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正兵

5个人，一辆车，随后的8天里，我们行程近2000公里，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夜闯浓雾重重的阿坝州，深入茂县、理县，一路采访报道。

在我不算长也不算短的新闻职业生涯中，印象最为深刻、记忆最为难忘、感受最为强烈的采访经历，大概就是2008年的“5·12”汶川地震和2010年的青海玉树地震。这两次地震采访，也应该是我记者生涯中最为自豪的闪光点吧。

灾难突发时，新闻人总是最先行动起来的人群之一。震级高达8级的汶川地震发生后，虽然前方余震不断、危险依旧，吃住行都成了最难保证的事情，但完全无法抵挡报社同事报名去灾区采访报道的决心。报社前后安排三批次去灾区采访人选，我有幸被选入最后一批。

5月27日，我和摄影记者程丁、正义网记者陈景平一行真正进入地震灾区采访，此时距离地震发生已经半个月了，但眼前的满目疮痍还是让我们震惊。根据我们的采访计划，四川省检察院安排了报社四川记者站记者刘德华和我们同行，并给我们调配了省院最好的吉普车和最有经验的驾驶员。

5个人，一辆车，随后的8天里，我们行程近2000公里，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夜闯浓雾重重的阿坝州，深入茂县、理县，一路采访报道。

在灾区的每一天，我都被深深感动着、震撼着。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汶川县检察院检察长孙力。他当时正在负责漩口镇灾民安置点，黝黑的脸庞上除了坚毅，看不到悲伤。地震发生后，他受命前往重灾区漩口镇抗震救灾。从汶川县城到漩口镇，约60公里，全部是大地震中心地带，是货真价实的“生死线”。孙力带着突击队员，走了整整5天，一双军用胶鞋走烂了，终于按县委要求赶到了指定位置。

在理县采访时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同行的程丁流下了热泪。在理县检察院搭起的临时帐篷里，我们的到来让正在抗震救灾的县检察院同志们激动万分。午饭时候，他们尽最大努力做了一顿“丰富”的午餐，有方便面、青菜和火腿肠。一个干警的孩子，看到火腿肠激动地叫了起来“有肉肉”。一问才知道，小家伙已经整整半个月没有吃到肉了。

虽然地震过去了半个多月，但每天我们都感受着震级不等的余震。为了安全，每天晚上我们都和衣睡在帐篷里。在茂县检察院采访的一天晚上，沉睡的我突然被几个人驾着抬出了帐篷。看着被惊醒、满脸愕然的我，县检察院的同志不好意思地说：“袁记者，刚才是一个震级比较高的余震，来不及叫你，只好把你先抬出来。”之后，便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在这8天的行程中，遇上道路塌方、山坡滚石是经常的事情。经验老到的驾驶员每次开车路过山坡时，都让我们认真观察车辆四周山坡上的情况，一看到山上冒着烟雾，就紧急停车。“那都是山上往下滚石头的信号。”他的话至今我还记得。

2010年4月14日7时49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里氏7.1级地震。这是距离汶川地震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又一次发生在我国的大地震。根据报社安排，我和程丁再次接受前往玉树灾区采访的任务。

一番紧张准备，16日一早，我和程丁便乘坐当天最早飞西宁的航班出发。而这也是我俩再度携手共赴灾区采访。在青海省检察院领导的协调下，17日早上6点，我们乘坐最早一班从西宁飞往玉树东方航空公司的抗震救灾专机。上飞机后，我俩发现，整个机舱内几乎没有座椅，所有乘客都携带行李席地而坐。坐飞机次数不少，但这样的坐法还真是头一次。问过空姐才知道，玉树机场海拔高，拆去全部座椅，一是为了减轻飞机“体重”，便于它在高海拔地方降落、起飞，二是为了放下更多的救灾物资和回来时能够运送担架病人。

8点50分，飞机抵达海拔超过3900米的玉树机场。早两天已赶到玉树采访报道的青海记者站记者李维和玉树州检察院的同志来机场接我们。李维和玉树州检察院的同志提醒我们，在玉树要当心高原反应，要慢走缓行，不要蹦跳。

玉树机场离玉树州府所在地、也是这次地震受灾最重的玉树县大概20多公里。到玉树县城后，一半以上的房屋已成为废墟，剩下的房子也受损严重，无法住人。我们直接来到州检察院技术大楼工地“安营扎寨”，州院办公大楼受损严重，他们就在这个工地上搭起帐篷，作为临时办公和住宿的场所。

吃过中饭，我们马上乘车出去采访。因为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救援的车辆很多，车速很慢。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脑袋疼得越来越厉害，嘴里总有喝了煤油的感觉，总想吐。为了不耽误采访，我采访时强忍着，一上车就抓紧休息。回到“临时驻地”的帐篷，已是晚上。刚吃了一口面条，一下子忍不住，全吐了。头疼也越发厉害，我只好躺了下来。州检察院的同志赶紧帮我拿来氧气瓶，让我吸氧。人生第一次的高原反应真是很强烈，至今难忘。我的高原反应一直持续了3天，4天后才逐渐消退。

到了4月24日，采访任务基本完成，我们准备乘坐抗震救灾专机返回西宁。当天上午，州检察院同志开车送我们到玉树机场。送站同志走后，程丁来到设在机场的医疗驻点，问有没有狂犬疫苗。医生们一听就紧张了，问咋回事。程丁撩起他的迷彩长裤，左小腿肚子上一大片青紫瘀痕。原来，来玉树的第一天，他为了爬到废墟顶上拍照片，被当地的狗给咬了。他担心这会影响采访任务，就没有跟任何人说。另外，和在汶川地震时采访一样，因为担心遭遇余震，我们在帐篷里也都是和衣而眠。所以，他被咬的事情一直没人知道。

我着急了，医生更着急，马上张罗找血清和疫苗，可这些医疗点根本没有狂犬疫苗之类的东西。医生们迅速给设在机场的抗震救灾指挥小组作了报告。指挥小组了解情况后，又向上级救灾部门作了汇报，并紧急安排我们乘机去西宁。

这次我们乘坐的可不是一般的飞机，是飞机中的“巨无霸”——军用伊尔-76运输机。地震发生后，空军部队调派两架伊尔-76运输机参与抗震救灾工作。到达西宁机场，程丁直接被救护车拉走了，我则是和前来接站的李维回到了青海省检察院。一直到晚上，程丁才回来，医生检查后说大概是没问题。

如今，程丁依旧活跃在检察新闻摄影第一线，而我已经告别了新闻职业生涯，但每每回想这两次经历时，依旧有种激情燃烧的感觉，算是“两赴重灾区，足以慰平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