認爲作册逸所任之“東上之客”，類似遵或僎。[注]陳魏俊《楚簡“爲位”及“東堂之客”補釋》，《學行堂語言文字論叢》第4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28以下。關於《耆夜》的這些討論，也都或隱或顯地以“遵、僎爲一”爲背景。對鄉飲酒禮上遵者“不干主人正禮”一點，王承略考之甚詳，但仍不别遵、僎，視爲一事。[注]王承略《〈儀禮〉鄭注禮義發微》，山東大學2018年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頁105。

可問題並非僅僅如此，遵、僎並不一定勢不兩立、水火不容，還存在着另外一種可能性呢： 遵是遵、僎是僎，遵、僎爲二事；諸公、大夫與“輔主人者”其實是兩種不同身份的人，被弄混了。

明人王應電多少已觸及這一問題了：

鄉飲酒之禮，失禮經之旨者二。其一，賓僎介主之義不明也；其一，設席之不正也。……所謂僎者何也？衆賓中之貴者也。《儀禮》曰： 賓若有尊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席於賓東是也。所謂諸公大夫者，謂天子之三公卿大夫致政而在鄉者也。……主賓介僎之義既明，而後其位可得而正矣。……其曰“僎以輔主人”，贊乃主人之輔，僎亦賓也，何得言“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乎？[注]王應電《周禮圖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96册，頁336。

王應電認爲“僎”既然是諸公大夫、是來賓、而且是“衆賓中之貴者”，那就不可能是“主人之輔”，“贊”纔是“主人之輔”呢。這就提示了一個新線索：“主人之輔”另有人在。贊者助也，贊是主人的助手。這個觀點仍以遵、僎爲一的認識爲前提，可是又公然質疑《禮記·鄉飲酒義》“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的可信性。把“贊”納入了討論範圍，這一點無疑是有新意的。

乾隆十三年(1748)奉敕撰的《欽定禮記義疏》，申説“遵、僎爲二”：

案僎與遵不同。遵，尊也，尊於賓者也。《儀禮》曰：“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一人舉觶乃入，席於賓東。”其先不入，以不爲賓，不干主人正禮也。若僎則主人之副貳，故(《禮記·鄉飲酒義》)曰“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與輔賓之介相對，非遵之比。鄭特因僎爵無考，故改僎爲遵，而以《鄉飲酒禮》爲此僎爵之證，但不曰僎爲遵字之誤、而第曰僎作遵,不幾混僎與遵而一之耶？[注]李紱等《欽定禮記義疏》卷四八《少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25册，頁510上欄。

《欽定禮記義疏》主張“僎與遵不同”，認定遵是“尊於賓”的諸公、大夫，而僎是“主人之副貳”，二者並非一事；鄭玄注采用“今文遵爲僎”“古文《禮》僎作遵”這樣的表達，結果就讓僎、遵混爲一談了。與王應電質疑《禮記·鄉飲酒義》不同，《欽定禮記義疏》的矛頭所指，是鄭玄注。

清末郭嵩燾的《禮記質疑》就僎、遵問題，繼續對鄭玄發難。他首先舉證三點，論證“遵”不是“僎”： 一，遵是賓，主人待遵“皆如賓禮”；二，遵席於賓東，“不奪人之正禮”；三，因“樂作而行旅酬，無以申遵者之敬”，故“樂作，大夫不入”。所以遵“必非輔主人之僎”。這些論點前人已觸及了，但郭嵩燾又進而提出，鄭玄“蓋以《儀禮》有賓、主人、介、衆賓之席，而無僎者之席，其後徹俎、賓降席、主人降席、介降席、遵者降席，相連爲文，因以遵當僎。《玉篇》《廣韻》沿鄭氏之説，兼收子倫切一音，竟謂遵、僎同字”。假如遵、僎相混是一個“歷史烏龍”的話，在郭嵩燾看來，鄭玄就是第一責任人。

由此推想，是否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呢： 鄭玄見《儀禮》有遵無僎、《禮記》有僎無遵，二者的席位又恰好都在酒尊之東、主人之北，遂認定二者爲一事，在注《儀禮》時，遇到“遵”便注以“今文遵爲僎”了。也許這個“今文”是就《禮記》而言的，並不是説他曾見過另一種今文《儀禮》，其中“遵者”别作“僎者”。今人似乎也無法證明，曾有一種含有“僎者”字樣的今文《儀禮》在先秦秦漢存在過。

郭嵩燾並未就此止步、鳴鑼收兵。他對僎到底是什麽人，繼續考求：

《説文》：“僎，具也”，“具，共置也。”《鄉飲禮》獻賓及介，及衆賓，及酬賓，皆主人，僎無與焉。謂之僎者，供具以將事，豈可以賓之遵者當之？《鄉飲禮》：“主人一相迎於門外。”相者不一人，此云一相，即僎者也。《鄉飲酒禮》有贊者，有弟子，鄭注《鄉飲·記》： 贊者“佐助主人禮事，徹鼏，沃盥，設薦俎”。疑此弟子之事，非贊者之事。贊者兼僎言之。一人揚觶、二人揚觶，皆贊者也。《鄉飲義》謂之僎，《鄉飲》《鄉射禮》謂之相，《大射禮》謂之擯，皆此贊者之稱。主人獻賓、獻介、獻衆賓畢，而後一人舉觶於賓，“一人”當即前之一相，因遂作相，爲司正，而旅酬之禮行，乃使二人舉觶於賓介。“一人舉觶”與介對文，“二人舉觶”與衆賓對文，則此舉觶之一人即相也，即《鄉飲義》之所謂僎也。《儀禮》不著僎者之位，蓋僎位東北，既爲司正，則從賓於西階，無常位也。《鄉飲義》坐僎於東北，原其始也。而《鄉飲·記》明言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則亦坐僎東北之意。主人獻工而不獻僎，僎者所以輔主人，不待獻，《記》所謂“贊者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明獻酢之儀不及僎也。而自一人舉觶以後，僎者之儀特繁，是以有“釋服息司正”之文。《鄉飲》有僎、介，《燕射》有擯介，《燕》及《大射禮》“擯者爲司正”，《鄉飲》《鄉射禮》“作相爲正司”(司正)，知相即僎無疑。《儀禮》未明著其文，而詳其儀特備。鄭注以賓若有遵者當之，證之《儀禮》而固不可通矣。(案明制鄉飲酒禮以大夫致仕者一人爲僎，即《儀禮》所謂“賓之遵者”，殊失禮經本義，由承鄭注而誤)[注]郭嵩燾《禮記質疑》卷四五《鄉飲酒義》，《續修四庫全書》，106册，頁579(轉下頁)

[注](接上頁)以下。標點參照鄔錫非、陳戍國點校《禮記質疑》，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頁708以下。但點校本偶有細微問題，如“公知賓禮”一句知當作如；“則此舉觶之一人即相也僎即《鄕飮義》之所謂僎也”的第一個“僎”，若據四庫本應删，换爲逗號。在湖湘文庫本《郭嵩燾全集》第3册《禮記質疑》(長沙，嶽麓書社，2012年)中，前一個誤字得到了糾正，後一個誤字仍其舊。

郭氏多方徵引辨析，徑指僎就是相、司正。這個看法，比王應電僎即主人之“贊”者之説，及《欽定禮記義疏》僎即“主人之副貳”之説，又大爲深化、具體化了。按，郭嵩燾的《禮記質疑》駁鄭注者約938條，駁孔疏者約410條，[注]周忠《〈禮記質疑〉體例與内容初探》，《古文獻研究集刊》第5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頁243。學者或評價説這些駁議有得有失。[注]鄔錫非、陳戍國點校《禮記質疑·前言》。若就遵、僎問題而言，郭氏駁鄭可以説相當雄辯；其對“贊者”“相”“司正”的論述，條分縷析，耀眼奪目。

鄉飲酒禮上確實活動着很多輔佐行禮的人員。在爲《儀禮·鄉飲酒禮》作注時，鄭玄也往往予以説明。姑舉數例：

1. “沃洗者西北面”鄭玄注： 沃洗者，主人之羣吏。

2. “薦脯醢”鄭玄注： 進之者，主人有司。

3. “一人洗，升，舉觶於賓”鄭玄注： 一人，主人之吏。

4. “使二人舉觶於賓介”鄭玄注： 二人亦主人之吏。

5. “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鄭玄注： 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鼏、沃盥、設薦俎者。西面北上，統於堂也。[注]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981，985，987，988，990，991。

在各種場面中，看得到“主人之羣吏”“主人有司”“主人之屬”“主人之贊者”的忙碌身影。他們忙於“佐助主人禮事”，包括“徹鼏、沃盥、設薦俎”這樣的操勞。稱“遵”的諸公大夫“不干主人正禮”，可有可無、可來可不來，來了也是遲遲入場就座；“主人之贊者”則否，在典禮之初就辛勤操勞着，他們不來不成、非來不可，不來的話典禮就癱痪了。所以這種“主人之贊者”很多典禮都有，冠禮上有，昏禮上有，射禮上有，食禮上也有。

相或司正尤其引人注目，他職責最重了：

1. “主人一相迎於門外”鄭玄注： 相，主人之吏，擯贊傳命者。

2. “作相爲司正”鄭玄注： 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爲有解惰，立司正以監之。

3. “乃息司正”鄭玄注： 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

4. “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鄭玄注： 司正，主人之屬也。

“相”以“擯贊傳命”爲務，自初就跟着主人在門外迎賓；作樂之後、旅酬之前，“相”搖身一變轉任“司正”了，又承擔起了監禮之責。因司正責任重大，故鄭玄視之爲“庭長”，也就是羣吏之長吧。所以在敍述典禮次日主人慰勞執事之時，經文“獨云司正”，以偏代全。

多種史籍顯示，周代宴飨時確實設有監禮之人，亦稱司正，或稱“執政”“觴政”“監”。《國語·晋語一》：“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韋昭注：“司正，正賓客之禮者。”[注]《國語·晋語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253。又清華簡《耆夜》：“吕尚父爲司正，監飲酒。”《左傳》昭公十六年：“晋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楊伯峻認爲，這個執政“蓋亦猶《鄉飲酒禮》之司正”。[注]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1376。《説苑·善説》：“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注]向宗魯《説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276。《詩·小雅·賓之初筵》：“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毛傳》：“立酒之監。”[注]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487。設置監禮、監酒者，是周代的通行禮俗。

李家浩還指出，根據銅器銘文和傳世文獻，先秦飨禮上存在着“侑”者或“禦”者，銅器銘文中他們又被稱“邐”或“麗”，“邐”或“麗”應讀爲“僎”。[注]李家浩《清華竹簡〈耆夜〉的飲至禮》。鄉飲酒禮上的司正，是由“相”轉任的。周代宴飨之禮上，“相”也是普遍存在的。可參楊寬所考：“鄉飲酒禮只有主人設有‘相’，幫同主持禮節，而賓只有介。飨禮則賓、主雙方都設有‘相’。如周定王飨晋景公，由原襄公相禮(《左傳》宣公十六年、《國語·周語中》)；楚共王飨晋卿郤至，‘子反相’(《左傳》成公十二年)；楚靈王飨魯昭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左傳》昭公七年)。這都是主人設有‘相’。”[注]楊寬《古史新探》，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295—296。史籍中也能看到，典禮上有“贊王”“贊君”的各種官員。

在楊寬看來，“相”是與“介”相對的。那人們難免要問：“僎”不也是與“介”相對的麽？“相”當然是“典禮宴飲時輔佐主人行儀節的人”了，而“僎”不也是“典禮宴飲時輔佐主人行儀節的人”麽？據《説文解字》，“僎”的意思就是“供具”，而“供具”正是“陳設酒食的器具”的意思。[注]如《史記·平準書》：“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同書《范雎蔡澤列傳》：“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漢書·敍傳上》：“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後漢書·趙孝傳》：“太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而“相”不就是領着人幹這些事的人麽？這樣看來，郭嵩燾懷疑“相”就是僎者，其説可從，“僎”有很大嫌疑就是“相”。不妨猜測，“僎”是某個時代、某些地區、某些禮儀場合上，對“相”的另一稱呼。

“主人之贊者”忙碌於堂上堂下各處，但“無算爵”時他們也有特定的飲酒之處：“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楊天宇：“西面，具體位置不詳。”[注]楊天宇《儀禮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87。這個問題確實没有定論。敖繼公推測這個位置在洗之東南。[注]敖繼公《儀禮集説》卷四《鄉飲酒禮》，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05册，頁137下欄。洗在堂下的阼階東南，這是低級服務人員即“徹鼏、沃盥、設薦俎者”的位置。這個説法，倒是符合鄭玄的“西面北上，統於堂也”之説的——在堂下纔能説“統於堂”呢。郝敬不取鄭注，所釋不同：“主人之贊，如徹冪、沃盥、薦俎等，皆主人之屬，亦上文所謂使能也。西面北上，立近主人右也。以北爲上，遵席在北也。”[注]郝敬《儀禮節解》卷四《鄉飲酒禮》，《續修四庫全書》，85册，頁595下欄。郝敬認爲“主人之贊”處於堂上，在主人之右，也就是處於主人與遵席之間。

那相、司正的席位呢？郭嵩燾云“《鄉飲·記》明言‘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則亦坐僎東北之意”。他也認爲“主人之贊者”處於堂上，但視之爲相、司正、擯者，亦即僎。《禮記·鄉飲酒義》稱“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則僎的位置在主人之北，即主人的右側；“坐介於西南，以輔賓”，介恰好也位於賓的右側。

又查周代册命禮上的儐者居受命者之右，[注]按，册命禮上的這個儐者是受命者的上司，其身份高於受命者，但此時他有導引之責，這大概就是居右的原因。乘車時的驂乘者稱“右”(車右)。《左傳》宣公二年：“晋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提彌明所任之“右”，也是可以視爲“相”的。[注]按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宣公二年：“右，車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頁542。楊伯峻沿襲其説：“趙盾之車右也。”《春秋左傳注》宣公二年，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659。然而這是宴飨場合，並不是乘車場合，提彌明這個“右”也可以解作“相”的，即乘車時任車右，宴飨時任相。對於春秋飨禮上賓也有“相”以輔之，楊寬亦有闡述：“《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載：‘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國語·晋語四》載‘秦伯享公子’，‘子余相’；這又是賓設有‘相’。”《古史新探》，北京，中(轉下頁)護衛、輔助者居於右側。這大概是因爲其動作更多，居右可以讓右手的能力充分發揮。[注](接上頁)華書局，1965年，頁295—296。[注]彭美玲討論古代“尊左尊右”問題時，便强調了“右手的能力”。見其《古代禮俗左右之辨研究——以三禮爲中心》，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出版委員會，1997年，頁85以下。對左右手與動作便利度的關係，古人是很敏感、很在意的，形成了固定禮俗。諸如鄭玄注禮書所提示的“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適牽者之右，而受由便”之類。“由便”是决定左右的主要依據之一。通常相居右側，但也有特例，樂工的相便是居左的。《儀禮·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内弦，右手相。”(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985中欄。)演奏瑟的兩位樂工是盲人，其輔助者是兩位相，此相又稱“扶工”。扶工需要用左手荷瑟、用右手攙扶樂工，所以居於樂工的左側。這也是一種“由便”。秦漢之時右丞相尊於左丞相，想來就是從“相居右”這個傳統中衍生出來的——左丞相是增設的，故不及右相之尊。可見在討論“尊左尊右”時，還要注意這左、右是相對於誰而言的。度之情理、參以史實，“坐僎於東北”，即讓“輔主人”的僎居於主人右側，相當可信。

《儀禮·鄉飲酒禮》：“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如果諸公、大夫等遵者光臨現場了，“主人之贊者”即僎的席位便處於主人與遵之間了，僎與遵座席相接、緊挨着。那麽請看： 據《禮記》僎在東北處、在主人之右；據《儀禮》遵也在東北處、廣義上也是主人之右。假如霧裏看花，則場面東北、主人之右的那堆人是遵還是僎，就模糊起來了，難免看朱成碧、看遵成僎了。遵、僎相混，就是這個原因嗎？

從經學的角度説，也許是禮經本身不够清晰，也許是鄭玄的推敲不够細緻，由此遵、僎之間滋生了糾葛。若非要死摳經文、注疏，這糾葛還未必能徹底澄清，没準兒治絲益棼。而若超越傳統經學窠臼，轉從現代歷史學的角度觀察，那就明快多了： 作爲貴賓的諸公、大夫和“主人之贊者”這兩種人，都是鄉飲酒禮上的客觀存在。主人行禮，必有家吏輔助。在源遠流長的古老鄉飲酒禮上，偶有貴賓光臨，爲他們安排特殊席位，乃情理中事；把他們置於酒尊東側以尊禮之，也不在情理之外。遵是來賓，而僎屬主人一方，主賓恐不宜混爲一談。

即便用經學眼光推論，如果僎是“或有無、來不來”的那種人，那麽《禮記·鄉飲酒義》會把他拉來，跟介配成雙對麽？萬一並無其人呢？萬一他們嫌麻煩不來呢？那不就有陰無陽了麽？天地温厚之氣不就來源枯竭了麽？場面東北不就出現破缺了麽？就算他們來了，也是中途入場，問題的嚴重性只下降了一半，問題還在。所以，即就神秘主義、形式主義思維而言，在《鄉飲酒義》作者的心目之中，僎也不會是那種偶或一來的諸公、大夫。王應電立足於“遵、僎爲一”，另行揭舉“贊”爲“主人之輔”，當然也有可取之處。但《禮記·鄉飲酒義》是《荀子》之前的先秦文獻，係《儀禮·鄉飲酒禮》之傳記，[注]參看沈文倬《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宗周禮樂文明考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49。又錢玄認爲，《禮記》中除了《月令》《王制》，其餘大致撰於戰國時期，見其《三禮通論》，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48；彭林認爲，《禮記》除《月令》之外，其餘都是先秦作品，見其《郭店楚簡與〈禮記〉的年代》，《中國哲學》第21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59。其作者不可能不精通鄉飲酒禮，不可能憑空弄出一個“僎”來“輔主人”，也不大可能把偶或一來的諸公、大夫看成“輔主人者”的。

若“兩利相權取其重”的話，“遵、僎爲二”的可能性稍大一些。而如接受“遵、僎爲二”之説，那麽以“遵、僎爲一”或“遵、僎非此即彼”爲前提而生發的各種論辯，便可以從新的視角加以審視了。例如： 遵與僎哪個是本字、哪個是假借字的辨析，就不必費心勞神了，把二字都看成本字就得了；以州縣佐貳擔任“僎”的做法，也不那麽荒謬無稽了，只要把致仕有德的觀禮者另稱爲“遵”就是了；“楊復型禮圖”與“楊甲型禮圖”看上去就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了，取長補短、把遵與僎都畫上，就兩全其美了。要是早些把遵、僎關係澄清，那麽僎忽而“致仕官”、忽而“佐貳”、忽而“年高有德者”的變换無定，在王朝儀注中便不至發生。若取“遵、僎爲二”之説，則今人在討論先秦鄉飲酒禮時，各種可能把遵、僎混爲一談的敍述，也許就需要酌情調整了。

概而言之，《儀禮》有“遵”，《禮記》有“僎”，而鄭玄於《儀禮》云“今文遵爲僎”，於《禮記》云“古文《禮》作遵”，由此就導致了一個禮學糾葛。本文目的，只是梳理其源委以供判斷而已。禮學文獻浩繁，禮制頭緒叢脞。本人不治禮學也不通禮學，對遵、僎的梳理純屬蜻蜓點水，難免曲説妄議。抛磚引玉，以俟大方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