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 艳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1331)

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与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可谓是戏剧史上以女性独立解放为题材的双璧。目前学界对于两部作品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类观点以刘华东[1]和钟翔[2]为代表，他们单纯地关注到易卜生对郭沫若戏剧创作的影响，进而分析了两部作品的关联性与差异性。第二类观点以陈鉴昌为代表，他写作的两篇论文《郭沫若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比较》[3]和《郭沫若易卜生的娜拉形象意义比较》[4]，立足于《三个叛逆的女性》和《玩偶之家》两个作品，比较两部作品中娜拉形象的异同。这类观点单方面从形象角度进行对比分析。第三类观点以张柏柯[5]为代表，他选取了《三个叛逆的女性》中的《王昭君》与《玩偶之家》进行对比，仅分析了两部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共性与个性。综上可之，学术界都注意到了《玩偶之家》与《三个叛逆的女性》之间的关系，也看到了易卜生对郭沫若创作的影响。那么，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从易卜生《玩偶之家》的戏剧创作中具体借鉴了什么呢？他在借鉴易卜生戏剧创作时，是否显示出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呢？

20世纪初，日本和中国先后掀起易卜生热。1909年文艺协会和自由剧场纷纷上演易卜生的戏剧。在国内，1908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中对易卜生大力推崇。1914年春柳社陆镜若在《俳优杂志》第一期(1914年)上发表了《伊蒲生之剧》，将易卜生的戏剧引进中国。1918年，《新青年》上刊出了“易卜生专号”，“易卜生主义”开始成为中国追求社会变革的思想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