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欣然

( 济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山东 济南，250022 )

回望历史，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百年进程中，民国时期大学的发展与完善以及其在致力于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尽管在新的历史时期，时代赋予了高等教育现代化以崭新的内容与形式，也对高等教育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在任何时代，人的现代化都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条件，更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与重要标志。而民国时期的众多大学校长承担着从“学术思想”层面唤醒沉睡之青年乃至芸芸众生的任务，以达成“立人”之目的。因此，他们在执掌一所所大学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对学术角色的卫护，既是本职工作的具体展现，同时也是超越本职工作的特殊使命。大学校长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思想的宝贵遗产，具有重要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民国大学校长的学术角色之内涵及卫护之责

自大学产生之日起，以学术为己任就成为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重要标志。大学的使命是不断追求学术的高深化以及致力于培养学术人才。因此，大学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自然源自于大学的学术属性。既然大学以学术为基本属性，那么大学发展必然要遵循学术发展的逻辑要求，而这些通常掌握在大学知识人手中，毕竟，他们以高深学问的拥有者和传播者身份立足于世。纵观民国大学发展，民国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知识人中的代表性人物，作为大学的掌舵者，学术角色的卫护就成为其立身之本。首先，要求民国大学校长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成为大学知识人群体的代表者，这是大学的本质属性所赋予大学校长的基本要求。换言之，民国大学校长是学术上的象征者。其次，民国大学校长是学术上的推动者。民国大学校长需要依靠理性的精神引领学术的发展，需要以学术价值取向作为考量客观事物的标准：他需要贯彻实施学术自由、独立的理念，需要为大学发展提供良好的学术环境，需要满足大学师生对学术发展的基本要求……换言之，民国大学校长需要围绕大学的学术、教育发展为职志，通过各种教育理念的倡导、教育实践的贯彻增进大学的相关学术事业。对于个人来讲，民国大学校长应具有相对高的学术权威，成为“博学首领”，引领大学向学术优良的方向发展。

大学校长学术角色的扮演可以通过大学之理与大学之事两个维度展开，而大学校长作为承载大学之理的化身，通过各种实践行为将大学之理转化为大学之事，即理在事中；同时，大学之事充分彰显大学之理，大学之事在大学之理的光照之下，即事在理中。在理的层面，大学校长积极追寻大学存在之意义，以哲学的姿态来面对大学之形而上的世界；在事的层面，大学校长需要抓住大学发展的各项战略性事物，从容面对现实形态中的大学实践。民国大学校长将自身浸润在大学之事与大学之理中，让自身成为承载大学事理的平台。

(一)理念先行：大学校长作为大学之理的体现者

大学之理对于大学之事具有优先性，指的是大学校长对大学之理的思考与追寻作为一种逻辑意义上的地位优先，使大学校长的管理事务中渗透着对大学之理的遵循。唯有大学校长将心灵的触角伸向大学形而上的世界，探索大学理念，触摸大学真义，才能为大学校长的教育实践提供内在的大学精神依据。大学之理作为一种逻辑起点，为即将展开的大学之事提供理论与现实的指导。

当我们思考一个大学校长的角色时，考虑更多的应该是“适当性”，这反而是一个更加模糊的概念。但是归根究底，问题在于：大学之理念何在？从大学的发展史来看，大学固然可以如古代的书院一样，是一个“道德的社区”；也可以如许多近代威权国家中的各级学校一样，是一个“政治的领域”，大学沦为实践国家意志的工具；也可以如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许多学校一样，大学成为一个经济领域中的重要部门，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后备部队的训练工厂。但是，从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本质而言，大学基本上是一个“知识的社群”。在大学知识社群里，大学校长是知识领袖，是大学的首席学术和管理领袖，是与做学问相关的，而学问是真实的；大学校长是大学精神资源的开发者与维护者，大学精神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大学校长应该锐意改革，用自己的先进理念来推动改革。

大学理念之于大学校长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加以考察。其一，从哲学角度进行考察，大学理念的形成是哲学思维的成果，在一定意义上归属于哲学的范畴。而“哲学的任务在于它必须先于行动”[注][英]克·霍德金森：《为什么要对管理进行哲学探讨》，刘林平、万向东译，《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大学校长需要面对、处理从师资配备到组织机构，从学术章程到学生管理都极其复杂的专业行为，如果他不具备哲学思辨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学理念，那么他就很难对大学的发展进行长远的分析与规划，进行审时度势的考量，也不可能有大胆创新、改革的胆识。其二，从教育学的角度考察，大学校长在探寻大学理念的过程中，以“教育事实”为基础，积极探寻和解释高等教育的活动规律，为高等教育实践提供指导。然而，这种指导并不是单纯提供规律性知识，而是依据一定的价值观念制定出符合理性思维的大学规范体系。大学理念为大学提供一个什么是“好”的大学的概念框架，在大学校长的带领下向这个“好”大学的方向不断努力。

蔡元培领导北京大学改革取得成功，颇为重视大学理念的引领。“客观地看问题，蔡元培的北大改革，其影响并非只是针对大学的教育教学、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术作为。其改革的实质是在塑造一种大学精神，一种学术自由，一种思想独立，一种拥有社会担当的大学精神。”[注]游学民：《蔡元培大学理念的当代价值》，《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2期。因此，才有对大学是 “研究高深学问机关”的继承，才有对包含民主、自由氛围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的推崇，也对大学以“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培养“健全人格”的学生的大力发扬。正是在这种大学理念的引导之下，蔡元培将北大带入一个无法企及的发展高度。早在胡适留学美国之时，出于对当时国内盲目出国留学的现状和大学发展落后的状况，胡适便写下《非留学篇》，希望能够建立“与于世界有名大学之列”的大学，因此他的大学理念着重强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以提高学术研究为着力点，采取兼容并包的理念，并形成“学术独立”思想，如此方能建设中国的新社会与新文明。作为为梅贻琦铺下康庄大道的罗家伦，一直以“建设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等国立大学中的一流大学作为他大学建设的目标”，为“建设一完善学府，以培养建设人才之宗旨而长清华”[注]徐剑虹：《学术性·民族性·本土性：罗家伦的大学理念与实践》，《高教探索》2011年第4期。，以学术发展推动民族振兴为己任，“不但对于中国学术有种贡献，而且可以学术影响社会和民族的将来”[注]罗久芳：《罗家伦与张维帧——我的父亲母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罗家伦用他的大师典范和大学理念让世人看到，即使在民族处于最绝望的时候，真正的大学能够支撑起整个民族以及文化的无限希望。竺可桢视大学为养成公忠坚毅、转移风气、培养国运领袖人才之所，秉承“务实求真，存是去非”的理念，造就“东方剑桥”。

大学的理念或许很难有统一、明确的答案，它包含一股流动的精神，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但是从根本上讲，它具有一以贯之的思想，它以学术研究为内核，以大学的独立为前提，以育人为根本理由。大学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场所”，需要通过学术研究为人类创造知识、传授知识，传承人类文明的精华，这也是民国大学校长上下求索的大学之道。同时，民国大学校长坚持大学独立的基本理念。在民国大学校长们看来，大学的“独立之精神”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前提，它与“自由之思想”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所以，这批大学校长经常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左冲右突来捍卫大学的独立精神。而且，这批大学校长所固守的现代大学理念，点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门。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往往唯政治马首是瞻，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民主”和“科学”的影子，也找不出“独立”和“自由”的因子；更为缺乏的，还有高屋建瓴的哲学思辨，以及批判性思维的精神气质。正是对这种学术缺陷的反思与改正，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萌生出现代意义的大学。另外，大学存在的根本目标是育人，究竟应当培养怎样的人，成为民国大学校长颇为重视的大学理念之中心问题之一。民国大学校长们根据时代需要以及结合高等教育的基本使命，给出了清晰、明确的答复。例如，蔡元培认为教育应该培养完全之人格，并具体提出要培养“应国家需要”“五育并举”的“硕学闳才”；而竺可桢认为大学要成为“养成一国领袖人才的地方”，培养能够挽救民族危亡、转变国家命运，以及创造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人才。大学的中心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的意义上的学生，这不仅要求围绕“人”的目的而培养的学生活在大学空间之中，而且要活在社会秩序之中。这样，大学能够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意义结构，而大学校长提出理念的意义就是让大学作为意义空间尽可能显现。事实上，从民国大学中走出来的众多对社会、国家有用的人才就是上述理念的具体体现。

(二)瞄准大学战略性事物：大学校长作为大学之事的承载者

大学校长怎样才能进入大学事务之中，同时又执着于对大学理念的追寻？大学校长对大学事物的管理显然不会事无巨细，毕竟大学校长需要对大学发展进行宏观把握，因此大学校长需要用战略性眼光和技巧对大学进行管理。这包含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考虑大学发展的历史情况，立足大学发展的现状，扬长避短，争取实现大学累积性螺旋上升发展，而不是完全否定过去、颠覆式的平面发展；其二，展望大学发展的未来，综合把握大学发展的态势，制定出符合大学发展的短期与长期目标。所谓成功的大学校长，并不是只会提出理念的人，还应该具有善于将观念、理念转化为管理、执行的能力。尽管先进的大学理念犹如一盏明灯，能够在黑暗中点亮光明，但是这并不能够保证有效的前行。积极、有效的策略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作为先进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卓越的大学校长是不可能仅仅停留在提出大学理念的层面上的，他们通常会花费多年的时间将大学理念真正渗透进教育实践，将理念变为大学实际的生活。结合民国时期大学校长们的教育实践可以发现，他们将大学理念深深地植根其中，通过对大学事物进行整体把握，审时度势，谋划全局，恰当利用各种力量积极推进改革以及创新，使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稳步前进。

民国大学校长们意识到他们需要着重考虑以下几件事情：首先，近代中国充满了矛盾冲突，战争不断，政局混乱，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之下办学颇为艰难，大学发展应该进行长远考虑。在借鉴吸收西方一流大学管理经验的基础之上，创造性结合国内大学情况制定规章制度，形成学校内部立法、行政、监督分权，行政与学术分工、整体与部分结合的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其次，中国传统学校管理专制性极强，即有少数人决定学校发展状况；同时，传统大学生自认为是天之骄子，具有极强的自负感。而民国大学校长提倡教授治校与学术自治制度，转变学校风气，发展民主作风，同时培养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开拓学校发展的新局面。再次，民国大学校长深知，没有高质量的学生，便不可能真正实现大学的使命，因此，人才的培养需要放在大学校长处理大学事务的突出位置。然后，大学之“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能够兼容并蓄，各种人才能够聚集于此，彼此在竞争中求进步；各种学科、专业能汇聚于此，使学生文理兼通。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大学校长需要处理的不仅仅是如何吸引高层次人才的问题，还有如何根据自己的办学理念在平衡大学综合发展的基础之上办出自己的特色。最后，全力积厚大学优秀的隐性文化，树立起学术至上、真理至上的旗帜，并以学术公正、学术自由确保学术的日益繁荣，同样是将大学理念真正渗入大学实践的不可回避的重要事务。

二、民国大学校长的学术角色卫护之法

(一)承担大学事理：大学校长作为独立的知识人

大学校长能够完全投入到大学理念的实现和大学事务的管理之中，首先要求他们具有足够的独立性，既不随波逐流，更不同流合污，能够一边坚守自己的大学理想，同时又一边把握大学发展的核心事物。如果大学校长不具备独立的人格，那么教育活动中就没有独立、自由而言，他们只会作为“他者”的代言或者工具。此时，大学校长虽然以个体身份出来发言，但是话语中并不包含自己独立的意志。他们要代言真理，就需要独立自由的精神加以检验和证明，然后通过理性的方式进行表达。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知识人群体的代表，若不看重真理而看重其他，也就无所谓真正体现大学精神的大学之理与大学之事了。

审视民国时期大学校长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性特征可以发现，传统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权力系统中实现自身价值的体系已然消失，教育权力场成为作为知识精英的大学校长们成就自身价值的方式。同时，大学校长群体成为“非依附性的一个相对不具有阶级性的、没有被太牢固地安排在社会地位上的阶层”[注][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7-158页。，能够达到“独立于权力中心自主行动，在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社会中起了专业性质的作用，促进了对迫切的社会问题进行开明的讨论”[注][美]杰弗里·G·戈德法布：《“民主”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杨信彰、周恒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2-43页。的结果。“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民国大学校长群体的身上已经失去其作用，教育权力场超越于国家政治权力场成为大学校长群体的主要栖身之地，大学校长群体对教育权力的追逐逐渐替代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追逐。因此，大学校长群体不再通过依附于国家权力而获得生存保障，大学校长的独立性地位得以彰显，进而推动独立的教育与优秀的大学校长的出现。

民国时期的大学理念尽管产生于混乱、无序之社会，但是从其试图推动大学改革、发展的路径来看，它与当时世界知名大学的发展理念在本质上是共通的。这种大学理念既是驱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流动的思想资源，同时又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一面镜子。产生于历史巨变之时，民国时期的大学理念成长于一种“非统一性的政治框架”之中，它摆脱王朝国家封建教条下的束缚，故其反思的对象更多的是针对独立与自主的大学教育属性。因此，它蕴含着独立与自主的韵味，而且这种韵味不仅仅是“理念性”“精神性”的，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转化成为“实践”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为“实践”而生的，而这就是以大学校长群体为首的，力图通过大学理念的力量来改善和引领的大学发展方向。因此，大学校长们要在既定的政治框架之下，通过理念本身的逻辑展现一种巨大的精神张力，突破繁琐的控制体系，通过艰难处理大学事务展现出大学独立的教育诉求。

(二)承担大学事理：维护大学的真谛

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经过吸收西方先进的大学思想，以及通过自身的不断摸索，已基本形成一种共识的大学真谛：教育独立、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这是大学之为大的最基本的精神，也是民国大学校长切实将大学理念与实践相结合而留给后世最为宝贵的遗产之一。

1.教育独立

蔡元培对于教育独立的坚持由来已久。早在1911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在阐述确立符合共和政体的新教育方针时就提出，将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者和超然于政治者，而共和教育应该以“人类终极关怀”为追求，实现超然政治。1922年，蔡元培在做了5年北京大学校长并到欧美考察各项教育措施之后，提出较为详细的《教育独立议》，自此民国教育界开始出现一股要求“教育独立”的思潮。对此，胡适不仅赞同这一意见，而且深受其影响，后来也持之甚笃。胡适1937年7月参加“庐山谈话”之时，提出“教育应该独立”的意见，包括以下内容：其一，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其二，政治的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其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胡适的日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71页。胡适的教育独立主张既是他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一番体会与总结，也为他执掌北京大学作了基础与铺垫。1946年10月，胡适以北大校长身份出席开学典礼之时，称自己是“无党无派的人”，也“希望学校完全没有党派”。此时的高等教育界，政治色彩颇为浓厚，胡适校长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足以表明其对教育独立梦想的执着。而罗家伦校长在客观上的确积极维护彼时政治体制，但是他并没有为了依附权力而完全放弃对教育现代化的执着追求。罗家伦在清华大学的功绩之一就是实现清华基金独立和“改隶废董”，这样的成就是他用多次辞职争取来的，有强烈的维护教育独立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就扫清清华大学发展道理上的障碍，为清华大学独立、自由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另外，竺可桢留学国外，深受教育自治和自由思想的熏陶，在其执掌浙江大学期间所表达的教育独立理念和具体的教育实践均体现出他坚决捍卫教育主权、为浙江大学争取每一项权利的不懈努力。

这批大学校长追求教育独立之梦的思想基础究竟是什么？崇尚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是他们共同的思想根基。“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可以说是作为内在基本价值的核心而贯穿于这批大学校长的高等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始终。他们所倡导的“教育独立”主张值得后人重视。然而，他们所倡导的“教育独立”主张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教育属于国家内政，欲独立于政治不免天方夜谭。如此浅显的道理，这批大学校长怎么会不懂得？他们所苦苦坚持的，是强调教育本身对于人类(或民族)所具有的特殊恒定功能，强调教育固有的运行规则应充分被尊重，为此应建立一个保障系统[注]张晓唯：《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9页。，使教育摆脱来自政治的种种牵绊，基于人类智能传承与发展、完善身心的高度，最终达到某种独立运行的状态。因此，这些大学校长们倡导的教育独立并非完全独立于社会，相反，他们不仅没有忽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而且很清楚教育不能摆脱社会的支持，只是反对将教育看作社会的附庸性产物。

2.学术自由

西方大学理念将学术自由视为大学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种威胁。学术自由是学术界的要塞，永远不能放弃。”[注][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9-60页。民国时期大学校长对学术自由论进行了继承与发扬。例如，蔡元培作为倡导并实行学术自由的第一位大学校长，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不仅仅成就了当时的北京大学，而且深刻影响了与其同时期乃至之后的众多大学校长。1947年，胡适在北大校友会纪念五四运动的联合会上表示，旧式北大转变成新式北大的一个前提条件便是蔡元培先生真正提倡的“学术自由”，这不仅是胡适对蔡元培北大改革的总结，也表明胡适对“学术自由”的推崇，更是他追求学术自由的自我写照。竺可桢作为浙江大学校长，是学术自由的坚定支持者与践行者。而作为拥有科学家身份的大学校长，更懂得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因此，他在浙江大学一再强调教师有学术自由、学生有学习和信仰的自由。总之，学术自由的氛围在浙江大学颇为浓厚。

在高等教育实践过程中，主张学术自由，倡导兼容并包、网罗众家是这批大学校长的普遍共识。总体来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研究自由，这是学者教授区别于其他人之基础，也是大学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其二，教学自由，包括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教育为立国之本，同时又能带动国家强盛和民族崛起，因而必须重视教育发展和学术研究，欲发展教育和学术就必须尊重其内在规律，就不能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保持学术的相对独立地位。正是对这种理念的坚持，才成就了多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大学。

3.教授治校

民国大学校长无不重视教授治校的作用，他们对教授治校理念的接受并付诸治校实践的最好体现，就是对教授的权力——学术权力的认可、尊重及自觉地建构和发挥其作用。[注]高天明：《名校长与近代中国大学精神》，《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蔡元培反对大学校长独断专行，主张民主治校，倡导分权模式。他曾向北大师生谈过他分权的构想：“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注]蔡元培：《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中国伦理学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223页。不难看出，蔡元培时期的北大，教授治校制度就已初步形成。尽管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教授治校制度存在不完善之处，就大学内部体制而言，这种制度无疑是最有利于民主决策的制度。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民国大学校长基本都将教授治校制度作为大学内部不可或缺的管理制度之一。罗家伦认为，“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他知道，要完成学术独立的使命，就需要提高教授地位，健全“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由此，他促使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深入发展并走向完善；竺可桢对教授治校给予极大的尊重和信赖，在他看来，“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他不仅提高教授的地位，而且增加教授对学校的责任感，更为重要的是充分发挥教授才能，使教授真正做到“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注]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1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4页。；而胡适是对蔡元培在北大贯彻“教授治校”理念时提出中肯建议的人，自然在其担任大学校长期间将“教授治校”制度给予充分的肯定与实施。

民国倡导的“教授治校”制度，在蔡元培校长执掌下的北大开一代风气之先，继而由梅贻琦、蒋梦麟、罗家伦、胡适、竺可桢等人在各自校长任期中加以发展、完善。不同大学内部“教授治校”的形式是不一样的，有的大学校长深受德国大学民主管理模式的影响，自然承袭德国大学模式；而有的大学校长则认为美国大学的“教授治校”模式更加适合中国，因此将其视为学习的标准。即使是仿效同一国家大学管理体制的学校，其侧重点也并不相同。由此看来，校长、教授可以根据学校具体情况自主探索适合学校发展的具体模式，充分发挥自主权。

“教授治校”的管理制度，既对大学学术自由给予一定程度的保障，又使得教授群体所拥有的学术权力得以很好发挥。在当时，教授会、评议会等制度为教授发挥民主决策提供制度上的保证，教授群体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在教育方针、课程设置、师资聘任、财务预算等方面都具有决策权，将大学“内行”治理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民主、自由、独立的大学氛围造就出一批学术大师，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精英人才。

民国大学校长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思想，尽管在实践中因历史条件的限制，很多主张未能实现，然而他们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却不能忽视。自蔡元培校长对中国高等教育所作的改革努力开始，民国众多大学校长走上了对教育领域的专制主义的批判之路。自此，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办学理念与实践作为现代高等教育转型的必然要求，为中国教育摆脱文化专制主义，逐渐走向科学化、民主化、民族化、现代化之路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民国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理念，或在实践中得以推行，或形成一种精神激励教育界人士，或成为一种理想被追求之。不管以何种形式，他们都在寻求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道路上上下求索，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思想的宝贵遗产和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思想资源。

三、结语

总起来看，民国大学校长在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对学术角色的卫护是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的，那就是民国时期政治秩序相对紊乱，现代学术建构处于草创阶段，尤其是现代大学制度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在此情景下，大学校长对学术角色的卫护便显得特别重要。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之路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民国众多大学校长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种种抗争与突围，虽说获得很大的进步，但未能完成教育体制的转型。之所以说艰难，是因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经历了太多的曲折，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加之特殊时代孕育出的大学校长的主观性缺陷，致使某些成果前功尽弃。之所以说获得很大进步，是因为民国大学校长对人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更新，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对学生知识技能的培育，对道德品德修养的提高，以及对教育平等、教育民主等的大力倡导，不仅在那个时代具有前导特质，即使对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仍具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