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6)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局面发生了彻底变化。对当代中国人而言，其意义极其深远。它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的文化、心态、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受改革开放政策影响发生了何种流变，一直缺少成体系的简明概括，甚至产生“大众文化从本质上说是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兴起后的产物”[1]的误解，似乎在市场经济之前没有大众文化似的。其实，大众文化一直存在，只不过其存在的形态不同而已。即使是“文革”时期，大众仍然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不但有印量极大的流行小说，而且有人尽皆知的“样板戏”，等等。从改革开放起，大众的文化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流行小说的品种、主题、情感取向都发生了数次重大的变化。从大众文化的这些变化中，可以清晰地窥见国家政策的变化，也可以清晰描述政治经济剧变在人的心灵上刻下的深深痕迹。通过流行小说主题、情绪这个窗口，可以总结出40年来中国大众文化的整体走向，为中国精神、中国文化的当代发展清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

一 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与大众文化中自由主义的勃兴

20世纪80年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转折阶段。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看作从革命思想转向以自由为标志的现代思想的时期。流行小说类型以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为主流，以现实、历史题材小说为补充。大众文化以向往、追求自由为主要特色，其中充溢着英雄主义情绪。武侠小说表达了对身体(生存与安全)自由的渴望，言情小说表达了对情感自由的向往，现实主义流行小说表达了对个人价值实现的自由的追求，历史题材流行小说表达了对思想自由的诉求。

武侠小说以金庸、梁羽生、古龙为代表，以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侠义精神为特点，以武侠竞技、正义追求、自由思想、想象力拓展为鲜明标记，彰显了80年代流行文化以“自由”为核心精神追求的特点。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主义以个人英雄主义为主，这与之前20多年小说中的集体英雄主义拉开了距离。武侠小说用武的精神象征身体自由，用侠的精神象征道德自由，用小说的纯虚构性象征精神和想象力自由，建构起一个绝对自由的叙事王国。

言情小说以琼瑶、李碧华、亦舒为代表，是80年代流行文化追求自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不过它更加注重个性、爱情、婚姻、情感的自由，远离政治与经济，回到爱情本身，表现纯洁的情感，其中不乏忧郁、浪漫、伤感、悲情、古典的韵味。言情小说回归大众文化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意味着个人化的情感成为人们可以自由讨论、追求的对象，从而将大众文化从宏大的国家社会层面拉回到个人的精神空间层面。80年代的言情小说中最突出的情绪特征是忧郁，象征人重回个体精神家园时的伤感。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大家，都来自港台，完成了对内地和大陆大众文化的自由主义启蒙。

80年代的流行小说还通过个性解放、灵肉矛盾、环境变化、个人奋斗、个人价值、历史反思、历史怀旧等方式，突出这个年代对自由的向往、追求和沉思。现实题材的小说突出了“求变”的渴望，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急于改变现实的迫切心态。《浮躁》《平凡的世界》等小说相继流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也都销量不菲。新的经济环境到来了，文化环境需要跟上改革的步伐，这造成80年代在改革方面的急功近利的心态，出现了一种“浮躁”的社会情绪。

本阶段也有主旋律小说，但是几乎没有一部主旋律小说能够再如之前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那样占有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50—70年代的主旋律小说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80年代的主旋律小说是表现改革开放的改革小说。而通常意义上的最有名的改革小说，比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柯云路的《新星》等等，并不广为大众所熟知。后来反抗主旋律的现代派文学，也并没有生产出几部流行小说来，甚至包括更后来的新写实小说。

在80年代，通俗小说意味着自由，主旋律小说意味着不自由，所以才会出现对主旋律小说的抵制和偏见。在之前几十年的文艺思潮中，一直存在关于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争论。在现代文学阶段，这一争论的顶峰，是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与讨论。50年代，胡风被批判为反革命集团，自由主义被彻底清除出文艺界。之后近二十余年的文艺思想，就再不见自由主义的影子。80年代思想解放，文艺复苏，自由主义便公开地、隐秘地成为这个年代的思想主潮。在公开的层面，自由主义仍然处于讨论阶段，仍然在积极争取合法地位，而在隐秘的层面，自由主义已经通过通俗小说占领了文学界的主要阵地。即使自由主义在学理的层面仍然不被视为正确或主流，文化已经转变为自由主义的文化了。在80年代的广播中，经常可以听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宏亮的声音，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当时政府必须正面面对的意识形态。在研究领域，自由主义西化思潮成为80年代思想领域内的显著标志性力量。80年代的流行文化主流，正是在思想文化专制的十年动乱之后人被压抑的诉求的集中爆发和表现，对自由的追求，在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展开。

社会出现这样一种文化转变，与中产阶级的逐渐崛起是分不开的。根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中国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自1987年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78年到1999年，“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在逐步缩小”，“社会中间层已经出现，并且在不断壮大”[2]31。随着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和农民阶层的不断缩小，大众读者群的审美趣味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上文提到的调查报告中，农业劳动者在各年代所占比重是：1952年84.21%，1978年67.41%，1988年55.84%，1999年44%。经过50年发展，农业人口减少了40个百分点，而1978年之后的变化又极为迅速。社会阶层变化导致的结果是读者结构的变化。由于迅速变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并不一定迅速体现为读者拥有文化差异，所以新兴的流行文化接受者中包含了众多刚刚从农民身份转变而来的中产阶级，农民对通俗文学的固有偏爱会使通俗文学更具有市场。另一方面，由于中产阶级的壮大，人口的流动性也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流动的条件是自由，没有自由也就不会有人的流动。同时，流动性又会增强人对自由的需求，因为流动性使人的眼界开阔，产生更多的自我意识和个体需求，而不能跟上人的发展的制度设计可能会使人产生压抑感，这就使得文学作品中的自由精神成为一个疏解压力的方式。另外，由于中产阶级构成了小说读者群的大多数(数量较大，有时间、有阅读能力，等等)，因此一个时代的流行小说往往是由当时的中产阶级决定的，他们的选择影响和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文化的总体走向。80年代的流行小说说明，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有了更多的精神自由的诉求，而80年代的政治文化环境也给予他们更多表达诉求的可能性。

二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与趣味主义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文学的形态，从根本上说是由市场经济体制、政治形态决定的。90年代是文化走向多元化的时期。市场经济供给制开始影响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给流行小说提供了更宽广的舞台和更多的可能性。90年代的流行文化的总体倾向，是如何在比较自由的文化环境中去获得更多的个人幸福，如何把生活变得更加有趣。因此，90年代多元文化形态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的：趣味。

喜剧反讽型流行小说提倡用幽默、轻松的态度对待生活，可以看作对待生活、精神、社会的趣味，以《围城》热、王朔热、王小波热为典型代表。轻松幽默的生活态度之中，包含了对生活的沉思、对社会的批判、对丑恶的戏谑，人物大多玩世不恭、眼光敏锐犀利、思想深沉。人物在嘲弄社会的同时，也进行自我嘲弄，反思社会的同时，也进行自我反思，使批判显得含蓄而深刻。

情欲型流行小说可以看作是对待身体的趣味，以《废都》《白鹿原》以及陈染、林白、皮皮、张抗抗等一大批女性作家的作品为代表。身体被看作承载欲望的载体，因此对身体及欲望的叙述就成为获得趣味的手段。曾经欲望被禁止，现在欲望被解放，但是解放之后的欲望需要寻找地方安放，以使其不致显得枯燥乏味。因此，以身体叙述为主的情欲型小说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流行小说品种。在这类小说中，激情、放纵、释放、私人、性、隐私、沉沦、颓废、本能、狂欢等主题或情绪成为重要表现手段。90年代也有纯情小说或爱情小说，可以将其看作对待爱情的趣味。谈恋爱要有优雅的方式或传奇的色彩，恋爱的对象要有丰富的、不同的个性，恋爱方式也要富于变化，才能让这一主题更具吸引力。

历史小说的写法分成几类：一类是重述，比如二月河和唐明浩；一类是戏说，比如《戏说乾隆》；一类是反思，比如阿来、苏童、莫言、霍达的作品；一类是怀旧，比如《孽债》《年轮》《上海的风花雪月》。不论哪一种书写历史的方式，都不再用传统的看待历史的视角切入，也是为了使历史叙述变得有趣。历史小说重新认识纪实与虚构的关系，看重野史，也注重生活化的还原，态度中立，给历史人物以不同于定势思维的评价，帝王、将相成为重述的重点，诸多历史定论被颠覆。戏说的历史几乎是纯趣味的历史叙述，不再考虑历史真实，以非常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追求娱乐性、收视率、轻松化、喜剧化。反思的历史追求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对历史的探索向深度进行，但是由于与传统历史观的错位，也使历史变得有趣而丰富。怀旧型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去掉历史中的痛苦记忆，在曾经的苦难中去发现其中值得回忆的东西，也是经过历史沉潜之后的趣味发现。被书写最多的知青怀旧和上海怀旧，都是将记忆中的历史加工成令人回味的有趣故事。现实题材的小说，变化多端，校园中的青春开始被叙述，波澜起伏而又令人向往。

乡村题材小说多涉苦难，但是被讲述得妙趣横生。都市题材小说以揭秘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主：官场腐败、商海搏杀、异国生活、都市情感成为主要题材。无论哪种题材，都以趣味为主要审美追求。因为只有做到有趣、惊异、新颖，才能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取得市场份额，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相互影响作用是很大的，但是，相互影响有个层级，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政治影响经济、经济影响文化，而反过来影响的作用力要小一些。也就是说，文化受政治与经济的影响更多，而反过来影响前二者的力量在短期内很有限。政治的影响表现在许可度方面，经济的影响表现在人们生活方式方面，政治经济体制总体影响了生活形态，从而也就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形态和心态，这是造成流行小说变化的根本原因。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不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也改变了文学的运作机制，小说的写作、出版、发行等一系列生产过程也被推给了市场。

首先是作家市场化。作家协会体制改革始于80年代末期，90年代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体制改革。1992年12月在厦门召开全国作协文艺体制改革研讨会，探讨了改革的方式[3]。以北京市为例，1986年开始实行合同作家制度，后经过一系列改革，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四种合同制作家模式，而且驻会合同制作家很快退出历史舞台，以前的有事业编制的作家模式逐渐被废除，“有效地打破了作家职业终身制”[4]。在作家被推入市场之后，作家的生存方式也就发生了改变，文学不能再以政治为中心，作家为了生存而必须把目光投向市场，关注普通大众的兴趣爱好。在90年代，作协的合同制作家和自由写作的知识分子作家都在文学领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多数作家不是因为身在作家协会才不得不写作，而是因为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而被作协吸收。

其次是刊物和出版的市场化。虽然新闻出版部门仍然没有放松对出版业的监管力度，但是出版社的经营却被逐步市场化，自负盈亏，同时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民营出版策划机构。到21世纪初叶，“民营出版策划业已经占据了中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5]162。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出版社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单位，让其靠自身的运作生存发展。这种模式迫使出版社以市场化的方式对待书籍出版，从而让出版社也有更多的责任与动力去经营、推广他们的产品。例如春风文艺出版社策划的“布老虎丛书”就是典型的市场化运作的结果。期刊也面临着与出版社同样的情况。到21世纪初，除学术期刊之外的其他非时政类期刊基本上完成了改制，部分学术期刊也在改制之后实行市场化经营，甚至出现了靠收取版面费维持运转的局面。

第三是发行方式的市场化。在80年代，小说出版之后，主要靠小说本身的质量和大众的口耳相传被推广，出版社没有营销压力。市场化之后，就需要有更加强有力的宣传、营销手段来助推。有了好的小说而没有营销手段配合，往往不能让小说流行起来，所以很多小说家都选择了运用一定的营销策略和手段来加大小说的影响力。例如余华的小说，都是在南海出版社的成功运作之下流行起来的。90年代更多的流行小说作家选择了与影视联姻，小说靠影视带红，或者创作小说之时就已经按照影视的要求来写。没有电视剧《围城》，小说《围城》能否在90年代流行无法重估。在90年代的流行小说中，没有被影视改编的数量有限。排位靠前的，几乎全部都有被改编的经历。营销运作的第二个重点是宣传，“出版社的广告宣传是出版社经营活动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市场经济下出版社的生存发展所产生的必然要求”[6]571。1980年以后，出版社图书发行成为一种工作要求，从1990年开始迅速发展，出版社的生存之道，不再是新华书店统购统销，而是要靠出版社自己去推销经营。因此，为了经济效益，各出版社就会争相做出宣传攻势，发行与广告宣传互相配合。没有宣传，很多优秀的小说都将难于进入读者的视野。

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是否就意味着读者有了更加自由的选择？是否说明整个时代的阅读风尚更加切近读者本真的文化心态？在改革开放之前，政治高压使读者的阅读选项匮乏；改革开放之后，选项增多，读者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市场经济体制实行之后，读者看起来似乎可以全凭阅读兴趣。事实未必全是如此。如果说在政治高压时代，阅读兴趣被政治左右，那么在市场经济时代，阅读兴趣就被市场左右了。铺天盖地的宣传可以改变人的心态，让我们并不知晓的东西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阅读的兴趣事实上是顺着市场这只无形的巨手在行动。

受市场控制的90年代流行小说，呈现出的形态是丰富而多元的。只要题材有趣，运作得当，任何题材的小说都有可能畅销，因此90年代的小说类型就比前几个时期多得多。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市场是种新的体制，这只无形的手可能左右读者的选择，但是读者仍然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他们的选择也反过来形成了市场机制。“在图书的商品化发展过程中，畅销书市场机制的建立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它反过来也推动着读者个体阅读与社会性阅读的结合”[7]155。在市场体制之中，读者、作者与市场三者之间保持了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没有谁能起主导作用。因此，市场经济体制为流行小说创造了非常良性的互动空间。

市场经济体制不但为流行小说的运作创造了市场空间，而且使题材涉及市场与经济的小说成为一个新兴的流行小说品种，财经小说的崛起就是典型的例子。不仅如此，名人写传记，以名气换金钱的畅销书案例也层出不穷。市场经济使图书市场焕发出了青春，仿佛获得了新的生命，这造成21世纪初期青春小说异常抢手的状况，仿佛图书市场的青春期总得有个人的青春期来遥相呼应。

三 新世纪初期：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与大众文化的青春气息

新世纪初期的流行小说充满青春气息，青春与幻想成为流行小说最重要的主题与题材。20世纪90年代的某些题材和情绪在新世纪仍有延续，但是新世纪文化又以其鲜明的青春特色与之相异。新媒介时代和消费时代的到来给新世纪流行小说最大的影响，80后、90后读者群的崛起左右着新世纪流行文化的主流走向。

流行小说作家年轻化、题材青春化、读者低龄化等因素使青春小说几乎占据了流行小说的半壁江山。郭敬明、蔡智恒、曾炜、解嬿嬿、何员外、饶雪漫、落落、孙睿、明晓溪、七堇年、韩寒、安妮宝贝、笛安、王文华、艾米等一大批青春小说作家相继成名。个人的情绪状态、两性关系和谐、精神寄托、偶像崇拜、消费欲望、虚拟空间拓展、想象力解放等更加具体的人生问题成为新一代读者关心的主要问题，才情、真率、敏感、叛逆、忧郁、励志、纯情、温馨、小清新、青春疼痛、温暖情感、敏锐犀利、小资情调、职场奋斗、反思父辈、自我迷失等内容成为青春小说的主要着手点。

青春总是与梦想、幻想联系在一起，因此新世纪流行小说中，幻想型小说也成为主流。幻想小说求新、求奇、求异、求超常的想象力，远离现实世界，在纯虚构空间中进行想象力的漫游与历险。玄幻小说、盗墓小说、悬疑小说、穿越小说成为最受欢迎的品种，小说越写越长，电子游戏的许多元素进入该类小说之中，所以其中又充满着冒险精神、竞技元素、挑战性、意淫性，并伴随着想象力的开发、虚拟性的增加。

部落传奇类小说可以看作幻想型小说的变种或延展，以《狼图腾》《藏地密码》《藏獒》等为代表。这类小说也具有传奇性、异闻性、神秘性，不过它更强调文化精神的历史源头，从少数民族远古文化元素中汲取现实生活所缺少的精神资源，弘扬阳刚、忠诚、信用、野性、粗犷、团队、竞争、自由、勇敢、凶悍等民族文化品格。

现实题材小说多延续了90年代对现实的书写方式，官场、都市、乡村题材都有涉及，商战与职场题材小说异军突起，成为其中显眼的部分。写人生的小说越发深刻，对现实人生的思考向阴暗面、秘密面展开，对窥视、性、暴力、丑、变态、权力、羞耻、伦理等进行深度开掘。海岩的公安小说将案情侦破与言情小说结合在一起，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好题材。军事小说取代武侠小说成为竞技类小说的新宠。新型战争小说以突出个人英雄及其崇高品质为特征，读者对战争小说的新期待是阳刚、血性、韧性、正义、重情义、敢担当、不抛弃、不放弃、去政治化的特征。历史小说向家族化、唯美化、深刻化、中立化、心灵化的方向发展。

总的来讲，新世纪流行小说的各种类型，都打上了“新”、“青春”、“转变”的烙印，题材类型丰富，每种类型都有不同的读者群体，而大多数群体都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社会与历史，表现了新一代中国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改造传统、执着于梦想的精神面貌。

新世纪流行文化已经很难用一个主题词汇概括，因为新世纪的流行文化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表现得更多元、更复杂。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持续深入带来的更大自由，促使想象力进一步发展；二是80后出生的新生代读者群的崛起，他们左右着阅读市场的很大一部分份额，而这又与中国的生育高峰有很直接的关系。

中国受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条件影响，出现了三次生育高峰。第一次是1949年至1958年，造成这次生育高峰的主要原因是医疗卫生的改善和分配政策的革命；第二次生育高峰是在1962年至1975年，这次属于补偿性生育；第三次生育高峰是1986年至1990年代初期，这次生育高峰是1962年至1975年生育高峰的反馈，因为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正好进入生育年龄[8]247-252。新世纪最初十年，正好是第三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进入青年期的阶段，他们的兴趣爱好直接左右着流行文学的主流方向。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少年阶段正好经历市场经济转型期。这一代人从小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成长环境与70年代、8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很不相同。一是没有饥饿记忆与饥饿体验，二是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他们再也没有了兄弟姐妹的亲情，三是他们成长于一个多元文化环境，四是传媒时代让他们比前辈们更容易获得海量的信息，五是消费时代彻底改变了他们对待物质生活的态度。这个群体非常庞大，他们不但左右了中国的教育规模，其力量也足以左右流行小说的市场走向。由于青年一代成为阅读的主力，而且这个群体的比例很大，他们就成为青春小说的重要助推力。读者群青春化的趋势加剧了“嫩”文化的流行。在现实生活中，“扮嫩族”越来越多，流行歌曲也存在不少“嫩主义”的歌曲。在小说中，大龄作家也不愿意向“成熟”靠近，倾向于简单化、重复化、情绪化的叙述方式。

影响新世纪流行小说的第二个重要元素是网络的普及。网络普及是一次更为彻底的“开放”，它使中国人的认知渠道、认知水平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每一次媒介的革命，必然导致文学的革命。麦克卢汉有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媒介是人的延伸，这就意味着媒介的革命会转化成关于人的身体和心灵的革命。加拿大学者洛根认为，由麦克卢汉的这一假说可以推导出另一个假设：“一种新媒介是一种旧媒介的延伸，由此递推，新媒介就是延伸的延伸。”[9]72这个理解很有意思，延伸的延伸就意味着“虚化的虚化”。新媒介导致的结果，可能就是人变得越来越虚拟，也就是人越来越纯符号化。所以，新世纪流行小说中现实主义小说越来越少，小说变得“越来越玄”，奇幻、玄幻等各类幻想型文学在全世界兴盛流行。

现代影像技术的高度发展，使一切可以被想象的世界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变成可视的影像，反过来又帮助了想象力的解放与发展。想象世界的影像化，导致一个我们不可忽视的现实：虚拟世界逐渐变成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玩电子游戏可能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玄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可能被做成各种工艺品，变成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有些“新新人类”，干脆按照网络虚构的生活方式生活，从服饰、打扮、饮食，到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兴趣爱好，都按虚构世界中的方式改变。新世纪还出现了一种不参与现实生活的“宅男”“宅女”，他们是一种只愿意生活在网络世界之中的特殊人群。在他们的世界中，网络几乎就是生活的全部，网络已经变成了一种另类的“现实”。从这个角度看，网络确实不仅改变了传播方式，而且改变了人本身。刘茂华认为，“网络文学的冲击不仅是创作形式的改变，更是一个价值观爆炸的‘引信装置’”[10]292。还不仅如此，网络改变的，可能会是人的全部。金振邦认为，“新媒介是一种最富活力和潜力的变革性力量，是世界发生重大变迁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也是文学世纪转型的最根本原因”[11]54。媒介改变了生活和思想方式，当然也就改变了依赖人而存在的文学和文化。这导致的结果，是新世纪的小说越来越虚，越来越玄，小说背景离实在世界越来越远。

新媒介带来的第二个变化，是从写作到阅读之间的传播越来越快。新媒介没有出版周期，不需要审稿，不需要发行机构，传播是即时性的，而且作者可以即时收到读者的反馈信息，因此写作的互动性就更强。读者甚至可以通过直接与作者对话参与创作，因此就使得写作越来越像集体成果。由于读者互动性的增强，也更容易让作者明白读者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作品，便于对写作进行调整，因此作品也就比传统方法创作出来的作品能够获得更大的接受群体。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小说市场中，新世纪的成功作品为什么能够获得比传统文学大得多的销售业绩，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印数，出版社为何敢于毫不犹豫地开机印刷。

影响新世纪文化的第三个要素是消费时代的到来。消费时代是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直接可见成果。中国仅仅花了20多年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需要近百年才完成的经济发展，让国人在最短的时间内享受到了现代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式。

消费时代最重要的特点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符号消费成为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维布伦将消费社会中的其中一种消费称为“夸示性消费”，夸示性消费是从准和平时代开始就存在的，“以夸耀的方式消费贵重物品，是有闲绅士博取名望的一种手段”[12]8。夸示性消费和有闲能够为消费者赢取名誉，原因是消费中包含了浪费。从这个意义上讲，消费社会的文化特点，也就不再是文字的节省和精炼，而是文字的铺张与浪费，用很漫长的叙述，去讲述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意义。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新世纪有不少读者喜欢看极为漫长的韩剧，喜欢读一部动不动就连载数年的网络小说。有些人还喜欢看分成了若干季、每一季又包含若干集的美剧，例如分为四季81集的《越狱》，或者更为漫长的日本动画片《名侦探柯南》。该剧从1996年开始，至今已出775集，而且还在更新。新世纪许多小说，都是连续出版数集，而且越往后面走越受追捧。《哈利·波特》出了七集，《盗墓笔记》出了九本，蔡骏《天机》出了四季。只要有读者，网络小说有越写越长的趋势。这种极长的长篇不但没有使读者疲劳，反而受到高度赞扬。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夸示性消费”。因为写作者和阅读者都通过这种漫长的写作和阅读“夸示”了他们“有闲”，尽管漫长的文本并不能提供比简短文本更多的意义。符号的浪费和时间的浪费成为消费时代文化的显著特征。

影响新世纪流行文化的第四个因素是国际化趋势的增强，这是“开放”本义的实现。新世纪多个流行文学品种与外国文学的影响有关。《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与幻想小说，村上春树、可爱陶与青春小说，日韩剧与大陆偶像剧，都可以发现相应的联系。这个影响赋予了新世纪流行小说国际化的特征。中国流行文化缩短了与国际时尚之间的距离，让中国的流行文化跟上了发达国家的流行时尚的步伐。

新世纪流行文化的第五个特点是多元化。这使中国的整个大众文化体系更具有包容性。多元化的主要表现之一是许多亚文化群的出现和崛起。亚文化群是指主流文化之外的个别群体构成的文化群落，可能源自种族、性别、年龄、兴趣、性取向等等。新世纪以来，亚文化群非常多。仅以“起点中文网”为例，同样是网络小说，就分为玄幻·奇幻、武侠·仙侠、都市·职业、历史·军事、游戏·竞技、科幻·灵异、同人·潜力、女生等种类，其中还有小类，例如青春小说、穿越小说等。一般来说，很多读者都有不同的类型偏好，于是就形成不同的亚文化群。如果某一个类型的小说聚集了足够多的读者，形成一个超级大的亚文化群，那么这个小说类型就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流行文学品种。事实上，我们可以把新世纪流行的青春小说、玄幻小说、盗墓小说、穿越小说、悬疑小说、军事小说等都看作其中一个亚文化群的崛起。我们几乎无法预料下一个文学热点会是什么，但是可以预料的是，它一定来自某一个亚文化群。

第六个特点是游戏化倾向。进入新世纪以来，游戏产业发展极为迅速。这也是一个世界趋势，说明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果，超越了初期以工业、农业为支柱产业的阶段。2007年，美国电子游戏产业收入达到95亿美元，2008年为117亿美元，2011年达到250亿美元[13]130。根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发布的《2013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的资料，2013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831.7亿元人民币[14]200。这一行业卷入人员众多，影响力不容小觑。电子游戏的迅速发展，不但使这个产业的从业人员达到几百万人，而且吸引了数亿玩家，电子游戏成为一种最重要的游戏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电子游戏的特点包括：有变化的重复、挑战性、虚拟性、延续性等。这些特点逐渐渗透进新世纪的一些流行网络小说之中：同一题材下的故事大同小异，结构模式类似，情节不同；小说大多会设置悬念，读者往往猜不中结局，具有挑战性；远离现实世界，具有虚拟性，使新世纪流行小说有越来越远离现实的倾向；小说经过长时间的连载，每天更新一节，类似电子游戏的闯关。闯关性特点使小说阅读变成一种不能一次完成的活动，小说越写越长。新世纪的生活节奏、思维节奏、信息传播、产品更新、思想文化更新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但是在文学阅读方面的节奏却有变慢的趋势。小说越写越长，网络小说连载时间也越来越长，因此对阅读耐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可能现实生活的快节奏，恰恰需要文学世界的慢节奏来予以综合。

上述几个特点不能概括所有的新世纪流行小说，但是它至少表明了一种趋势，新世纪流行小说与20世纪的流行小说的不同，不仅仅是主题、情绪的不同，而且是从形式到内容的彻底不同。新世纪流行文学，以全新的面貌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改革开放40年来，大众文化经历了从自由主义到趣味主义再到青春主义、消费主义的变化。这反映出改革开放政策解放大众生活的伟大成就。不论是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大众都经历了从相对不自由到自由，再到个性趣味追求，再到物质、精神的极大丰富和冗余，激发起青春激情和想象力大爆发的历史。从这一点观察，改革开放政策，解放的就不仅是生产力，而且实现了当代中国“人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