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晓婷 张茂聪

( 1.山东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2.山东师范大学 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山东 济南，250014 )

1897年南洋公学师范院的成立开启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先河，1902年山东大学堂师范馆的创立拉开了山东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帷幕。伴随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战争爆发及制度改革，全国师范教育发展起起落落，山东高等师范教育随之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山东师范大学作为山东省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主力军，与省内其他大学共同肩负着培养、输送师资队伍的重任。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山东省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沿革，并对20世纪50年代前山东师范大学发展史存在的几处疑点进行考证研究。一是山东师范大学与历史上著名的登州文会馆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二是山东师范大学发展史是否可以追溯到1902年山东大学堂附设的师范馆？三是山东师范大学与山东六所省立师范学校有何关系？四是山东师范大学与抗战时成立的山东省立临时政治学院是否存在一定渊源？五是现有校史记载华东大学教育学院一度独立为山东师范学院，后又经历撤销、合并等过程，华东大学与山东师范大学间究竟经历了何种曲折历程？为此，本文将山东省置于全国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之下，围绕山东省高等师范学校建设尤其是山东师范大学发展历程展开研究，辅之以师范教育体制改革为横向脉络，政权更替、时间变化为纵向脉络，梳理山东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百年史略。

一、晚清政府统治时期：体制内外新式教育的萌芽与发端(1862—1912)

自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封建社会闭关锁国的大门以后，社会的历史进程由此发生转变。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与西方文明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中国封建的传统教育开始瓦解，近代化教育体系逐渐形成。

(一)教育体制内：山东高等师范教育的帷幕拉开

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促使新式教育在清末传统的教育体制内逐渐萌芽。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仿照西方教育制度的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师资的普遍缺乏呼唤着中国师范教育的发端。1897年，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南洋公学师范院创立，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的开始。然而，这种新式教育在1900年前的山东发展得并不理想。洋务运动后期兴办的威海水师等学堂的教育内容仅限于军事领域，且与省内的教会学校相比较为落后，导致山东落后于同时期国内许多地区，在师范教育发展方面更是止步不前。

庚子国难后，亡国灭种的危机形势迫使清王朝不得不进行变法。清政府于1901年推行新政，同年9月，颁布《兴学诏书》，下令全国各地的书院分别改作大中小学堂。1904年，清政府以日本学制为参考，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修订颁行“癸卯学制”。次年，在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为新式学校的发展扫除了障碍。癸卯学制在中等和高等教育层级设置师范教育部分，在普通教育之外设置了独立的师范教育体系。其中，初级师范属于中等师范教育性质，而优级师范则属高等师范教育性质。从此，师范学校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建立起来。据统计，1907年全国共有541所师范学校，远远高于当时的普通中学堂、实业学堂数量。在此背景之下，山东教育进入重大变革时期，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帷幕也从此拉开。

1901年11月，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获准在济南泺源书院正式创办“山东大学堂”，这既是山东第一所省立大学堂，也是全国各省最早兴办的大学堂，山东教育新政由此走在全国前列。首任总办为唐绍仪，首任总教习为美国人赫士，学堂中聘用的西学华人教习由登州文会馆毕业生刘永锡等人担任。那么，袁世凯缘何能够带领当时的山东教育走在全国前列？实际上，这与我国近代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登州文会馆”有着重要关系。早在1870年至1880年间，袁世凯在登州做军头时便与登州文会馆的创始人狄考文有些交谊，满清军队修械所的技工就是由狄考文训练并介绍的，袁世凯还曾经参观过狄考文的一切设备。可想而知，袁世凯必然对狄考文所创建的登州文会馆倍加关注，当他发现清廷有意建立新式学校时，便马上召集当时的文会馆馆长赫士率领文会馆的4名美籍教习、9名早期毕业教习、8名新毕业生和2名汉文教习，在参考文会馆管理条规的基础上制定了学堂章程，按照文会馆的模式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创办了山东大学堂。山东教育创建者认识到“目前师资未善，课程不免分歧，必以先办师范学堂为第一关键”[注]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13页。，1902年8月，时任山东巡抚的周馥在山东大学堂附设师范馆，从各地的廪生、增生和附生中考选，共招104人，由方燕年主持馆务，拨库银1万两作为开办经费，校址设在济南旧城中心贡院，成为山东兴办最早的一所师范学校，也是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前身。经过一年培训后，学生中有10人被选送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习，44人被选送保定速成师范学堂学习，另有50人被选送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成为山东最早一批留学生。1903年，山东大学堂迁至杆石桥附近，并于1906年改名为“山东高等学堂”。1903年9月，师范馆从山东大学堂独立出来并改名为“山东师范学堂”，次年，迁入泺源书院旧址，周馥增拨白银2万两扩建学校。1907年，山东师范学堂开始举办优级预科，毕业生奖以师范科贡生，赐予训导职衔。1909年，按照《优级师范章程》，于完全科中挑选136名优级师范生，设优级文、理科各一班；1909年续招优级文、理科；1910年添招5年制优级师范生，同时增设优级四类一班。1911年，正式更名为“山东优级师范学堂”。该学堂的创立为山东新式教育培养造就了一批优秀师资。1911年春起，第一届优级师范生毕业，按照学堂章程规定，考试合格后授予举人头衔，选拔最优者授予国子监博士，并加五品衔，优者授予国子监助教，次优者授予国子监学正。该校学生毕业后任教于山东各类中等或初等学堂，对于推动山东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被称为‘齐鲁四大教育家’的范明枢、鞠思敏、王祝晨、于明信”[注]曹立前：《晚清山东新式学堂》，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除山东优级师范学堂外，山东还创设了“优级师范选科学堂”。1906年，学部对《奏定学堂章程》中优级师范设立选科一项进行补充，并颁布《优级师范选科简章》，规定“选科以培养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教员为宗旨，每省设优级师范选科学堂一所”[注]曾煜：《中国教师教育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6页。。据此简章，山东提学使在济南趵突泉街创设山东优级师范选科学堂。1911年，学部认为学堂学生不胜任中学堂教习，命令各省一律停办。适逢山东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学生毕业，遂裁撤。

据统计，1902至1911年间，山东省共设立师范学堂24所，至1911年仅有1所高等师范学校。从学堂简章中不难发现，清末师范学堂具有浓厚的官学特色，正如丛小平所言，“师范学堂在新学制中的地位非常类似科举制下的官学体系，从招生到毕业以及学衔授予和职位分派都与官学类似，受到政府控制。1904年，师范学校取代了科举制下的官学体系，为诸生和教官们提供了一条出路……教育体系仍然是国家实现对地方进行控制的渠道”[注]丛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3-64页。。由于官方力量不足，1906年，学部奏准在各省省会设立教育会，以期“借绅之力以辅官之不足”[注]张礼永：《教育建设的第三条道路——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组织之探析》，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辅助教育行政，图教育之普及”[注]李江晓：《黑龙江教育学会源统》，《黑龙江史志》1994年第2期。。教育会虽属私人团体，却因工作不得不具有半官方性质。概而论之，清末的山东高等师范教育取得了从无到有的重要突破，并成为清政府对地方控制的手段之一。教育会的批准设立推动了山东省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同时又为民国时期师范教育的改革埋下了伏笔。

(二)教育体制外：登州文会馆承担起高等师范教育工作

《天津条约》签订后，山东成为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地区，加之作为儒家传统文化的发祥地，成为西方列强文化侵略的首选之地。他们妄图利用基督教教义的传播切断儒家思想的源头进而实现对中国的统治，而创办教会学校便成为其传教布道的主要渠道。尽管教会学校的创办夹杂着宗教目的，但其发展的确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之先河，在山东高等师范教育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登州作为新开放口岸，吸引众多外国人前来游历、通商、传教。1862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斯及其夫人在登州观音堂创办了一所女童寄宿学校，并免费提供食宿和衣物，成为山东第一所教会学校，也是近代山东第一所女子学校。随后，进入山东的美、英、德等国家的新教差会纷纷办学。其中，对山东高等师范教育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1864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及其夫人在登州开设的6年制教会小学“蒙养学堂”。1871年，狄考文将“蒙养学堂”升为9年制中学，并于1876年更名为“登州文会馆”。学制分为备、正两斋，备斋3年，正斋6年。“正斋视高等学堂之程度，即隐括中学于内；备斋视高等小学堂之程度，而隐括蒙学于内。”[注]郭大松：《晚清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若干史事考辨》，《史学月刊》2013年第9期。1881年，狄考文向美国国内差会纽约总部提出将文会馆升格为大学并办成“山东学院”的建议。次年，差会总部同意升格为大学，但将学校定名为“登州学院”(Tengchow College)，中文名仍为文会馆。至此，中国近代第一所教会大学产生。是年，赫士被美国北长老会派到登州文会馆工作，“首充本馆教习，富有思力，足于智谋，博学强识，狄公依之如左右手”[注]郭建福、郭世荣：《赫士的科学与信仰——一位在华62年的美国传教士》，《中国科技史杂志》2017年第1期。，他从美国携带来的大批物力、化学仪器设备极大推进了文会馆的教育工作，在许多方面开创了中国近代科技教育之先河。然而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导致教会势力深受打击，登州文会馆被毁。为消除中国社会对洋教的反感，保持教会教育的办学吸引力，1902年，美国北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代表在青州举行会议，通过了合办“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的决议，该所大学分为文理科、神科和医科。1904年，登州文会馆迁到潍县，与1884年浸礼会所建青州广德书院大学班联合组成文理科，改称“广文学堂”，后于民国年间改称齐鲁大学。

清末，西方教会学校作为传统旧体制外的教育与体制内的教育变革共同发展。山东教会学校教育对山东高等师范教育的影响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狄考文和赫士在文会馆为当时初创的众多新式学堂培养并输送了大批师资力量。除赫士带领刘永锡等文会馆毕业生到济南协助创办山东大学堂外，全国许多著名的国立学校，如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天津北洋师范学堂等均有文会馆的毕业生任教习。登州文会馆的学生供不应求，纷纷被聘为新式学堂教师，踪迹所至，遍布全国“十六余省，成为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可谓壮观”[注]李铁：《培育“新士”：狄考文与近代中国教育》，《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1904年，文会馆毕业生王元德等多方调查毕业生从事职业，发现从事教育行业的毕业生比重高达59%，并称：“当庚子之难，国家受绝大创痛，乃遍设学校，谆谆以培养人才为急务，而教授科学却无甚人选。则东明(狄考文之字者)高足，脱颖而出，咸应聘于各高等学校，以分司教铎，执牛耳焉。”[注]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02页。二是文会馆后更名为齐鲁大学，并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将部分系调入山东师范学院，奠定了山东高等师范教育的重要基础。

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崭露头角却又每况愈下(1912—1927)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华民国于1912年初宣告成立。随着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中国步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壬子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及“壬戌学制”的颁布促使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发生剧烈变化，山东高等师范教育转向急剧衰退。

(一)学区制的推行遏制“小荷才露尖尖角”(1912—1919)

袁世凯北洋政府的成立在民国初期继续推动新教育制度的建设。自1912年至1913年8月，教育部在“壬子学制”的基础上补充修改为更加完善的“壬子癸丑学制”，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近代资产阶级学制，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师范教育令》《师范教育规程》明确规定将清末建立的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经费全部由国库开支；府立初级师范学堂改为省立师范学校，经费由各省提供；县因特别情况也可经许可后设立师范学校；允许设立私立师范学校，即将教会学校归入私立学校一类。1912年，山东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国立山东高等师范学校”，徐鸿策任校长，鞠思敏任教务长。山东高等师范学校与当时北京、南京、武汉三地的高师并称全国四大高等师范学校，此时的山东依旧走在全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前列。

1913年6月，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对全国师范教育进行统一规划，推行师范区制，将全国划分为六大高等师范区：直隶区、东三省区、湖北区、四川区、广东区、江苏区，每区仅保留一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其中，山东被划入直隶区内，仅保留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年，刚刚改为国立的山东高等师范学校因此被撤销，并在其校址续办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属中等师范学校。由此开始，山东高等师范学校开始出现断层，持续时间长达27年之久。1914年，山东就地方行政区划设岱北、岱南、济西、胶东四个师范学区，要求每区仅设一所省立师范学校。因此，山东只能将原有的14所师范学校按地区整合为第一、二、三、四师范学校，并设省立第一、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其中，1914年8月，合并济南、泰安、武定三所省立师范成立一师，校址位于济南泺源书院旧址，校长鞠思敏；曲阜县立四氏初级师范学堂与省立兖州、沂州、济宁、曹州四处师范合并，改称二师，校址位于曲阜；东昌府立初级师范学堂与临清师范合并，改称三师，校址位于聊城；青州府师范学堂与省立登州、莱州、胶州师范合并，改称四师，校址位于青州；山东女子师范学堂改为第一女师；山东保姆养成所师范班改为第二女师。1917年，省立一师在双桥寺村设置北园分校并招生；省立第一、第二女师合并，改称“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另外，清末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在此期间有所发展。1917年，潍县的文理科“广文学堂”、青州的神科“青州神道学堂”迁入济南，与医科“共和医道学堂”和英国浸礼会所设的社会教育科“广智院”一同组建为“齐鲁大学”。

总之，1912年的《师范教育令》《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的先后公布，推动着民初全国及山东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尽管1913年高等师范学区制的推行使得国家能够集中有限资源提升全国高等师范教育质量，为各省中等学校输送了一批合格师资并促进了中等教育改革，却导致全国师范学校规模锐减，加剧了师范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矛盾，影响了师范教育的整体发展。对于山东省而言，学区制的推行毫无疑问遏制了刚刚崭露头角的山东高等师范教育，大大抑制了地方兴办师范教育的积极性。山东高等师范教育在此期间转向急剧衰退，高等师范学校开始出现断层，客观存在“削足适履”的问题。同时，由于山东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政局的动荡不安导致山东高等教育日渐式微，不断萎缩。袁世凯政府试图像晚清政府一样通过师范教育集权来促进国家权力的统一，然而统一的师范教育制度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来监督执行，民初的军阀分治导致中央政权在1916年后再无力推行统一的教育政策，地方教育会便在此时以分散性的地方势力帮助教育厅替代瘫痪的中央政权支配教育资源。

(二)壬戌学制的推行拓宽师资培养途径(1919—1927)

五四运动的爆发为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中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积极追赶世界教育的新浪潮，为引进欧美教育思想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袁世凯政府所建立的学制体系开始受到全国范围内的广泛批评，“壬子癸丑学制”的弊端逐渐显现，学制过分集中统一、抑制地方办学积极性、学校远离农村等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新一轮的学制改革开始自下而上酝酿起来。在各省推动下，1921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学制改革为讨论中心，以广州提交的学制改革方案为主形成《学制系统草案》。次年9月，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对草案进行修订后，提交同年在济南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并于11月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以美国学制为蓝本的新学制，其教育宗旨之一为“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强调地方办学灵活性，改变旧学制的集中划一，但不再将师范教育作为学制中的独立体系，许多省份纷纷展开“师中合并”运动，这种分散式的教育体系逐渐消解着师范体系，师范学区制更是不废而废。

依据新学制，山东省立师范学校改为初高两级，前后各三年。1920年，原“南华女塾”改称“公立南华女子师范”，1924年定名为山东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省立三师于1923年增设女子师范部；省立一师于1924年招收农村师范班。一些教会学校也设有师范班，但缺乏相关统计。学制改革还引发出一场关系到师范教育存亡的大争论，经亨颐、俞大同、常乃德等人主张高师应当独立设置，而蔡元培、陈独秀、许崇清等人则主张高师应归于综合大学培养。总之，“壬戌学制”的实施拓宽了教师培养的渠道，由以往师范教育独立培养转变为普通教育与师范教育共同培养，师范教育体系由独立化走向开放化。实际上，这对于师范教育自身而言是个沉重打击，新学制中的师范教育毫无独立地位可言，忽视了师范教育的特点，模糊了师范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界限。据统计，1912年底山东有师范学校125处，1927年则仅有40处。[注]孟庆旭、王玉华：《山东教育史》(第3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94、95页。山东师范教育不进反退，高等师范教育继续处于空空如也的状态，高等教育不进反退、日渐式微。

三、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寄人篱下—绝处逢生—重整旗鼓(1927—1948)

国民革命运动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对全国的控制，通过一系列政策使国家权力逐渐渗入地方社会，全国师范教育进入恢复期；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对我国师范教育造成极大破坏，政治力量的此起彼伏直接影响着新旧教育的转换；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国共两党冲突的不断升级，师范教育转而进入曲折发展期。对于山东而言，高等师范学校建设未见起色，高等师范教育在普通高等教育中逐渐展开。

(一)抗日战争前：高师教育寄人篱下(1927—1937)

山东省政府在泰安的成立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山东统治的开始，山东省教育达到近代以来的最好水平，乡村师范学校的大规模设立成为抗战前山东师范教育的最大成就。

“壬戌学制”下“放任主义”和办学过“滥”之弊端[注]曾煜：《中国教师教育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09页。逐渐显现，独立师范教育体系的取消并未提高预期师资培养质量，师范学校的萎缩与师资力量的匮乏使人们渐渐认识到“美国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师资需求，屡屡遭到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口诛笔伐，纷纷要求独立发展师范教育。对“壬戌学制”的抨击再次引发社会各界关于师范教育独立必要性的争论。在1928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陶行知、孟宪承、李相勖、黄琬、李宗武等都据理力主师范学校应该独立设置”，而胡适等人则认为“师范大学同普通大学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两样”[注]潘懋元等：《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84页。。会议最终讨论通过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即“戊辰学制”，该学制首次提出增设乡村师范学校，规定农、工、商、师范等科须单独设立为高级职业中学校，二年制师范专修科附设于大学教育学院，招收高级中学及师范学校毕业生。是年，实行大学区制，将全国按教育、经济、交通等状况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仅设一所大学，师范大学无须单独设立，须并入区内大学。师范教育未能在“戊辰学制”中取得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在复校运动和教育界的一片反对声中，1929年6月，大学区制试行失败。是年，《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规定大学设教育学院和师范专修科，在教育界舆论的强烈反对下，《确定教育目标与改革教育制度案》于1932年12月出台，规定师范教育应脱离普通教育而单独设立；教育部择全国适宜地点设师范大学两三所，各国立大学之教育学院或教育系概行并入等。1928年6月，《山东省政府教育厅教育行政纲要》出台，要求大力发展师范教育。此时的山东仍未设有独立师范大学，高等师范教育仅在普通大学内稍有起色，中等师范教育发展最为突出。

首先，由于“戊辰学制”允许大学内设师范教育，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在文学院下设教育学系，并由闻一多任院长；1931年秋，教育系扩充为教育学院，下设教育行政系和乡村教育学系，由黄敬思任院长；1932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易名为国立山东大学，《确定教育目标与改革教育制度案》出台后，教育学院停办，所招一年级新生调入其他院系，二年级学生并入中央教育学院。其次，在省立师范学校建设方面，山东省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30年，将位于菏泽的省立第二女师改为“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填补了鲁南师范教育的空白。至此，山东共建有6所省立师范学校。1933年起，全省师范学校废除以数字顺序命名的办法，改为以所在地命名。次年，省立一师至五师及第一女师分别更名为山东省立济南、曲阜、聊城、益都、菏泽、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再次，山东省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发展乡村师范教育并取得显著成效。1928年8月，省教育厅令鞠思敏在济南北园创办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1930年9月至1932年8月，先后在莱阳、临沂、滋阳、平原、惠民、文登、寿张设立省立第二至第八乡村师范学校。

随着教会学校的迅猛发展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日益高涨，这种独立于国家教育行政之外的独特教育体系引起中国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警惕和关注，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起来。1927至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出台若干有关私立学校的政策规定，如《私立学校条例》《修正私立学校规程》等，要求通过立案的方式将教会学校改造为中国私立学校，从而将其纳入中国教育体系之中，并加强对教会学校宗教教育的限制。齐鲁大学因此不得不向国民政府申请立案注册，并设文理、医学、神学、社会教育四科。1931年12月，南京政府教育部核准立案，神科和社会教育科被分出独立，学校设文、理、医三学院。

总之，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侧重于将国家权力深入地方社会，推行国家地方政权建设工程，其中包括重建乡村教育体系，而扩大由各级政府管理和监督的地方师范学校成为重建重心，中等师范教育也因此得到大规模发展，并迅速扩展至乡村地区。1932年，《师范学校规程》规定，将全省划分为若干师范区，每区内设师范学校及女子师范学校各一所。该政策虽与民初的师范区划分有所类似，但据教育家边理庭描述，“各省对师范区的划分并不热衷”。对此，丛小平认为，相较于民初师范区而言，此时的师范区已沦为形式。[注]丛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04页。之所以出现如此差距，原因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地方教育力量已大不如民国初年，国家在完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时，将原地方教育精英收编至国家权力机构，原本强大的地方教育会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附属，其积极性与灵活性相较民国初年而言大打折扣。

(二)抗日战争时期：高师教育绝处逢生(1937—1945)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相继沦陷，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由此划分为国统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及沦陷区。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韩复榘的主导下不战而退，致使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山东境内三个政权并存，教育体系随政治脱轨而迅速瓦解，师范学校遭到严重破坏，高师教育在此时伴随省立临时政治学院的成立开始恢复。

1.国统区：临时政治学院的成立昭示高师教育复兴

山东国统区的高等师范教育经历南迁与恢复两个历史阶段。1938年7月，教育部颁布《师范学院规程》，规定师范学院单独设立或于大学中设立，正式确定师范学院制度。受抗日战争影响，散落于普通大学内的高师教育遭受沉重打击，或关闭，或内迁；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省立临时政治学院的成立昭示着山东高等师范教育的复兴。

1937年底，山东省教育厅组织各地中学师生分头离开山东，次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成立“山东联合中学”，分设中学部和师范部。起初，中学部设在河南邓县，师范部设在老河口；随着日军侵略战火向西蔓延，学校西迁至湖北郧阳、均县，更名为“国立湖北中学”；武汉失守后，西迁至四川绵阳，先后更名为“国立山东中学”“国立第六中学”，并设绵阳校本部(高中)和梓潼(师范)、德阳(初中)、辛店子(初中)、罗江(初中)4个分校，学生共计5000余人。其中，各内迁师范学校编入山东联合中学师范部，后编入国立六中梓潼分校。1942年，国立六中梓潼分校独立为国立梓潼师范学校，1945年抗战结束后开始回迁。

齐鲁大学于1937年10月被迫停课，部分师生南迁成都，并于次年秋借用华西协和大学复课，其余师生或留在济南或借读外地其他学校。迁入内地的学生仅相当于1932年山东中等学校学生总数的15%，留在山东沦陷区的其他所有中等学校“全部停滞”。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战时教育政策方针，山东省政府开始整顿恢复各级各类教育。在师范教育方面，有省立师范及简易师范5所，分设寿光、莱阳、邹平、曹县等地，县立简易乡村师范3所，省立第二、三、八、十、十二、十六等中学附设有师范或简易师范部共19处，县立中学附设师范8所，学生5308人。另外，1940年8月，为收容战区失学高中毕业生，省教育厅在安丘贾孟店子村成立“山东省立临时政治学院”，由原省立第四师范校长徐轶千任院长。据记载，当时临时政治学院“院长徐家驹，教务主任潘洁民，训育主任佟秀廷，总务主任王兆楼，教员多半是战前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教师及社会名儒。第一季文科、法科各两班，学生150人(安丘籍29人)，大都是来自鲁南、鲁中的高中和师范的失学青年。简师学生由校方月补生活费5元。省立临时政治学院的学生由县政府拨给养，生活水平略高于简师学生”[注]安丘县教育局：《安丘县教育志》，安丘：安丘县印刷厂，1987年，第37、38、98页。。“这个学院，无论从教师组成，课程设置、学生流向来看，名义上是政治学院，实际属于师范学校的性质。”[注]山东省立师范学院校友：《山东省立师范学院校友录(1940—1948)》，2004年，第3、4页。1942年春，学院校舍被日军焚毁，文科迁昌乐县下皂户村，法科迁李家村。是年9月，因日军大肆“扫荡”，学院被迫暂时停办。1943年9月，学院随山东省政府南迁至安徽阜阳，省教育厅在阜阳设立第一、二临时中学、临时师范学校、临时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国立第22中学(内设师范部)；恢复山东省立临时政治学院，并于1944年1月呈请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政治学院附设三年制师范专修科，招收鲁籍流亡学生，以培养山东省中等学校师资。9月，教育部批复照准；10月，在阜阳招收鲁籍流亡学生，成立文史、数理师范专修科两科，并正式复课。此时的学校，停办短期干部培训班，实际上是一个师范专科学校。曾担任省立临时政治学院副教授工作的许炳离在自传中写道，政治学院“已不是‘政院’的性质了”，应称“师范专修科”。[注]许炳离：《我的自传》，1949年6月4日，山东师范大学档案馆。

2.抗日根据地：战时大学承担高师教育工作

抗战胜利前，山东大部分地区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积极推进教育事业建设，逐渐建立起完整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

1940年8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同月，《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大法出台，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的方针政策；12月，《山东省战时国民教育实施方案》公布，规定公学设普通、师范、职业科。山东抗日根据地虽未建立独立的高等师范学校，但此时的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及胶东支校等高等学校实际上承担着部分培养、培训中等教育师资的工作。在中等师范教育方面，山东抗日根据地除在公学、中学中设有师范部、师范科外，还专门成立了文登、荣城、掖县、招远、清河、筑先等师范学校。

3.沦陷区：日伪奴化教育注重语言师范教育

1938年3月，日军侵占山东后在济南成立伪山东省公署、伪省教育厅。1938年10月成立伪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并在正觉寺街成立伪山东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校；1939年秋，增开曲阜、泰安、烟台、平原、潍县师范。在高等师范教育方面注重语言教育，1938年2月，济南治安维持会成立第一至第四日语学校，8月合并为伪省立日语专科学校后内设师范部，属日伪区奴化高等师范教育，旨在强化殖民国家语言教育。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山东日伪教育迅速走向衰退。

(三)解放战争时期：高师教育重整旗鼓(1945—1949)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山东沦陷区展开全面接收，恢复并重建了山东教育体系。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攻占大片解放区，使得国统区教育体系与规模迅速扩展。随着国民党政权由盛转衰，国统区教育体系随之瓦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在山东解放区全面建立起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

1.国统区：赓续高师教育血脉

1945年，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召开，对抗战期间所建立的国立师范学校进行复员。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迁回济南后，对沦陷区学校进行接收、整顿，同时组织开展战时内迁学校的回迁与复校工作。国立梓潼师范学校等中等学校陆续迁回山东，1947年已恢复7所省立师范学校，包括曲阜、滋阳、济南、益都、潍县、菏泽和济南女子师范。山东省立临时政治学院于1946年8月开始回迁济南，至次年回迁完毕。因学校招收学生均为师范专科生，省教育厅于1947年4月报请教育部，将学校更名为“山东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校址迁往胜利大街，成为山东省唯一一所完整的高等师范学校。1948年1月，国民党教育部批准省教育厅将师专更名为“山东省立师范学院”，并于次月正式更名。齐鲁大学于1947年秋回迁完毕，经调整后分为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国立山东大学于1946年在青岛复校。

1948年9月，随着济南战役的胜利，国民党政府在山东的统治结束，为维系其在山东的教育，国民党政府组织部分学校、师生南迁。其中，鲁南第一、二临时师范在常州；山东师范学院在浙江宁海；齐鲁大学校长带领文学院、理学院和大多数教职员迁往杭州，医学院师生随后迁往福州，一大批师生决意留在济南，重新招收各院系新生。随着江南地区的迅速解放，南迁的大部分师生陆续脱离国民党的控制返回山东，或进入华东大学，或回到原来的学校。至此，国民党政府在山东建立的教育体系彻底瓦解。

总之，国统区教育的恢复，尤其是临时政治学院复校，为山东高等师范教育的重建与发展赓续了部分血脉，也与山东师范大学产生了不解的渊源。

2.解放区：高师教育东山再起

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了烟台、威海并建立民主政权。1946年3月，华中建设大学与临沂山东大学合并，5月设立本科部，下设教育系，有学生104人。是年4月，冀鲁豫建国学院在菏泽成立，设有师训部，有师范班和中学班。6月，国民党对解放区进行全面军事进攻，解放区的教育事业全面萎缩。9月，解放区的山东省政府制定《山东省当前教育工作纲要》，要求大量开办师范学校以保障师资培养。据此，全省各解放区或新建师范学校，或将中学、公学设置的师范班、师范科、师范部改建或扩建为师范学校。全省师范学校有胶东、曲阜、费县、聊阳、文登工读等16处师范学校，但到1947年后全部停办。

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山东解放区面积迅猛扩大。自1948年6月起，中共中央华东局与解放区的山东省政府共同开始着手整顿恢复教育，在恢复重建老解放区教育的同时，开始接收整顿国统区教育。第一，创建华东大学教育学院。1948年4月，潍县解放后改建为潍坊特别市，为满足知识人才和管理人才需要，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以原临沂山东大学渤海地区部分留守人员为基础，集中原来部分教师，合并华中建设大学部分干部教师，在潍坊特别市组建“华东大学”。学校自5月开始筹建，6月宣告正式成立[注]一说为8月正式成立，见孟庆旭、王玉华：《山东教育史》(第3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96页。并开始招生，首批录取学生500余人。9月，济南解放，华东局指示学校迁校，于11月下旬全部迁至济南，在原研究班的基础上成立社会科学院、文学院、教育学院。其中，教育学院的组建抽调了华东大学部分干部、师生，同时吸收了原国统区的山东省立师范学院的部分师生。第二，接管原国统区的山东省立师范学院。1948年9月，原国统区的山东省立师范学院因被纵火，导致校舍、档案、资料、设备荡然无存，该校因此夭殇。1949年10月，济南市军管会文教组接管该校，留济师生并入新成立的华东大学教育学院学习。11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正式将华东大学教育学院易名为“山东省立师范学院”。第三，1948年底，接管、建立9所师范学校，分别为济南师范、济南女师、东海师范、曲阜师范、胶东师范、渤海后师、济南乡师、潍坊师范、徐州师范，至次年6月，解放区师范学校达20余处。1949年8月，济南师范与济南女师合并为“山东省立济南第一师范学校”，学校迁至济南金牛山南济南市立中学旧址。第四，创建山东教育学院。1948年9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暨山东省教育厅联合召开的第三次教育会议决定在山东益都建立一所培训中学教员和教育行政干部的学校，起初将学校命名为“山东教育学院”。次年1月迁至济南，更名为“山东省教育行政干部学校”，校址位于杆石桥附近。第五，齐鲁大学复课。济南解放前夕，齐鲁大学部分师生南迁后，留下的师生在总务长杨德斋的带领下，重新招收各院系新生，并于济南解放后正式复课。山东作为全国率先解放地区，为其他解放区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高等师范教育进入复兴发展期。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跌宕起伏(1949年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反省与混乱、大滑坡、重建与发展、改革与探索、混合开放型体制形成与发展六个历史阶段。山东师范教育随国家政策规划不断作出调整，高等师范教育发展成就显著。

(一)初创时期：百废俱兴(1949—1957)

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对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进行改造重建，提出借鉴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教育领域由此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1951年10月，《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颁布，将我国学校教育系统分为幼儿园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四个阶段，师范教育作为其中一个部分，分为中等师范教育和高等师范教育两大层次，其中高等师范教育包括师范专科学校、师范学院或师范大学，表明新中国首次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师范院校的独立性。山东省高等师范教育进入初创时期，截至1956年底，山东省共建有山东师范学院和曲阜师范学院两所高等师范学校。

1949年10月，华东工商业干部学校、山东省教育行政干部学校、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直属干校等合并，成立“山东省行政学院”，以培养中级行政干部为目标，下设教育系。1949年11月[注]一说为1949年7月，见李伟、魏永生：《山东教育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93、494页。，华东大学教育学院改称“山东省立师范学院”，交归省政府办理，省文教厅管辖。次年4月，执行全国整编方案，又被撤销，其中一部分人员仍归华东大学，一部分人员并入山东省行政学院。1950年9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将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原华东大学教育学院的人员与山东省行政学院调出的部分人员在济南城南营盘街原济南蚕桑学校旧址筹建“山东师范学院”。建校初期，全校教职工81人，其中教师34人，当时原山东省立师范学院教师转入新建山东师范学院的有廉立之、赵毅生、李长楫、王峻岑、严薇青、崔维领、李锦章、许炳离、闫味辛、赵元贵、汪柏岩、国培之、翟麟阁等。[注]山东省立师范学院校友：《山东省立师范学院校友录(1940—1948)》，2004年，第12、13页。其中，李锦章曾于1903至1908年就读于山东大学堂正斋，是其首届毕业生。1951年7月，山东师范学院从苏州华东革命大学和天津华北革命大学聘调20余名教师来校任教，其中包括著名心理学家章益和教育学家傅统先，并在千佛山下确定新校址开始动工兴建。

1952年起，教育部参照苏联高校制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取消大学院一级，将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系科调整出来建立独立学院，或将其合并到原有的同类学院中；每一大行政区至少建立一所师范学院，各省和大城市原则上设立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据此，1952年，齐鲁大学理学院下的物理、化学、生物三系(留医学院所需师资外[注]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设置方案(草案)》，1952年。)的师生、图书资料及仪器设备，天算系和文科部分教师，青岛美术专科学校的32名学生，上海高校的部分理科器材，调入山东师范学院，下设10个系。院部和文、史、教、地、数等系在准备调整时由营盘街和千佛山迁至济南商埠经五路纬九路，物、化、生三系也迁至经五路纬九路，艺、体两系驻在十二马路道德街，千佛山下校舍调给山东财经学院。

1953年至1957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9月，第一次全国高等师范教育会议通过了《政务院关于改进与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指示》，规定“今后若干年内高等师范学校的发展，主要是扩充现有学校，其次才是有准备地建设新校”。同年，山东省人民政府撤销山东财经学院，并将校舍和部分人员并入山东师范学院。1954年，国家投资230亿用于学院基本建设。1955年暑期，学校全部由商埠迁至千佛山下，实现了集中办学。为解决初中师资培养问题，山东省于1955年6月设立山东师范专科学校，次年5月更名为曲阜师范学院，并于9月迁至曲阜新建校舍，成为当时我国第一所设学于农村的高等学校。

(二)反思时期：曲折前进(1957—1966)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经过前期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后，独立师范教育体制的封闭僵硬、单一狭窄等弊端逐渐显现，人们开始对其进行反思与调整，山东高等师范教育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1958年至1962年，国家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对教育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和“教育大革命”，强调师范院校要促进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从1958年至1960年，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数量急剧膨胀，不适当地扩大办学规模，因片面强调生产劳动搁置原有教学计划和大纲，导致学生质量大幅下降。据统计，山东高等院校由1958年的7所迅速增加至1960年的63所。山东师范学院于1958年扩大招生规模，组织各系师生下乡大办农业中学，在校内大办工厂，同意体育系独立为“山东体育学院”，艺术系与山东艺校合并成立“山东艺术专科学校”。

1961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1961年至1963年全国教育发展计划，提出应当调整放缓步调，后又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全国教育事业调整事宜。据此，山东省对全省教育事业进行反思，连续三年展开学校调整工作。高等学校由1960年的63所减至1963年的18所，中等师范学校由254所减至34所。山东师范学院招生数量开始减少，1962年恢复体育系，停办教育系，将生物、地理两系部分学生转入山东财经学院。1964年，山东艺术专科学校撤销，音乐、美术两专业调回山东师范学院，重建艺术系。1965年7月，济南英语专科学校并入山东师范学院，成立英语系。10月下旬，在北郊五柳闸建立实习农场作为师生学农基地。另外，山东省曾在“大跃进”期间突击设立了37所师范专科学校，但很快被裁撤或停办，唯有烟台师范专科学校得以保留。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受重创(1966—1976)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出台。在“砸烂师范院校”“取消师范教育”的口号下，绝大部分高等师范院校被迫停办、撤销、合并或搬迁，大量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遭到破坏，教师队伍被迫拆散，师范教育受到严重破坏。1970年6月，山东省革委会提出高校撤、并、迁改革，次月《山东省高等学校布局和专业调整方案》出台，高校立即开始大规模撤并、搬迁。例如，山东大学文科与曲阜师范学院合并组建山东大学，校址位于曲阜。山东师范学院于8月迁到聊城办学，除物理、化学两系和半导体厂、教学仪器厂、化工厂等留学校办学外，其他全部迁到聊城办学。1971年，对部分系科作出调整，3月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3年，地理、体育两系恢复招生。

因高校调整中问题重重，且干部、师生思想波动较大，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1974年恢复了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学院等校建制，省委同意将山东师范学院总校设在济南，把大部分师生员工及家属户口迁回济南，保留三分之一的教职工和图书仪器设备等筹办聊城分院。同年11月，省委正式批准创办“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次年，抽调177名教职工到聊城分院工作，按三分之一比例拨给分院图书、仪器设备等。1976年，重建艺术系。总之，“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师范教育体系被彻底消解，山东高等师范教育受到重创，教育质量明显下降，教学科研工作遭受严重损失。

(四)重建时期：恢复整顿(1976—1993)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师范教育步入恢复发展阶段。1978年10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的意见》，提出恢复建立三级师范教育体系，恢复独立封闭型的师范教育制度。1980年11月，山东省教育厅召开全省师范教育工作会议，山东高等师范教育进入恢复整顿时期。1981年3月，山东师范学院和曲阜师范学院被确定为山东省属重点高校。8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山东师范学院更名为“山东师范大学”。9月，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独立为“聊城师范学院”，并与山东师范学院完全脱离关系。1985年11月，曲阜师范学院更名为“曲阜师范大学”。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山东高等师范教育稳步前进、不断提高，在办学规模、办学质量、教学科研、学科水平、教师队伍、后勤保障、对外交流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五)改革时期：转型发展(1993年至今)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教育界关于高等师范教育独立性问题再次展开争论，薛天祥、谢安邦等学者认为应改单一、独立型为多样、开放型高等师范教育体制，而陈光旨等人则认为综合化尚不符合中国国情。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国家鼓励非师范高等学校毕业生到中小学或者职业学校任教，非师范院校应当承担培养和培训中小学教师的任务。除此之外，《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等文件的印发及教师资格制度的实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体制由独立、单一转向综合、开放。山东省积极调整高等教育结构，进行管理体制与教学工作改革，给高等学校提供大量经费支持。1993年5月，原青岛大学、青岛医学院、山东纺织工学院、青岛师范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成立新的青岛大学。1998年，山东师范大学成为山东省首个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师范院校。2001年，山东省化工学校并入山东师范大学。2002年，曲阜师范大学建设日照校区，并于次年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

1999年6月，《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出台，提出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一种新的办学模式应运而生，独立院校相继在全国范围内设立起来。2005年，山东成立“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和“曲阜师范大学杏坛学院”，2013年9月前者迁至青州，后者则转设为“齐鲁理工学院”。随着综合开放型高等师范教育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许多普通院校相继开设师范类专业或教育学院，而师范类院校也争先创办非师范类专业，在师范类院校和普通院校开始携手推进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同时，我国师范院校出现综合化及转型发展的新趋势。尤其对于地方类师范院校而言，许多高校纷纷转型为综合类大学，甚至出现“去师范化”的热潮，成为当前师范教育发展过程中亟待反思的问题。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创建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高等师范教育必须把握发展契机并快速适应技术变革新时代，推进教师教育现代化。

五、小结

伴随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战争爆发及制度改革，山东高等师范教育先后历经了“萌芽发端—崭露头角—每况愈下—寄人篱下—绝处逢生—重整旗鼓—百废俱兴—曲折前进—遭受重创—拨乱反正—转型发展”等11个发展阶段。山东高师教育虽离不开全国高师教育发展的大环境，但与其演进阶段与发展步调并不一致，且呈现出相当大的地区特殊性。山东师范大学作为山东省高等师范教育发展历史的典型与缩影，表现出与山东高师教育发展历程的高度吻合。针对文初提出的五个研究问题，通过上文对山东高师教育发展历程和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沿革过程的梳理，得出以下几点考证结论。

第一，山东师范大学因齐鲁大学部分系科的并入而与登州文会馆结下不解之缘。首先，文会馆与山东大学堂渊源深厚。1901年，文会馆馆长赫士率领文会馆教习与毕业生协助创办山东大学堂，并任总教习一职。据已掌握资料显示，在山东师范大学发展历史上，仅有前文提到的李锦章一人与山东大学堂有关。1903至1908年，李锦章就读于山东大学堂正斋，是其首届毕业生，1946至1948年任教于山东省立师范学院，1948年后先后在华东大学教育学院、山东省立师范学院、山东工业专科学院、山东师范学院任教。仅就此而言，山东师范大学与山东大学堂和文会馆并无直接关联。其次，文会馆是私立齐鲁大学的前身，齐鲁大学理学院下的物、化、生三系师生、图书资料及仪器设备，天算系及文科部分教师于1952年调入山东师范学院。因此，山东师范大学与登州文会馆、山东大学堂实际上并无直接关联，但因1952年齐鲁大学部分系科的并入方与文会馆结下不解之缘。

第二，目前尚无资料证明山东师范大学发端于1902年设立的山东大学堂师范馆。那么，1903年从山东大学堂独立出来的师范馆后来是如何发展的？1911年，师范馆正式更名为“山东优级师范学堂”，次年改为“国立山东高等师范学校”，1913年因学区制推行而被撤销。1914年，在其校址续办“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34年更名为“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抗战爆发后，该校与省内各地中学西迁。1938年秋，日伪政府在原校址设立伪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是年，西迁的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编入“山东联合中学”师范部，先后迁至湖北更名为“国立湖北中学”，迁至四川编入“国立第六中学梓潼分校”。1942年，梓潼分校独立更名为“国立梓潼师范学校”，抗战胜利后迁回山东。1945年10月，伪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奉令被接收甄审，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正式复校。1949年8月，该校与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合并为“山东省立济南第一师范学校”。次年，与济南第二师范学校合并为“山东省立济南师范学校”。2011年4月，该校与济南幼儿师范学校、济南广播电视大学合并为“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重新回到高等师范教育行列。由此可见，山东大学堂师范馆的发展脉络独立清晰，且无法证明与山东师范大学存在直接的承继关系。

第三，山东师范大学与抗战前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存在一定师资关联，尚无资料证明山东师范大学与其余省立师范学校间的密切关系。山东师范大学与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间的渊源关系因山东省立临时政治学院而产生。1940年8月，山东省立临时政治学院初建时，由原省立第四师范校长徐轶千任院长，教员多半为省立四师教师及社会名儒。例如，许炳离、赵毅生均曾担任过省立四师教师，并继续任教于山东省立师范学院和山东师范学院。因此，省立四师为临时政治学院提供了重要的师资力量，山东师范大学也因此与省立四师产生师资关联。

第四，山东师范大学与抗日战争期间成立的山东省立临时政治学院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山东省立临时政治学院是国民政府为培养抗战干部所成立的专门学院，也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山东省唯一一所高等学校，它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一大批力量，是中华民族抗战史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40年8月，山东省立临时政治学院在安丘成立，1942年春迁至昌乐，同年9月被迫停办，次年9月迁往安徽阜阳；1944年1月附设师范专修科，同年10月正式复课；1946年8月开始回迁济南，至次年回迁完毕；1947年4月，学校更名为“山东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948年2月，正式更名为“山东省立师范学院”。虽然该校发展过程和办学地点因战局形势而时有变化，持续历史时间也不长，但却一直保存着师范专科的功能，填补了1913年学区制推行后山东高等师范学校的空白，培养出的800多名青年学生在新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竭诚尽智、鞠躬尽瘁，为山东省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书写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其历史发展与山东师范学院的发展表现出强烈的学缘关系，其教职工人员也是新山东师范学院初始建制构成的重要师资力量。

第五，20世纪50年代前后，华东大学教育学院与山东省立师范学院、山东省教育行政干校之间经历曲折变迁。1948年秋，华东大学吸收山东省立师范学院部分师生组建华东大学教育学院，次年11月，华东大学教育学院改称“山东师范学院”。1950年4月，学院被撤销，一部分人员仍归华东大学，其他则并入山东省教育行政干部学校。是年9月，原华东大学教育学院的人员与山东省教育行政干部学校调出的部分人员重新组建“山东师范学院”。后于1981年8月更名为“山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