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晓燕 吕海月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大连 116081）

执政者的廉洁与否，极大地关系到执政的力度和信度，决定着改革事业的成功与否，甚至可以说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和成败。《三国志》中记载了不少“廉吏”，他们的修为及政事当时即广有影响。明史鉴今，这些廉吏的形象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廉吏是一个综合概念，正如朱熹对“廉洁”的阐释：“清者，其志之不染；廉者，其行之有辨；洁者，其身之不污。”（《楚辞集注》）就是说，一个人内在的志向“不染”，即内心的思想不受外界物质世界的诱惑；其外在的行为端正方直，明晰是非的界限；最终洁净一身，没有被污染。这实际从内外两个维度概括了廉吏的标准：内，即对自身的要求，不忘初衷，坚守原则和底线；外，即对为政的要求，维护原则，行有法度。《三国志》中的廉吏便具有这样的特征。

一、内：其志之不染

曹操提倡节俭，不尚华丽，以人臣之尊身体力行：“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常以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故预自制终亡衣服，四箧而已。”（《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又曰：“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合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其贵贱，于今施行，可谓军容，非国容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傅子》）在他的提倡和身体力行之下，曹魏集团内外皆以节俭为尚。

曹操的家人都以节俭为尚。《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傅子》曰：“太祖愍嫁娶之奢僭，公女适人，皆以皂帐，从婢不过十人。”曹丕的生母卞后也是“性约俭，不尚华丽，无文秀珠玉”（《三国志·魏志·后妃传》注引《魏书》），曹植“舆马服饰，不尚华丽”（《三国志·魏志·曹植传》）。

曹魏集团的文臣武将也皆以清廉为尚。荀彧是第一个投奔到曹魏集团的世家大族，受到曹操的看重和重用，但他并不恃宠而骄，更不奢华，而是谦冲节俭，家无余财。①太尉满宠执法严格，“不治产业，家无余财”，朝廷赞他有“清忠俭约之节”（《三国志·满宠传》）；还有魏国开国元勋夏侯惇“虽在军旅，亲迎师受业。性清俭，有余财辄以分施。不足资之于官，不治产业”（《三国志·魏志·夏侯惇传》）。

毛玠，从初入仕途时就以廉洁奉公著称，后为曹操提出屯田大计，在曹操还担任司空和丞相时转为幕府功曹。他身处高位却节俭奉公，并以身作则，使得那些士大夫都以他为榜样，就连那些贵宠之人也不敢浪费过度。他常穿简陋的衣服，吃简单的饭食，他把所有赏赐全部分给贫穷的族人，家里没有一点余财。曹操就曾称赞他说：“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三国志·毛玠传》）后来曹操攻克柳城，缴获大量物资，特地挑选素屏风赏赐给毛玠，因为毛玠有古人之风，只有古人之服才能与之相配。他节俭克己，磨砺自身，给整个官僚系统带来一股清廉的风气。他与崔琰负责选举官吏的标准就是：“皆清政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三国志·魏志·毛玠传》）如不清正廉洁，虽有名气也得不到他的推荐。因此，《先贤行状》中这样评价毛玠:

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诸宰官治民功绩不著而私财丰足者，皆免黜停废，久不选用。于时四海翕然，莫不励行。至乃长吏还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车。军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拟壶飧之絜，家象濯缨之操，贵者无秽欲之累，贱者绝奸货之求，吏絜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称之。（《三国志》裴松之注引）

毛玠不仅自身清廉，而且带动了当时社会的尚简风气，得到百姓的称赞。

徐邈作为曹魏的三朝老臣，不仅正直行政，而且廉洁奉公，《三国志·徐邈传》记载：“（邈）赏赐皆散与将士，无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闻而嘉之，随时供给其家。弹邪绳枉，州界肃清。”俸禄与赏赐分给手下，自己家却时有衣食不继；忧国忘私，不营产业，身死之后家无余财。这是很难能可贵的！正始六年，魏明帝下令追思清节之士，下诏表彰了徐邈。《三国志》把与徐邈一样的清廉的胡质也放到了《徐邈传》中，显示了对清廉之士的推重：“每军功赏赐，皆散之於众，无入家者”“家无余财，惟有赐衣书箧而已。”（《三国志·徐邈传》）恪守本职的曹魏廉政官员还有田豫，田豫的清廉不只在中原王朝著名，甚至远播域外。《魏略》记载，田豫平时清简节约，赏赐都分给将士们。看到他过得太贫穷，胡人都想给他一些东西，每次胡人送给他牛马物资，他都会先收下，然后充公，并记录在案。胡人先是以为他是因为送的东西太大没办法私自留下，于是私下给了他三十金，结果他照样先收下然后充公，连胡人也不得不承认和佩服他的廉洁。《三国志·徐邈传》对徐邈、胡质、田豫这三个人评价是“忠清在公，忧国忘私”！对于蜀汉政权来说，一提到廉吏，我们首先就会想到诸葛亮，他曾经上表对后主刘禅说：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三国志·诸葛亮传》）

生前呕心沥血，为了蜀国大业拼尽最后一口气，将整个身心都献给了国家，而自己却不治产业，留给子孙的只有八百株桑树和十五顷薄田，当然还有“俭以养德”的训诫。②不居功自傲，身后事更不敢劳民伤财，他在有病后立遗嘱曰：“（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三国志·诸葛亮传》）正是这样的廉洁奉公，千百年来，诸葛亮赢得了百姓们的尊重和爱戴。

在诸葛亮以身作则的表率之下，蜀汉政权也将清俭廉洁作为治国之本。费祎是诸葛亮之后掌管蜀汉军政大权的重臣之一，可他却能够做到家不积累财富，儿子和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祎别传》曰：“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三国志·费祎传》裴松之注引）董和也是蜀汉的重臣，蜀地在三国时期比较富庶，因此当地的风俗是以奢侈为风尚，可是董和却“和躬率以俭，恶衣蔬食，防遏逾僣，为之轨制，所在皆移风变善，畏而不犯”“自和居官食禄，外牧殊域，内幹机衡，二十馀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三国志》作者评价他说：“董和蹈羔羊之素……皆蜀臣之良矣。”

姜维是蜀汉政权的大将，特别是在诸葛亮和费祎都去世之后，他成为蜀汉掌管军事的总指挥。他虽执掌重权身居高位，但是却“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郤正评价他说：

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馀,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谈,常誉成毁败,扶高抑下,咸以姜维投厝无所,身死宗灭,以是贬削,不复料擿,异乎春秋褒贬之义矣。如姜维之乐学不倦,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三国志·姜维传》）

对姜维的历史评价颇有争议，但是在做蜀汉大将时的他，家无余财，饮食节制，称为廉吏是恰当的。

江东吴国，孙权“笃尚朴素，服不纯丽，官无高台，物不雕饰”“后宫列女，及诸织络，数不满百”（《三国志·陆凯传》）；鲁肃“为人方严，寡于玩饰，内外节俭”（《三国志·鲁肃传》）；蒋钦其母“疏帐缥被，妻妾皆著布衣”，以致连倡俭的孙权都看不过去了，“赐御府为其母作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朱桓“轻财贵义”死之日，家属无安葬费用，陆胤为西陵都督，而其家“内无粉黛附珠志妾，家无文甲犀象之珍”；以清廉著称的是仪，“服不精细，食不重膳，拯赡贫困，家无储蓄”，不用厚葬“及寝疾，遗令素棺，敛以时服，务从省约。年八十一卒。”（《三国志·是仪传》）

二、外：其行之有辨

“无欲则刚”，只有坚守了内在的原则和底线，才会有外在的刚正不阿。刚正不阿就是刚直方正，不逢迎附和，不偏私倨傲。而只有坚持原则和底线，才能够分清是非曲直，从而行为端正，敢于对抗强权。

《三国志》注引《曹瞒传》中记载了曹操初为官时的刚正：

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馀枚，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荐之，故迁为顿丘令。

曹操刚进入官场，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尉就敢于与违法的豪强甚至包括受宠的、权势滔天的宦官们对抗，表现了刚正的品格。

曹魏集团的重要谋臣荀彧也具有刚正的性格。《三国志》注引《典略》记载：“彧折节下士，坐不累席。其在台阁，不以私欲挠意。彧有群从一人，才行实薄，或谓彧：‘以君当事，不可不以某为议郎邪？’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来言，众人其谓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类此。”不因为别人的议论和评判来改变自己的立场，也能够拒绝群从的请求，持心平正，坚守选材的原则，这不是每一个为官者都能够做到的。还有上文提到的魏国重臣毛玠。他秉公办事，绝不徇私舞弊，《三国志》注引《先贤行状》中评价毛玠：“其典选举，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敢于斥责奢华的行为，抑制阿党营私的小人，对于不符合要求的人，即使是权贵来求情，也敢于坚持原则予以拒绝，甚至连曹丕的要举荐的亲眷也不例外：“文帝为五官将，亲自诣玠，属所亲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职，幸得免戾，今所说人非迁次，是以不敢奉命。’”他拒绝的理由很是有骨气，铮铮之语，正是一位廉吏秉持公心、自我坚守的内心写照。

魏国的徐邈，清廉却也刚直守正，不受流俗影响，有自己的处世原则。《三国志·徐邈传》记载：

卢钦著书，称邈曰：“徐公志高行絜，才博气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絜而不介，博而守约，猛而能宽。圣人以清为难，而徐公之所易也。”或问钦：“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在凉州及还京师，人以为介，何也？”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卢钦很了解徐邈，给徐邈的评价很高。徐邈不受流俗影响，能够坚守“初衷”，因而获得“有常”的赞誉，而这种“有常”的评价正应了朱熹对“廉”之“其行之有辨”的解释。

三、《三国志》廉吏形象的启示

“廉吏”形象在《三国志》中给我们留下了特殊的印象，也应该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在战乱纷争、争端不息的时代里，仍然坚持秉公执法、身清政廉，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乱世中的官员视金钱为粪土，兢兢业业，勤勉自律，廉洁奉公的？

（一）个人修养。孔子曾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1](P995)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特别强调为政者身正的表率作用，《诗经》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小雅·车辖》），王肃所谓“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孔子家语·王言解》）这些都说明领导干部的个人修养、率先垂范，在廉政建设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官员的廉洁不仅得到百姓的爱戴，更能够扭转一时的风气，正如孔子所说的“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P1037)，只有自身“正”，才能“行”，成为践行政德、遵纪守法的模范，才能树立权威，对百姓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宋人林逋在《省心录》中说：“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正是这个道理。三国时期的执政者，无论是魏国的曹操、吴国的孙权还是蜀国的诸葛亮，都以个人的修养来践行廉政，所以才能够形成廉政文化的风尚，促进廉政制度的推行。

（二）制度建设。当然，廉政建设仅仅依靠执政者的率先垂范是不够的，还需要营造官员廉洁从政的外部环境，从制度的角度杜绝官员贪腐的可能性。比如从汉代开始就设置了御史大夫的官职，其重要职能之一就是监察百官，对官员的不轨行为进行弹劾，独立于百官之外，可以直接将百官的行为汇报给皇帝，这就从制度上给官吏以约束，不敢贪腐，否则等待他的就是被弹劾罢官，甚至得罪的后果。三国时期做过御史大夫的，魏国有华歆、袁涣、郗虑，吴国有丁固等。不仅如此，从《三国志》中的记载可见，对官员的廉洁与否，从最初的选拔环节就确立了制度性的要求，如曹操就是被举孝廉而走入仕途的[2](P523)。曹丕禅位登基后，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在黄初二年“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只要是孝顺廉洁之士，不受名额限制，直接招来做官。

（三）社会风尚。儒家思想中提倡的道德要求，使得全社会以“廉”作为道德典范。而只有廉洁正直的官员才能够使下属敬畏，使百姓爱戴。就像明代山东巡抚年富写的《官箴》刻石对自己的告诫：“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由此可见，不管是在什么朝代，廉洁而处以公心都是社会对官员的希望和期待。诸葛亮之所以能够一直获得百姓的爱戴和纪念，恰恰也是因为他的廉洁。《三国志》注引《襄阳记》记载：“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又《袁子》曰：“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2016年4月，笔者曾实地考察汉中定军山“武侯祠”。时至今日，定军山上的“武侯祠”仍是百姓尊崇和祭奠的地方，方圆十里百姓不在此进行樵采放牧，还这位辛劳一生的丞相以安宁和静谧。“武侯祠”周边树木郁郁葱葱，当年武侯去世时栽的古柏已成参天大树，千年古柏围绕着武侯祠，守候着这位百姓爱戴的廉洁忠智的宰相。百姓对于一个官员的态度，才是对这个官员最准确的考量和判断，他依然被人怀念，不仅仅是由于他匡时济世，经天纬地之才，更是因为他为当时甚至后世都做了一个廉政典范。

相反，此前的东汉与之后的晋代却都有奢侈的社会风尚。东汉中后期奢侈无度“穷奢极侈以蠹国；私人墨吏，横行郡国以吮民”[12]这些贪官污吏就是社会国家的蛀虫，他们靠吸取民脂民膏养肥自己，但由此带来社会的动荡。

从《三国志》可见，廉政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心血来潮，也不是某个部门的独往独来，而是历久弥新的治政需求，是整体参与的立体建设，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其中，个人修养是基础，制度建设是保障，社会风气是约束，几个方面缺一不可。这是历史给现实的启示，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

注释：

①《三国志·荀彧荀攸传》中记载“太祖以女妻彧长子恽，后称安阳公主。彧及攸并贵重，皆谦冲节俭，禄赐散之宗族知旧，家无馀财。十二年，复增彧邑千户，合二千户。”

②诸葛亮在《诫子书》里有言：“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③《三国志·武帝纪一》记载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

参考文献：

[1]程树德.论语集释[M].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2]王夫之.读通鉴论[M].舒士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