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俊弟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江苏 南京 210009）

范老师走得太突然了。

几天前，见到哲声师兄，得知范老师病情平稳。星期六，与祥安师兄敲定下周二去苏州探望范老师。没想到，星期日上午就传来了噩耗……

一

1987年，我从一名中学教师考上苏州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跟随范伯群、芮和师、徐斯年、朱栋霖四位老师学习研究中国现代文学。

范老师身材高大，仪表端严。那时，他才五十多岁。由于“文革”前他和曾华鹏老师就合作并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著作），所以，在我们心中，范老师已是名教授。加上他时任中文系主任，在学生们眼中又增加了一份威严。

范老师很少跟我们聊家常，但他对待学生是和蔼的。不记得他批评过谁，更没见他发过火。他上课，从不信马由缰，而是手持一份讲义，“照本宣科”。范老师从不讲别人的观点，总是说自己的见解，所以，上范老师的课，总觉得很新鲜，全是干货，非常过瘾。我记得他给我们开过“鲁迅小说研究”“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等课程，全是他深入研究的领域，具有独到的认识和深刻的见解。

范老师做学问，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对资料极其重视。他曾告诫我们，有一份材料，讲一份话，切忌空话、大话、假话。有一次，他还特地带领我们几个学生去上海图书馆查资料。那是我们做学生期间第一次去外地，一切都很新鲜。安顿好我们吃住，范老师就带我们去图书馆。在图书馆，他手把手教我们如何查资料，如何做卡片。那次，他还带我们去拜见他的老师——贾植芳先生。贾先生见到我们这些徒孙非常高兴，谈兴很浓，可惜他方言口音太重，我们听不大懂。

后来，我去南京大学读博士了。虽然在范老师身边只学习了短短两年，但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他还作为答辩委员参加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进入出版社工作后，范老师更成了我的铁杆作者。

二

我先在江苏文艺出版社（以下简称“文艺社”）工作，那时，他的“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经典小说文库”刚刚在台湾出版，范老师知道文艺社喜欢出能赚钱的文学作品，便建议这套书可以在大陆再版。这样，这十卷本的“文库”成了我在文艺社做得最大的一套书。

范老师的主要学术著作都是在江苏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苏教社”）出版的，其中大部分著作我都参与了相关的编辑工作。其实，早在我调入苏教社之前，范老师就与该社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可以说，他与苏教社几代编辑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范老师在苏教社出的第一本书是《中外爱情诗鉴赏辞典》（1989），有人好奇，范老师怎么会编这样一本书？其实，这是出版社策划的选题，向范老师约稿，当时社领导仰慕钱仲联先生和范老师的大名，请他俩出山，指望这本应时之作占领市场，而范老师也不想让出版社失望。稍后，范老师与曾华鹏老师联合署名在苏教社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1989），“后记”中有如此表述：“对于历史上的定见，虽不必贸然反拨，但对那些陈陈相因的谬误，也不必奉为经典。”[1]这本书在现代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多少年后，许多学生还把它作为考研的必读书。1993年，范老师与朱栋霖老师联合主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在苏教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翔实而又独创性地论述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文学史著作，获得首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我和我那一届的几个研究生也参与了这本书的写作。

我于1997年调入苏教社，从此，范老师的书稿就直接由我接手处理。第一部书稿就是范老师的“七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研究”，它有八个子课题。范老师最初希望能出八本书，每个子课题一本书，这样一来，就成丛书了，而当时国家图书大奖规定，丛书不能参评。所以，作为出版方，我们希望该项目可以作为一本书来出版，140万字可以分为上、下两册。范老师从善如流，虽然有作者不同意，甚至从中抽出了自己的书稿，但范老师顶住了压力。该书于2000年出版，2010年修订再出新版，先后荣获一系列国家大奖：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奖的“中国文学一等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颁发的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之“优秀著作”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等。可以说，作为人文学术著作，它获得了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最高认可和表彰。

可是，范老师并没有止步。2013年，范老师82岁，出版了七十多万字的《填平雅俗鸿沟——范伯群学术论著自选集》，这部学术自选集，范老师试图为后代学人描述他的学术蓝图。他谦虚而又充满信心地说，“就是在雅俗鸿沟中填了几铲土而已”[2]3，“填平这条鸿沟的艰巨而细致的工程也自有后来人”[2]3。2014年，范老师83岁，又出版了六十多万字的《中国市民大众文学百年回眸》，他说：这一部书的主旨，就是“‘摘帽与加冕’，为一批现代文学时段的通俗文学作家摘去具有‘鸳鸯蝴蝶派’贬义的帽子，戴上‘市民大众文学’的桂冠。”[3]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范老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执著的学术追求。

看着老师的一部部书稿经我的手变成一本本具有社会影响的图书，心中充满自豪。出版工作做久了，渐渐领会到编辑工作的双重性：一方面，编辑如同助产士，出版社就是产院，作者是产妇，书就是新生儿；新生儿能否安全、健康地来到这个世上，还要看产院和助产士的态度、技术和水平；另一方面，从职业上来说，编辑是什么？编辑就是他编辑的那些书——书滋养了他，塑造了他的精神世界，并最终成就了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范老师其实一直教育我整整30年。

范老师的这些书多是六七十岁以后的作品。许多人在这样的岁数早已放马南山、含饴弄孙了，范老师联想到乐黛云、季羡林等先生从70岁到90岁还一直手不释卷、笔耕不辍，于是他说：“我好像还可以有所作为……我还想在学术之路上‘再爬一个小坡’。”[4]

这里的“坡”指学术高峰，“坎”则指人生道路上的挫折与低谷。正当范老师自觉还“年轻”，还想“大展宏图”之时，学校停止了他的博士招生，不久，又发生了变故。这些对于范老师该是何等的打击？但是，范老师视学术为自己的生命，而且他具有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七十岁以后，他转至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做研究，越过了一道道“坎”。

这里，不得不提及130万字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上、下）（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它是范老师主持的最后一个集体项目，2015年启动，原计划三年完成，2018年出书。没想到，启动当年就被列入“首届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工程”，2016年又成功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这样，就必须于2017年3月以前出书，否则，就会被视为自动放弃该项目资助。范老师此时年事已高，不能再让他老人家加班加点了，可是，国家出版基金无论对出版者还是对作者都是一项巨大的荣誉，放弃太可惜。找范老师商量，范老师一听就明白了：“这样吧，我们来想想办法。”范老师从来没有豪言壮语，听他这样说，我就彻底放心了。后来，范老师想方设法、调兵遣将，调整任务分工，协调作者合作，这期间还在扬州召开了写作研讨会，硬是将项目提前一年完成，并最终为出版社成功拿到国家基金。他老人家很高兴，2017年6月初，他把大家召集到苏州，开了一个俭朴而精致的庆功会。在会上，范老师还非常难得地一一点评第三代学人——他的合作者们，并亲切鼓励。在当今社会，这真是千金难求的诤言啊！

这一年，范老师已经86岁了。接着他又带着两位第三代学生一起完成了哲声师兄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子课题“中国通俗文学社情研究”，并将书稿交到我手中。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惦记着刚刚完成部分书稿的“经典中国外译项目”——《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史略》——的写作，这也是范老师晚年非常看重的一本书。几年前，我社申报《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史》成功入选国家“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由政府出资翻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出版，由于当年国家没有征集到适合的英文译稿，这个项目就搁浅了。第二年成功申报“经典中国”项目，范老师很高兴。英文只需要20万字，原著字数太多。范老师对我说，给外国人看的，内容不必太深，浅显些，最好还要有趣些，而且通俗文学的成就主要在小说，不如我们搞一本“通俗小说史略”，国内也还没有现成的书，将来也可以作为大学教材。为此，他还拉上徐斯年老师和刘祥安师兄，计划三人一起完成该项目。范老师对翻译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希望译者应该是搞文学出身，外国人要能看得懂，还得请大专家来把关。我们后来请到南京航天航空大学英语系主任石云龙教授，并一起去苏州见范老师，半天聊下来，范老师放心了。分工确定后，从2017年6月开始，范老师每隔一段时间，即交一篇稿子。到他去世前，已经完成了四章，连同绪论，总共8篇稿子已经交到我手中。它们是《绪论》《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上海春秋》《恨海》《广陵潮》《玉梨魂》。最晚一篇是2017年11月22日发出的。按惯例，在发来稿件时，范老师会附一封信。那天，范老师的信是这样写的——

俊弟、敬芝①指责任编辑周敬芝。二位：奉上外译《广陵潮》一稿，请教正。最近身体不佳，日见衰老，我也想早日完成出版社交给我的最后一个项目。因为项目在身，犹如欠债，不还清总觉不安。总之，我在明年“五一”之前，会将全部稿件奉上，除各个通俗类型之外，前面还得写一个总论，对每个类型的特色有一个总体的介绍。这个项目一完成以后，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一点，如果写不动了，就此搁笔。这是我在年齿日高时，经常会流露的想法。我想二位也会理解我的。致礼！

范伯群11月22日。

以往范老师在信中很少谈及自己的身体状况，这还是第一次。值得注意的是，范老师在信中表达了完成稿件的信心的同时，也流露出些许消沉情绪，这在他的信中也是不多见的。其中，更透露了他生命与学术同在的信念。这之后半个多月，范老师就离开了我们。这封信差不多可以看作是范老师的“绝笔”。可以告慰范老师的是，目前，该书中文版已经被集团列为重点出版项目，英文版已与英国新经典出版公司和印度普拉喀山学院出版社两家签订了出版合约。

中青年是每一个人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范老师和那一代人，在那样一个时候，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耽误了太多大好的生命时光。正因为这样，他才如此珍惜晚年的学术生命。每念及此，我们做学生的心情复杂，既悲愤，又惭愧！

三

范老师其实是乐于助人的。对待学生，范老师几乎有求必应。

在我印象中，有这样几件事忘不了。

在苏州大学读书时，要报考南京大学博士生，填写表格时遇到难题。我冒昧地第一次走进范老师家，师母开的门。当时，少不更事，好像还打扰了范老师的午休。但是范老师并没有表露出丝毫不高兴。在他的建议下，我圆满地解决了问题。现在想来，这种事哪里能去麻烦范老师！几年后，我博士毕业了，由于想进的那家单位的领导是范老师好朋友的学生，于是又请范老师帮忙打招呼。他二话没说，又是写信，又是打电话。又几年后，想调入苏教社。由于范老师与苏教社是老关系，不得不再次请出范老师，他又是二话没说，再次出马……于是，再次解决问题。到了苏教社，想提高业绩，一度想出一套中小学文言文读本。当时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风靡全国，想请章先生出面主持该书。可是，我并不认识章先生，又想到了范老师。于是，身在苏州的范老师到上海，领着我去拜见章先生。此时，章先生身体不是很好，此事虽然没有做成，但是范老师的热情帮忙，让我再次感受到他的古道热肠。

最近，范老师还有一慷慨之举让我感动。由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取得的非凡社会影响，凤凰集团全力推广它的版权输出。一家台湾图书公司愿意购买它的版权，但价格之低令人难以想象，等于白送。出版社让我与范老师沟通此事，可是我向范老师开不了这个口，拖了几天，试探性地向范老师谈及此事。谁知，等我说明了集团为何做这样的事的理由之后，范老师慷慨答应，说：“只要你们集团需要，我愿意服从。”就这几句，再没有更多的话语。

范老师待人接物，也很值得称道。初次与他接触，也许会觉得他不够热情，缺少那种江湖大哥气。但与他交往时间长了，就会觉得范老师待人接物如行云流水，一切都恰到好处。我每到苏州要见他之前，他总会问我住在哪里，什么时候到？然后就会说：“我到你宿舍去。”直到有一天，他拄着拐杖来到宾馆，见到我就说：“我们不到你房间去了，就在大厅聊聊。”我这才意识到，不能再这样惊动、打搅老人家了。走的时候，我要用车子送他，他坚决不肯，说他家门前就是公交站，很方便。

他每次来南京，总要给我打电话，约我到他住的宾馆去见见面，聊聊天。常常是，我人还未到，茶已泡好“底子”（约有四分之一温水浸泡着茶叶）。人一到，开水一冲，汤色青绿，香气扑鼻，呷一口，清苦、温润，回味无穷。范老师一向喜欢碧螺春，给我泡的都是上好的碧螺春。

长久以来，直到今天，每当我喝到明前碧螺春，凝视着嫩绿的幼芽，幽幽的清香滋润心脾，眼前就不禁会浮现出范老师亲切的面容……一时间，恍惚觉得，范老师的学问、人品，他与我们这些学生的情谊，正如一杯上好的碧螺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