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杰 叶家春

(1.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610064；2.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四川 成都611731；3.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610064)

电影《无问西东》作为清华大学100周年诞辰的纪念片，在时空交错中展示了不同清华人的信仰和坚守。曾经意气风发，却很快在途中迷失了方向的吴岭澜；放弃家庭优越生活和母亲的期望，自愿参与最残酷战争的沈光耀；为了爱情舍弃“最崇高”的理想，保持赤子之心的陈鹏；身处尔虞我诈的现代职场，为了赢总是见招拆招先发制人，终于从容面对一个比“赢”更重要的选择的张果果,他们身上都透露出一种相似的精神：遵循自己最真实的想法。他们的命运虽各不相同,却又相互影响，在各自的分叉路口都听从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完成对自己心灵的救赎。该环线构思极其巧妙，漫天的彩霞、轰鸣的飞机、拥挤的立交桥、湿润的红土地，在这样的场景交错中呈现了一幅幅具有鲜明时代和地域特色的画面，这些画面也在不同季节的清华园中得以统一。四个故事相互交错影响，映射出现代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共同的自我期许与担当。

四位清华毕业的主角担负着导演要通过这四段人生来反映清华学子风貌的希望，因为作为国内最高学府的翘楚，清华的毕业生总是被社会寄予厚望。通过这部影片，我们能窥见以清华毕业生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修养，即：精于自己专业的同时，有担当、有责任、有同情心，把实现个人理想和祖国期望相统一。这也许正是当下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期望，值得当代知识分子反思。但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分子，要么困于生计，要么囿于体制，在面对纷繁芜杂的生存现状时，会做出不同的价值选择。一方面，现代“精英”型的知识分子，只精通于自己的专业，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单面人”，这与传统的“全能型”知识分子相去甚远；另一方面，部分知识分子从事的是萨义德(Edward Said)眼中的“特殊专业”，他们集政权与学术于一身。然而，就像电影中四代清华人一样，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定位，成为知识分子中“不屈不移的风骨典型”。

一、知识分子的文化定位

知识分子是社会风貌的间接呈现，是文明的载体和传播者。知识分子究竟是大多数还是作为精英的少数？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一切从事智力活动的人都叫知识分子；狭义上说，知识分子指那些执行知识分子职能的人，这与上层建筑的构建有关，更突出其领导职能。然而，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与广义上和狭义上的定义有所不同，他在著名的《狱中札记》中提出了对知识分子认识的重要论断：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是与传统知识分子相对而言的，传统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着一定的历史延续性，为一种行为精神左右，是独立自由的，他们不依赖任何阶级；这一群体自身有着独特的历史传承，并不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阶级有着必然的、有机的联系。但是葛兰西指出了这种认识的局限性，“最普遍的错误就是在知识分子活动的本质上去寻求区别的标准，而非从关系体系的整体中寻找”。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的社会本质属性：每个人都生活在各种关系网络中。知识分子要发挥作用，也要被放置在整体关系中考察。这就是为什么葛兰西提出有机知识分子概念的原因。

葛兰西指出：“每个社会集团都会同时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有机的’知识分子。”[1]7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仅有专业知识，还要关注、研究、引导社会公共问题，这是一个集团和阶级以各种方式同特定的社会集团发生联系。这个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在葛兰西的概念里，有机知识分子具有明确认识到自己阶级的政治意识是一种有机的联系，有相对的独立性。每个阶级都有本阶级的知识分子，以提升巩固本阶级成员的集体意识。有机知识分子是集体意识形态的生产者与传播者，他们的有机性体现在其与一定社会集团的关联，并有专业特征。他们通过专业分工，组织社会；他们参与实际生活，改造世界。

尽管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划分具有时代的特殊背景，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定义里看到社会对知识分子不变的期望。在《无问西东》里，四代知识分子的表现也印证了“有机知识分子”的功能和社会责任。吴岭澜面对自己可能“天资”不擅长理科的现实，没有硬撑着毕业，然后随波逐流，而是敢于跳出当时重理轻文的窠臼，最终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学教授。这并没有使其在日后的生活中困于自己的金字塔而不问人间温饱。以他为代表的西南联大教员们，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仍然能不忘使命，坚守“随处可安放的讲台”。电影中几个炮火轰鸣下上课的场景很有震撼力，不仅仅体现了不顾生命安危的求知欲和责任心，更重要的是哲学、考古和文学等课堂内容，值得我们反思。这些用世俗的眼光看起来“无用”的学科，不能为解决眼下急迫的问题提供任何帮助。连吴岭澜在被问及学实科(理科)的原因时都说，“因为成绩最好的学生都学实科”，更不要说在以金钱、地位、权力、速度和结果等来衡量成败的现代社会，还有多少人能在物质舒适的和平年代，沉下心来遵循自己的内心、思考自己的人生？

以吴岭澜为代表的西南联大教员们便体现了“有机知识分子”的特点：不仅有专业知识，还要关注、研究、引导社会公共问题。知识分子并不能局限于自己的专业世界而对世间冷暖漠不关心，他们是正义的、有同情心的，他们是和解决社会问题息息相关的群体。在必要时，他们也会做出选择，重新出发，这就是沈光耀和陈鹏。国难当头之际，沈光耀放弃父母让他享受人生、在战乱中明哲保身的安排，一身戎装奔赴战场。带着他的同情，把食物供给投向云南山区的孩子；带着他的担当，驾机撞向敌舰。陈鹏一边担负起家国大义，潜心研究原子弹；一边用自己润物无声的关心帮助王敏佳走出阴霾。多年之后，在空旷荒凉的大地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陈鹏在火车上摘下帽子，头发因受长期辐射而脱落，面对火车上小女孩的目光却从容微笑。这也是萨义德眼中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定位：“知识分子应该是不管其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是什么，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

电影最后的彩蛋更是让人惊叹：那个兵荒马乱却大师辈出的年代，多少人的青春被无悔地奉献给了“只问初心，无问西东”的坚守。这样的知识分子团体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生活实践，改造世界。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公共事务联系在一起，面对生死考验不退缩、不逃避，反而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果说，当今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期望是对文明的传承，那么在这四个互相影响的叙事中，我们的确看到了这样的担当。在对生命的延续与文明的传承中，电影让我们看到无私无畏的付出是多么重要地影响着他人的人生，尽管你很可能不认识那些被你影响的人，如被吴岭澜的人生哲学影响的沈光耀，被沈光耀空投食物救活的陈鹏……一个人的付出托起的是另外更多的闪着光辉的生命。这就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文化定位：真实、正义、有担当、有同情。

二、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

在《无问西东》里，尽管导演弱化了很多时代背景，但她努力去构建四个不同时空的世界，而且试图用某种得以传承的精神或理念将其连接；她努力用镜头去捕捉一些美好感人的瞬间，比如西南联大师生在教室静坐听雨的时刻，又比如沈光耀牺牲后由同学交给其母的手绘本上记录下的点点滴滴；她还努力为这部电影的精神内核加入更多不世俗的东西，并且在不经意的画面中透露出浓郁的时代感。这种反衬一方面推进了故事的冲突；另一方面，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不同人物的价值选择，可以作为一面镜子让我们得以窥见自身。

在20世纪60年代那段叙事里，李想是一个没能勇敢站出来为王敏佳作证，为了梦想放弃了自己的好友和爱情的“进步青年”。为了自己的前途在表彰会上宣称“与过去的反动分子划清界限”，而在表彰会的另一侧，王敏佳却被参与批斗的群众打至半死，惨遭毁容。也许观众会认为李想的自私是人性的卑劣，也有的会认为在那样的氛围里，李想也别无选择。他的做法的确凸显了陈鹏的伟大，我们要反思的是，难道现代社会就没有这样的人吗？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问题，可能更多的是自身的价值选择。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往往是站在群体高度，正如阎嘉教授所说的“都过分强调了文化想象与身份问题中的共同性、群体性的维度，而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个体自主的价值选择和生存处境在文化想象与文化定位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李想的选择的评判，我们不能忽视当时生存环境的作用，时代给他的压力让他不敢面对，如果他承认自己也参与了写信事件，不但取消支边资格，更严重的可能是和王敏佳一样的下场。我们在群体的高度看待他，就会给他判下“不忠不义”的罪名，然而，在他自己的价值选择上，却输给了大众强行给他的定位。还好，导演最后还是给了他弥补的机会。而电影里另一位知识分子许老师，他的选择是对内心的封杀。

许老师在女朋友的资助下考上大学，在大学学习中他开阔了眼界，有了比以往更为成熟的思想和审美观，与纺织厂女友的思想观念也渐行渐远……于是，他想悔婚。女朋友拿着刀来到学校以死相逼，面对强大的世俗压力，在人命关天的危急时刻，许老师答应了婚事，履行了婚约，但是他的心已经死了。许老师的人生价值选择和生存环境发生了强烈的冲突，他无法战胜社会压力，只能通过封锁内心来回应自己的选择，这对他和他的妻子都万分痛苦。学生眼中热心负责的他却和妻子形同陌路，甚至从不碰妻子的一切。他的冷暴力也让曾经温柔善良的妻子变得歇斯底里，成为邻居眼中的怨妇、学生眼中的“暴君”。他妻子的不幸也许源于她对爱情的执念，也或许是许老师(葛兰西眼中的传统知识分子)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的苦果。

许老师的妻子把自己的委屈全部发泄在涉世未深的王敏佳身上，她要为自己受到的冷落找一个出口。当不问真相的群众冲向王敏佳时，我们仿佛看到了现实社会如洪水猛兽般的网络舆论暴力。现代社会中部分网民也算是知识分子，可是他们面对碎片化的信息仍然选择跟风、起哄，一种事不关己、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早就把知识分子应有的文化修养抛弃。网民发表言论时的匿名性和隐蔽性，让他们免于在别人直接面对面的注视下显露出自己真实的本性(如语言暴力、愤世嫉俗等)，这可能也给他们提供了爱看热闹或纯粹为发泄无聊而娱乐的机会。从药家鑫到江歌，多少推波助澜的舆论导致了正义的迟到，又有多少人一边形成遇事就喷的惯性，一边一本正经地热爱生活。电影的最后，王敏佳几乎被暴民活活打死，尽管在将要被陈鹏埋下时复活，此时的复活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是电影为这段凄美爱情增加的泪点。然而，那个时代终究容不下陈鹏和王敏佳的爱情，他们最终被湍急的命运河流冲散，生命的烛火也摇摇欲坠。

从李想、许老师到当下社会的一些网民，我们看到不同知识分子面对各自生存环境时的价值选择。正如葛兰西所说：“我们可以说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非所有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1]4电影的最后一段里，张果果的上司不经意地说着自己资助苦难家庭的“苦恼”，似乎有点动摇这个年轻人的决心。作为电影里为清华毕业生接力的最后一棒，张果果坚守住了自己的真心，但他的生存环境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当今社会唯利是图、人心冷漠的普遍现象。葛兰西和萨义德在谈论知识分子问题时，都主张知识分子应该以行动介入社会，应该站在弱者、无人代表者的一边。知识分子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舍弃判断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他们应该有批判精神，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能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和个人得失而心怀天下。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选择。

三、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

作为对生活的升华，电影有美化的部分也有被刻意放大的部分，因为“电影毕竟是出于各种商业目的的各种形象最重要的制造者与操纵者，而很好地运用它的行为始终必须把复杂的日常生活故事变成没有深度的屏幕上的一连串形象”。从当今生活的环境来看，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和文化定位也是有现实意义的话题，而关键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在中国文化中，知识分子多指狭义的文人知识分子，他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中，始终保持着他们特有的节气。不管是金戈铁马还是流放异地，无论是“心存魏阙之下”还是“小隐于野、大隐于市”，都始终身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化定位。他们构成的群体，大概类似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文化身份研究问题上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些文人雅士对家国命运的担忧，是因为“民族的想象力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安德森认为，民族一开始就和人的出身环境密切相关，这种与生俱来的宿命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

也许《无问西东》中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前三代清华人做出的价值选择就是属于这种群体生命，这是知识分子集体性的体现。他们共同的身份认同，就是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眼中的“一种共有的文化”。而萨义德、安德森和霍尔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的族裔散居身份，他们的“共有的文化”也与这个特殊的多重文化身份紧密相连。正是这种多重身份让他们不局限于一种文化想象来看待知识分子的问题。萨义德自己的流亡经历和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身份，代表了这类群体面对的困境：既要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又要服从新的群体的利益。萨义德具有独特的三重身份：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美国人、学院人士(知识分子)。在他看来，“这些身份中没有一个是隔绝的，每一个身份都影响、作用于其他身份。……因此，我必须协调暗含于我自己生平中的各种张力和矛盾”。由此可见，在萨义德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与民族、社群/传统的关系的矛盾性,所以他自己竭力强调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安德森亦是如此。知识分子应该是普遍价值的捍卫者，而不是某个集团的“个别”价值的维护者。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强调知识分子的两大责任在于“提高人类群体的知识和自由”，这两大责任中，前者关乎知识分子的本职，后者在于他们的社会责任。这两大责任都和他们的国别、族裔等无关。

有别于葛兰西“有机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介入方式，萨义德看到了学科日渐精细化和专业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容易面临的危机：深陷于专业机构与话语的牢笼之中，且被媒体社会、权势集团所规约和限制。他提出知识分子应以“业余”的态度介入社会事务并保持批判精神。“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2]25知识分子本应挣脱民族和社群所设定的边界与认同，不以集体式的热情来思考，而应集中于超越个别的普世价值。知识分子与政治责任之间的关系很重要，但在萨义德看来更重要的是“批评”，他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特色，“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而这种批判精神一定是超越了自己狭窄的专业所限的领域。正是这种业余精神，才能“进入并转换我们大多数人所经历的仅仅为专业的例行做法；使其活泼、激进得多；不再做被认为是该做的事，而是能问为什么会做这件事，谁能从中获利，这件事如何能连接上个人的计划和原创性的思维”[2]71。

不管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论，还是萨义德的“业余知识分子”论，他们强调的都是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知识分子应该坚守自己的原则立场，不被各种权威机构所困，敢于维护高于自己国家和民族层面的公平和正义。虽然，当代知识分子很多都只专注于自己的专业，他们有的或成为那个专业的“权威”并和某种权势勾结，有的或因为生计和体制成为某种“传声筒”。如今，和安德森眼中那种集体性的“想象共同体”相对立的是面对各种身不由己的个体性的价值选择的冲突。“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文化定位不仅是一种不由自主的群体现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现代知识分子个人自觉的文化价值选择与体认有着极大的关系，与他们个体的生存处境有着极大的关系。”[3]但是在当代知识分子当中，仍然有很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心竭力。他们不愿意待在象牙塔舒适的环境里做纯粹抽象理论的阐释，而是积极参与国际讨论，有的甚至亲自践行体验“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例如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等，他们虽然是地理学家，却积极关心全世界人民在居住环境上的公平和正义问题。不管是文人还是技术知识分子，他们都用高于自己专业的视野，用各种方式呈现自己的文化定位和价值选择。

四、结语

知识分子的文化定位和价值选择问题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有非常紧迫的意义。尽管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已经变样，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在培养全民文化素养和提升民族软实力方面仍然被社会寄予厚望。电影《无问西东》的上映，终于让国产青春怀旧片跳出“卑恋”“堕胎”“矫情”和“颓废”的怪圈，青春也可以是阳光、正义、无畏与伟大人格和生命光辉的塑造。远离战争的当代青年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忘记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相反，不随波逐流、无私无畏、积极用行动来热爱生命，这才是青年面对人生应有的姿态。作为知识分子，更应该担当起积极介入社会的责任，《无问西东》仍然让我们看到一种“有机知识分子”的精神在延续。

纵观如今的电影市场，话题不是围绕着怀旧展开就是无根的玄幻片，要么靠特技支撑感官刺激，要么主打青春牌，动辄上升到所谓的“情怀”。事实上，过于沉湎于过去就是不敢面对未来，正因为被尔虞我诈困顿了心智才会格外珍惜青春年少的单纯。怎样遵循自己的内心，活出自己的精彩和价值，影片在结尾旁白中给出了撼动人心的答案。从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和文化定位来看，这部电影也给所有青年学子提出期许，要一直保持着年轻人的理想、率真和热情，保持萨义德提出的批判精神，保持知识分子的本色，“听从你心，无问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