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23)

汉献帝建安年间，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邺下文人集团，其主要文学活动形式有命题创作、同题共作、诗文赠答等。曹丕因为阮瑀早亡而命王粲等人共作《寡妇赋》，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不过，现存曹丕、曹植之作的残段，不仅有《寡妇赋》，还有《寡妇诗》，那么《寡妇诗》与《寡妇赋》之间有无关系呢？如果有的话，是当时所作在同题之赋外另有同题之诗呢，还是这些文本在流传中产生了讹误呢？本文即拟对这些问题略作考察。

一

先看曹丕的《寡妇诗》与《寡妇赋》。这一诗一赋最早都见于《艺文类聚》(以下简称《类聚》)卷三十四《人部》十六《哀伤》，全引如下。诗云：

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子孤寡，为作此诗：霜露纷兮交下，木叶落兮萋萋。候雁叫兮云中，归燕翩兮徘徊。妾心感兮惆怅，白日急兮西颓。守长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怅延伫兮仰视，星月随兮天回。徒引领兮入房，窃自怜兮孤栖。愿从君兮终没，愁何可兮久怀。[1]595

赋云：

陈留阮元瑜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惟生民兮艰危，在孤寡兮常悲。人皆处兮欢乐，我独怨兮无依。抚遗孤兮太息，俯哀伤兮告谁？三辰周兮递照，寒暑运兮代臻。历夏日兮苦长，涉秋夜兮漫漫。微霜陨兮集庭，燕雀飞兮我前。去秋兮既冬，改节兮时寒。水凝兮成冰，雪落兮翻翻。伤薄命兮寡独，内惆怅兮自怜。[1]600

两相对比，可以发现其体式相当接近。钱志熙将前者称为“骚体寡妇诗”[2]120。程章灿也认为：“两篇都用骚体句式，假托寡妇口吻，除了赋中依次铺叙夏秋冬三季寡妇的凄苦之情尚见赋笔特点外，简直没有什么区别。”[3]81王琳在论及《寡妇赋》时更指出：“他另有《寡妇诗》一首，其句法、韵法与此赋颇为一致，诗与赋的界线在他身上愈趋模糊了。”[4]52

诚然，从体式上看，除了赋中有四句是“□□兮□□”式外，诗、赋都以“□□□兮□□”式为主，没有区别。又因为这两类句式都源出《九歌》，而类似体式的作品，或称“骚体赋”，或称“骚体诗”，并无一定的准则。如马积高在《赋史》中引用东汉梁鸿的骚体诗《适吴诗》时，便题为《适吴赋》，但又注明“又称《适吴诗》”[5]116。因此，曹丕的《寡妇诗》、《寡妇赋》似乎不论是称诗、还是称赋，都可说通，因此也才有了诗、赋界限模糊的看法。

不过，到建安时代，文学走向自觉，其表现之一就是文士们在前代理论和当代创作的基础上，将文体辨析推向新高度。其中，曹丕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6]2271，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体分类及其各自特点的思想。然则在他的观念中，诗、赋有共同特点，强调文辞华美，但属于两种文体，应无疑问。从曹丕针对具体作品的评论看，诗、赋之间界限也相当分明。例如他在论述王粲、徐干长于辞赋时，所举的例证包括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思征》(按：当作《征思》)”，徐干的“《玄猿》《漏卮》《圆扇》《橘赋》”[6]2271，无一与诗相混。又如他在《与吴质书》中谈及诗、赋时，也是分而言之，在论刘桢时更是说“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6]1897，特别强调是“五言诗”而非其他诗体，连诗体内部的分别也已经注意到了，可见当时辨体观念已经相当深入。即便此点尚不足以成立，至少可以说，在曹丕的观念中，诗、赋显然有别。那么，对于文体观念较之前人远为明晰的曹丕来说，他在创作时却把体式几乎完全相同的两篇作品，一称为诗，一称为赋，这一做法就不免令人生疑了。

二

如果再仔细观察这两篇作品，可以发现更多的疑点。

首先，两者序文相近。诗序云：“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子孤寡，为作此诗。”[1]595赋序云：“陈留阮元瑜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1]600除《类聚》所引外，在《文选》卷十六潘岳《寡妇赋》的李善注中也保留了一段魏文帝《寡妇赋序》，其文云：“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并作之。”[6]735由于《类聚》等类书在编纂时经常删节或者改写题序，故而这两段序文当都非全文。李善所引虽然也不完整，但两相对比，更可证《类聚》必有删节。而比较诗序、赋序，诗序虽然较为简短，但赋序所涉及“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子孤寡、为之代言等要点，诗序都已具备，似乎出于同一段文字，只不过由于编辑者或截取或改写而产生了不同面貌。

其次，两者内容上似有关联。诗中所写由昼而夜，是秋季一日之内的心情变化。所写之景悲悲切切，心情亦复如此。在长夜不寐之时，阮瑀之妻深感生无可恋，也想要追随夫君一死了之。而赋中所写则自夏徂冬，历经季节更迭，以光阴流逝点染出清冷的氛围。

潘岳的《寡妇赋》明言是模拟曹丕《寡妇赋》而作，在其中也恰好有类似的两部分内容。如“时暧暧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6]737等段落，是以暗夜为底色写的，与《寡妇诗》较为接近；“曜灵晔而遄迈兮，四节运而推移”[6]737，“自仲秋而在疚兮，逾履霜以践冰”[6]738等段落，则以四节更替为背景而作，与《寡妇赋》比较相似。至于“自仲秋而在疚兮，逾履霜以践冰。雪霏霏而骤落兮，风浏浏而夙兴。霤泠泠以夜下兮，水溓溓以微凝”[6]738等句，更是直接模拟赋作中“改节兮时寒。水凝兮成冰，雪落兮翻翻”[1]600一段，而又加以变化。重辞云：“四节流兮忽代序，岁云暮兮日西颓。霜被庭兮风入室，夜既分兮星汉回”[6]740，也点出赋作中包括昼夜与四季这两种时间段的变化。这一情形似乎显示出《寡妇诗》与《寡妇赋》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

此外，在潘岳的《寡妇赋》中，还可以找到与曹丕《寡妇诗》造语微殊而意义近似的语句。例如诗云“霜露纷兮交下，木叶落兮萋萋”[1]595，赋云“天凝露以降霜兮，木落叶而陨枝”[6]737，都是写秋日景色；诗云“候雁叫兮云中，归燕翩兮徘徊”[1]595，赋云“雀群飞而赴楹兮，鸡登栖而敛翼”[6]737，都是以禽鸟之态烘托心情；诗云“守长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1]595，赋云“意忽怳以迁越兮，神一夕而九升”[6]738，都是写灵魂痛苦；诗云“徒引领兮入房，窃自怜兮孤栖”[1]595，赋云“归空馆而自怜兮，抚衾裯以叹息”[6]737，都是写入房叹息；诗云“愿从君兮终没，愁何可兮久怀”[1]595，赋云“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6]739，都是直接表露向死之心。其间因袭模拟之迹若隐若现，这就更使人怀疑《寡妇诗》的文体性质了。

再看体式。这又可以从韵式与句式两方面观察。《寡妇诗》的韵字为萋、徊、颓、乖、回、栖、怀，《寡妇赋》的前半部分押悲、依、谁等字，后半部分押臻、漫、前、寒、翻、怜等字，其韵式都是隔句用韵。更为有趣的是，《寡妇诗》与《寡妇赋》前半部分的韵字同属于脂、微两部。这两篇作品的主体句式也完全相同，均为“□□□兮□□”式。通检建安时代前后的文学作品，在诗歌中运用“□□□兮□□”句式的作品极少，充其量只是偶有一两句，绝没有全篇运用的。仅见的两个例子：一是曹植《寡妇诗》的断句，其诗云：“高坟郁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6]1094；二是曹丕《黎阳作诗》的篇末之句，其句云：“彼桑梓兮伤情”[1]1065。不过曹植之作(《寡妇诗》)的文体也尚有争议，不能引以为据，留待下文讨论。那么，暂时只剩下《黎阳作诗》中的一句了。而此诗与《寡妇诗》又有本质区别。它属于六言之体，用韵体式与当时七言之体相同，都是句句用韵，如孔融《六言诗三首》、曹丕的《董逃行》《令诗》、曹植《妾薄命行》《妾薄幸》《妾薄相行》都是如此。至于《寡妇诗》却是隔句用韵的。因此，就现存文献看，除曹植《寡妇诗》外，在建安时代尚找不到任何一例被称为“诗”的作品，同时满足“□□□兮□□”式与隔句用韵这两个条件。相应的是，当时所有出现这类体式的文体，都题名“赋”。通检曹丕、曹植兄弟以及建安七子之作，如曹丕《感离赋》、曹植《感婚赋》、王粲《出妇赋》《寡妇赋》《思友赋》等，无不如此。

更有趣的是，追寻“□□□兮□□”这一句式在文学史上的变迁，可以发现它很少出现在两汉时代的骚体赋中。今存两汉骚体赋的句式大约有以下几种：(一)“□□□□□□兮□□□□□□””式句，源自《离骚》，代表作如扬雄《太玄赋》、刘歆《遂初赋》、张衡《思玄赋》、蔡邕《述行赋》等；(二)“□□□□兮□□□□”式句，源自《怀沙》，如马融《围棋赋》；(三)“□□□□/□□□兮”或“□□□□/□□□□兮”式句，源于《橘颂》，如贾谊《吊屈原赋》中“吁嗟默默”至“独离此咎兮”一节[6]2591；(四)“□□□兮□□□”式句，源自《九歌》中的乱辞，如班婕妤《自悼赋》之乱辞。总体而说，以“□□□兮□□”式句写作的极为少见。直到建安时代，这类以“兮”字为句腰的作品才重新出现，并且以“赋”为名。可以说，它是最早见于《九歌》，沉寂于两汉，而到建安时代又重新归来的一种句式。

而这也与当时文坛的总体创作倾向若合符契。如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说：“楚辞风骨高，西汉赋气息厚，建安乃欲由西汉而复于楚辞者。”[7]93程章灿也指出：“向楚骚美学传统的复归，是建安赋区别于两汉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构筑建安赋斑斓的情感世界的基石。”[3]59就这类“□□□兮□□”式句来说，它与两汉非骚体赋中常见的六言句式颇为相近，这类句式第四字句腰一般多用“之”、“而”、“其”、“以”、“乎”等字。学习《九歌》、改用“兮”字，这类形式上的以故为新，也可以视为向楚骚复归的一端。

因此，综合情理、内容、体式等多方面看，曹丕的《寡妇诗》似乎不可能是诗，而只能是赋，不仅是赋，更与《类聚》所收的《寡妇赋》是同一篇作品的两个残片。

需要补充的是，《类聚》在编纂时，对原文多有删削截取。欧阳询在《序》中就已表明要“弃其浮杂，删其冗长”[1]27。逯钦立在校辑先唐诗时指出，“凡是辑自类书的，一般都是不完整的”[8]111，这一标准也大体适用于赋。换言之，凡类书中所收诗文，多属残断。因此，现存曹丕的《寡妇赋》并不完整。根据《类聚》的体例看，这两个片段本身很可能也是残缺的。

三

那么，其实本为《寡妇赋》又为什么会被题为《寡妇诗》呢？这一问题似当从《类聚》的编纂与流传角度思考。

首先，《类聚》在流传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讹误。如逯钦立在《〈古诗纪〉补正叙例》便指出：“《艺文类聚》多有窜乱。”[8]111汪绍楹在《校艺文类聚序》中也认为：“在本书每三百多字当中，就可能有一处脱讹倒错。这还是就所能校出来说，实际上它的讹错，当然还不止此。”[1]19《寡妇赋》被误题为《寡妇诗》，或与此有关。

不过，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更重要的原因还应当从类书本身的性质中去寻找。类书编纂主要是为了作者积累辞藻服务的，因此，类书编者往往是根据需要截取文字，尽量减缩无关紧要的信息，甚至直接删去与所收门类无关的内容。与此同时，他们还往往会另拟标题、改写序文。由于这些操作都未必严格，其中某些地方在今天看来就属于错误了。误题文体便是其中的一类。如《类聚》卷六十九有班固《竹扇诗》，实际就是赋，亦见于《古文苑》卷二、《文选补遗》卷二十一，便题为《竹扇赋》①。而且这类现象也不限于《类聚》，唐初类书中时有此弊。如《初学记》卷十四载有曹植的《髑髅诗》的片段，诗云：“牢落冥漠，与道相驱。隐然长寝，乐无是踰。”[9]358《北堂书钞》卷九十二所收相同。但类似的语句亦见于曹植的《髑髅说》，其文云：“寥落冥漠，与道相拘。偃然长寝，乐莫是踰。”[10]171虽然文字小有不同，但可以肯定是同一篇文章，而综合全篇来看，显然是说体而非诗体。骆玉明、陈尚君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补遗》中补入班固的《竹扇诗》与曹植的《髑髅诗》，便是受到了类书的误导[11]。可能唐人在编纂类书时关注的重点仍在文辞华藻，因此在这类文体标注上出现失误，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误题具体的原因，目前只能作些猜测。我怀疑“为作此诗”之语为编者所加。不妨再以潘岳的《寡妇赋》作一参考。此赋之序共106字，但在《类聚》卷三十四则变为“乐安任子咸者，予少而欢焉，不幸弱冠而终，其妻又吾姨也，故作斯赋”[1]603，只有27字，删去了约四分之三，而且“故作斯赋”四字，并不见于原序，当为编者循例所加。因此，将同一赋序作出不同的删削节略，乃至将“赋”改为“诗”，有可能出现在编者的环节。当然，还有可能是此篇传抄时已有异文，编者据其所见、沿而不察，因此分置两处。不过，当时诸本均已不存，其间原因已难详考了。

四

在解决了曹丕《寡妇诗》的文体问题之后，再来看曹植的《寡妇诗》。

其诗见于《文选》卷二十三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李善注。谢灵运诗“徂谢易永久，松柏森已行”，李善注云：“曹植《寡妇诗》曰：‘高坟郁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6]1094

上文已经提及，曹植《寡妇诗》的文体性质存在争议，或认为是诗，或认为是赋。如胡克家《考异》：“陈(景云)云：‘诗，赋误。’是也。各本皆误。”[6]1096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卷二《注引群书目录》，在曹植名下，则既列有《寡妇诗》，又列有《寡妇赋》，孙志祖在《寡妇诗》一则下加按语说：“此是赋，非诗，见后赋类。”[12]45可见陈、胡、孙三人都认为是赋。只有梁章钜比较谨慎，《文选旁证》卷二十一云：“陈校‘诗’改‘赋’。案张溥所编《陈思王集》无此赋，亦无此诗。《魏文帝集》有《寡妇赋》，别有《寡妇诗》，亦见《艺文类聚》。此注所引当是陈思王同作，然难定其是赋是诗矣。”[13]577陆侃如在《中古文学系年》中也留意于此，但未有按断[14]387。由于这一问题悬而未决，导致这两句既见收于《全三国文》卷十三，也见收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七。

细察梁氏之意，问题的症结是，由于曹丕也有同一文体并称为“诗”的作品，使得曹植之作究竟是诗还是赋，难以论定。因为说它是诗，可以举曹丕《寡妇诗》作参照，说它是赋，也可以举一系列《寡妇赋》来印证。换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曹丕的《寡妇诗》，而上文推断曹丕的《寡妇诗》实为《寡妇赋》，那么，曹植《寡妇诗》的文体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由于这一残句同样是“□□□兮□□”式，所以应当也是赋。其致误之由，可能是因为此条之上李善注引了“《毛诗》曰：‘我行永久’”[6]1094一句，故而涉上之“诗”字而讹。如此一来，曹植的作品也可以定为《寡妇赋》，与曹丕《寡妇赋》属于同题共作的作品。其创作时间，陆侃如先生系于建安十七年(212)，并认为“疑亦指阮瑀妻”[14]389，甚是。

可以补充的是，建安以来，虽然同题共作的情形屡见不鲜，如王粲、曹丕、曹植都作有《迷迭赋》《车渠椀赋》《出妇赋》《槐树赋》，曹植、王粲、刘桢、陈琳、应瑒都有《公宴诗》，曹丕、曹植都有《代刘勋妻王氏杂诗》等等[3]44-47。但此时并没有将同一题目，既作一诗又作一赋的情形，更没有同题共作一诗、一赋的例证。一诗一赋相配合，现存较早的例子，要属西晋潘岳的《悼亡诗》与《悼亡赋》，但总的来说，仍十分少见。类似情况要到南朝之后，才比较普遍。例如沈约既有《咏雪诗》《咏梧桐诗》《反舌诗》，又有《雪赋》《梧桐赋》《反舌赋》，庾信有《镜诗》，又有《镜赋》。如果认为《寡妇诗》《寡妇赋》属于同时创作，与文学史发展的进程似乎也存在龃龉。而且从后世文献看，也只见到当时共作《寡妇赋》的记载，如潘岳《寡妇赋序》“阮瑀既没，魏文悼之，并命知旧作寡妇之赋”[3]735云云，并不曾提及尚有《寡妇诗》。这也可以作为推断《寡妇诗》当为《寡妇赋》的一个旁证。

综上所述，曹丕、曹植的《寡妇诗》似均应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剔除，而改题为《寡妇赋》，曹丕的《寡妇诗》还应补入《全三国文》中其所作《寡妇赋》之下。它们似都是建安十七年同题共作的赋体文学作品，不宜据此说明当时诗、赋之间边界模糊。这也启示我们，要判断某一作品的文体，不能盲目信从文献、特别是类书的记载，在有疑问时，还必须从多方面加以考量。

注释：

①《古文苑》有两本，一为九卷本，一为宋章樵注卷二十一卷本，前者更近原貌。关于此赋标点，多有疑难。参见：杨琳《古典文献及其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李浩《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但两家标点仍多疑问，似以存疑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