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孜州”）是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孜州”）是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也是扶贫攻坚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主战场。其人口稀少，植被稀疏，劳动力短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由于该地是高原山地气候，且是我国第二大藏区，有着十分丰富的藏族民俗文化资源和自然风光资源，因此充分利用该地区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不仅可以持续增加当地居民收入，摆脱贫困，而且还可以提高全州的经济水平。

一、甘孜州旅游资源开发优势分析

甘孜州位于四川省西部，康藏高原东南方向，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民族的地级行政区。其境内有着丰富的水力资源与地热资源，高山湖泊相间，名贵中草药品种和珍稀野生动物较多。近代以来，也是中国红军长征的途径地，留下了宝贵的红色文化。其资源优势大概分为以下几点：

（一）旅游资源种类丰富，且品位高

甘孜州全州面积约15.3万平方公里，分布着6个A级景区，5个风景名胜区，5个森林公园及2个地质公园，21个自然保护区更是位居全省之首。被誉为“蜀山之王”的贡嘎雪山，其东坡是世界罕见的低海拔冰川—海螺沟冰川。康定情歌风景区，以高山湖泊、激流飞瀑、天然温泉、草甸草原为特色，极具原始美、自然美和幽静美。这些自然风景区相对于城市的景区具有稀缺性的特点，且不可复制，所以旅游价值更高。底蕴深厚的康巴文化，多彩绚丽的手工服饰，以及民风淳朴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其代表丹巴美人谷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之首，使甘孜州成为全国旅游的一大特色。

（二）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相对集中

甘孜州旅游资源多集中于东部、南部、北部，可将全州划分为三个片区。分别为以贡嘎山为中心的东部旅游片区、以香格里拉生态旅游为核心的南部旅游区、以康藏风情和藏传佛教文化为主体的北部旅游片区。[1]每个片区旅游体验风格不同，东部以康定城为依托，贡嘎山和跑马山为辐射，泸定桥红色旅游为创新点，形成北部局域旅游增长核心。而南部则以生态旅游为特色，由于地理位置较为偏僻，该景区的生态系统和生物种群以及地质地貌都还保持着较为原始的状态，稻城亚丁便是我国著名的生态旅游景点。北部旅游片区川藏公路途径片区，以色达县为代表，沿路以宗教文化、民俗民宿体验为主，旅游驻足消费性强。

（三）甘孜州旅游资源开发具有后发优势

甘孜州经济、交通、医疗各方面发展相对落后，根据后发优势理论认为，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技术引进与模仿、制度的学习与模仿上。[2]在旅游开发时，可以借鉴其他成熟旅游地区的开发技术和经验。在我国甘孜州地区的旅游业具有起步较晚，历史短、规模小的特点。因此，在进行旅游开发时，可以直接吸取其他地方现有的先进经验与技术，通过向旅游发达的地区学习、比较、借鉴，用比较低的成本获得目前最好的开发技术和管理方法。抓住机遇缩短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节约宝贵时间实现跨越式发展，后来居上。

二、甘孜州旅游扶贫面临的困难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通过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如 《四川省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四川省贫困村旅游扶贫试点工作方案》等文件的颁布，甘孜州的旅游扶贫项目得到了大力发展，充分发挥了当地的自然观光资源优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在该区域的旅游扶贫工作中仍然表现乏力，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主要表现为：

（一）旅游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发展空间受限

贫困地区地理位置相对较偏，交通闭塞，自然景观受外界干扰小，正是因为这样，贫困地区也是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甘孜州属于高原山地气候，江河湖泊众多，其旅游产品多以湖泊(木格措、党岭葫芦海、莲花湖）、雪山（贡嘎山、仙乃日、央迈勇）观光型为主，这些景区在该区域的替代性强。巴尼（Barney,1991)提出了一个资源理论模型，他认为如果资源具备了异质性和不可流动性特征，那么这样的资源是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替代的，这样的资源让组织具有了可持续的竞争优势。[3]单一的旅游项目往往消费少，旅游附加值不高，使得游客停留时间不长，景区发展缺乏后劲。

（二）环境承载能力低，忽视了可持续发展

旅游活动是一种消费型活动，在此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固体废弃物，例如一次性餐具、包装塑料、果皮、粪便、汽车尾气等，这些污染物很难外运。当这些污染超过景区自净能力时，便会影响动植物生长，破坏原有景观。而甘孜州过去以低层次的粗放型开发为主，功能区分不合理，容量控制不合理、加之本地区高寒缺氧，植被稀疏等原因造成了景区生态功能退化，环境污染。

（三）扶贫受益范围小，贫困人口参与性低

民族地区财力有限，基础设施建设仅仅只局限于景区内部和附近，很难做到大范围覆盖，真正深度贫困人口土地面积较少，缺乏资本来改善自己住房条件，接待条件还不完善。而贫困人口自身经营能力缺乏，只能把住房出租给企业来获取少量租金，没有正式参与到旅游行业中来，与旅游业的互动不足。所以旅游的正效应更多地被占有一定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本的人所享有，贫困的村民仍然不能从旅游发展中受益，四川藏区被调查社区中旅游未受益的家庭（家庭总收入中旅游收入所占比重低于20%）多为贫困家庭，收入相对较低。[4]

（四）资金匮乏，社会资本引入不足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最需要的就是大量资金的注入，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在区位和资源方面先天不足，使得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依靠内源累积资金发展对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限，所以需要外部资金的注入。[5]旅游业不仅需要对已开发的资源投入资金去维护，还需要不断开发新产品，延长旅游产业链条，挖掘更多的旅游产业附加值。一方面，民族地区旅游景区多为政府投资型，政府把资金更多的投入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景区内部的完善与可持续发展建设乏力，对社会的招商引资，吸纳更多的民营企业到甘孜州来投资旅游的项目短缺。另一方面，民族地区自然灾害频发，民间私企对未来预期盈利持有怀疑态度，参与景区开发畏手畏脚。

（五）旅游项目与民族文化融合不佳

文化旅游的类型大概包括民俗、艺术、宗教、饮食、遗产和博物馆等。甘孜州是康巴文化的发祥地，涵盖了一系列如情歌文化、格萨尔文化、香巴拉文化、红色文化、宗教文化、其他民俗文化，基本每个月都有属于自己民族的节日。例如：康定情歌节（5月8日）、嘉绒藏族风情节（7月下旬）、“八一”国际赛马节（8月1日）、巴塘央勒节（9月10日）、香巴拉文化艺术节（10月初）等等，但这些民族节日只局限于本地区自己庆祝，没有将其看作是一种优势对外宣传，打造成特色的旅游产品。民族歌舞和体育活动，民族手工艺品制作旅游项目开发少，无法让游客更多地贴近当地文化。对于民族艺术品等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不够，表现在民族博物馆少，民族特色食品加工企业少等方面，很难从这些文化资源中获取利益，当地的旅游业收益还是主要来源于观光旅游。

三、政策建议

（一）创新发展模式，促进旅游产业纵向延伸和发挥比较优势

要在民族地区旅游业中大力开展“政府引导+企业投资+村民协助+公民组织”型旅游模式，[6]凭借政府行政权力和财力搭建旅游扶贫平台，制定相应优惠措施，吸引企业和社会团体加入到旅游开发中。不断优化市场扶贫政策，加大民族地区旅游宣传，把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提高旅游投资者和消费者对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认知度。积极开发旅游休闲度假景区，带动当地服务业和餐娱业的发展，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增加就业机会，形成高效多样的产业链条。

（二）加强资源保护与监管，建设可持续发展生态景区

各级环保部门和旅游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学习，树立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旅游开发中，自觉自主地贯彻环境保护这一基本国策，充分体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正内涵。完善旅游区法制建设，严格监管和制止新的生态环境破坏，使每个景区都有生态环境保护的规章、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大力加强旅游地内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污染的集中处理与排放，合理划定功能分区，做到区内游览，景区外生活的格局。

（三）提升贫困人口素质能力，赋予共享旅游收益的权利

鼓励少数民族地区兴办旅游职业技术院校，倡导校企合作，采取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子，为贫困家庭子女接受旅游职业教育提供特殊优惠政策。注重精神扶贫，提高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素质，帮助形成不等不靠，苦干实干，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的良好精神风貌。当地政府要激发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等社会精英力量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为贫困户设计适合他们自身情况的旅游产品，正确引导贫困人口自主创业或者参与到旅游产业链中来。

（四）引进多元主体参与建设，实现精准帮扶

充分发挥政府、旅游相关企业、相关科研单位以及社会组织的联动作用，拓宽融资渠道，强化多元投资主体。发挥国家投入的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运用政策杠杆，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旅游开发。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和国际组织参与旅游扶贫，加强对外交流，吸取国际先进经验，提高旅游扶贫效率，弥补政府主导的不足。对于民族地区资本进入旅游项目的门槛要适度降低，政府部门要为民族地区旅游行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结合现实情况实施具有针对性的财政和金融政策。